（一）
《周恩来早期文集》是天津市“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一个重点项目。
周恩来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这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他在天津的学习、生活和斗争中，留下了大量手稿和珍贵史料。他旅欧期间撰写的大量通讯和文稿，大部分也是在天津报刊发表的。
这部文集收入了迄今为止我们收集到的周恩来从一九一二年十月在小学时至一九二四年七月旅欧返国以前的全部文稿，包括中小学作文、文章、日记、通讯、书信、诗词、纪事、小说、演说、宣言、通告、启事、题志、章程等二百八十二篇。另有英、日译文各一篇，与别人共吟诗、联二篇以及经集体讨论可推断但还不能完全认定是他执笔写的文章一篇，共五篇，附录于后。
应当说明，周恩来这一时期的著作，肯定比本书收入的多得多，因为他先后主编或领导过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少年》、《赤光》等报刊，有时一期发表他的文章四五篇，个别期甚至多达八篇（如《赤光》第八期），但这些报刊大都佚散不全，例如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正式创刊至十二月十六日停刊的《学联报》，共出版一百几十期，至今仅发现十九期。因此他的许多著作，还有待今后进一步发掘。
本文集中的手稿绝大部分是国内外尚未公开发表的，有一部分文章虽在当时出版物上发表过，但新中国成立后尚未正式刊印。它为了解和研究周恩来的思想发展，研究他“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刻苦学习、追求真理、逐步由一个真诚的爱国者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提供了真实、准确可靠和比较完整的史料；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也有重要价值。
（二）
在编辑本书时，我们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存真。凡有手稿的都据手稿刊印。没有手稿的，尽可能根据最早的版本或善本。所收文稿绝大部分署有周恩来、恩来或他的别名、笔名（如翔宇、翔、飞飞、飞、伍豪、五等）。个别文章无署名的，我们经过认真仔细和多方面的考证，或经有关当事人证明，确认是他撰写的，方予收录。为保存文稿原貌，对确需校勘处理的错、漏、衍字，或语句不顺、语义不明的，都不径作改动，仍按原样刊印，而采用加符号或注释的办法订正、删正和补正。
二是求全。十多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内外搜集周恩来这一时期各种文体的著作，为使人们对他有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凡已搜集到的全部收入，而且今后将继续搜集，待有机会再版时补上。曾经有一种意见认为，周恩来早期文稿，有的观点或提法现在看来未必正确，个别观点甚至有错误，担心收入后影响伟人形象。我不赞成这种看法。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古今中外的一切伟人，都是人，不是神，都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一贯正确的。由于本书收录的是周恩来十四岁到二十六岁的著作，有的文章出现某些不正确的观点是难免的，对此我相信广大读者是会理解的。唯其如此，我们从这些文稿中才能真实全面地看清周恩来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看清一个伟人的成长，使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建立在客观、科学的可靠基础之上，使出版的文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三是实事求是。本书无论是确定编辑方针、拟定篇目、审核文稿，考证版本、校勘、注释等，均严格按照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力求用客观、科学的态度，处理编校工作中的一切问题。注文也力求平实，避免对历史人物主观地不适当地褒贬和粉饰虚夸现象。
（三）
本文集编校任务相当繁重。除认真校勘，保证文稿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外，尚有许多工作。
考证文稿写作时间。本书收入的绝大部分作文和许多书信手稿，无写作时间，或写作的年月日不全。我们下大力查阅有关原始档案资料，分析文稿内容；辨认字迹、墨色、纸质；拜访有关当事人等，试为考订。
文集中全部作文的教师批语和许多书信手稿，多系草书，其中很多草字难以辨认。我们通过查对各种草体字帖，分析文字内容，请教专家，反复辨认解决。
为方便读者，每篇著作都作题注，必要时再酌加简要注释。
在撰写有的注释时，参考了已出版的有关著作，运用了已有研究成果。
所据底本，绝大部分不分段、无标点或仅有旧式圈点，为便于阅读，根据文意，我们作了技术处理。另，原件是竖写直排，文中之“其文如左”、“右列之言”等，亦未改动，其中之“左”指下文，“右”指上文。
（四）
本书是在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室十多年来从国内外搜集和积累资料的基础上编纂的。其间曾得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的支持。法国学者巴斯蒂德教授一九七九年给我们寄来了周恩来二十年代旅欧时期的有关文献资料，海外及港台友好学者帮助我们搜集到珍贵的文献档案。文集中大量手稿和珍贵史料，是周恩来的同学、亲属、朋友及他们的后代，不畏艰险，在极困难的情况下珍藏了几十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献给国家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五二年在天津发现的，据说是周恩来一九二○年十一月旅欧之前寄存在其某同学家的一小箱子文物，由于我是发现这批文物的直接见证人，因此，将其情况披露于下。
一九五二年八月，天津市学联主席张济向市青委反映，听其中学同学柴平说，解放前他家里一直存放着一个小箱子，据说是周恩来的东西，柴表示愿将它交给组织处理。青委常委研究后要张济立即把箱子取来，张取来后交给我（当时我是青委秘书长），我开箱查看，里面有周恩来中学时的作文手稿，旅日日记手稿和一些照片，信件等。作文本的封面署有：
南开校中作文 一九二○，十，十
显然。这箱文物是周恩来旅欧前整理后寄存的。青委一些负责人传看后，决定就如何处理问题由我请示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于志远。于电话请示党中央后通知我：中央指示将这批文物妥为包装后，派专人送中央办公厅。因原来的箱子已破损，我专门找机关木工做了个新木箱，并亲手将这批文物装入，封好后交天津市委送党中央。当时，天津市委还专门写了一封给“中央并恩来同志”的信，并附有张济写的发现这批文物经过的材料，一齐上报。
现在，这两份材料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五）
本书的编辑工作，包括校勘、考订、注释、标点等全部工作，是由我个人进行的，资料收集工作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十多年来参加搜集资料的除我本人外，先后有在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室工作过的一些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他们是：郑建民、杨世钊、王永祥、刘健清、薛恩玉、王金堂、孔凡丰、米镇波，王端青，还有我的研究生邵建宏。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石火、李德福同志，也参加了部分资料的搜集工作。天津周恩来青年时代纪念馆的廖永武研究员曾提供个别篇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吴瑞章、杨增和以及石火、米镇波、李德福等同志，还曾对编辑工作提过一些很好的意见。方慧同志帮助核查部分注释，并对全部稿件作了校对。在编辑过程中，有个别草字的辨认曾得到南开大学的吴廷璆教授、杨翼骧教授，杨志玖教授的帮助。在考证写作时间时，个别篇目参考了中国革命博物馆苏东海研究员的意见。
仅此一并致谢。
刘焱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
于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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