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的夏季，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群众扬眉吐气的季节。
中央开会批评“四人帮”的消息不胫而走，群情振奋。
掌握重权的邓小平抓住时机，雷厉风行，领导整顿向全面和纵深发展。
共和国这艘巨轮开始驶离浅滩，扬帆远航。
这段时间，周恩来同邓小平的见面谈话更加频繁，每隔几天就要见一次面。据周恩来卫士记录的《首长活动日记》记载，单在一九七五年七、八、九这三个月里，他们在一起的谈话就有十二次，几乎每周一次。邓小平是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次数最多的中央领导人。
对于邓小平全面整顿所取得的成效，周恩来从心底里感到由衷的欣慰。这种欣慰，时不时地在他同外宾的谈话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
在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的会见中，周恩来热情地赞扬邓小平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时参加会见的柬埔寨团结政府大臣秀蒲拉西后来回忆说：周恩来总理称赞邓小平副总理，并说有邓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
在会见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自知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的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客人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然而，一九七五年的中国政治形势就像夏季的天，极不稳定，说变就变，太让人难以把握了。
政治经验丰富的周恩来此时恐怕也想不到几个月后邓小平会再一次被打倒。
八月十四日，酷爱读书、把读书当作工作之余的一种调节的毛泽东，在听北京大学古典文学教员芦荻给他读中国古典小说《水浒》时，应芦荻的提问，发表了对《水浒》的一段评论。他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兄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同高休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这是毛泽东对《水浒》的一贯看法，是他对《水浒》思想内容的一种发掘。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也表示过这样的看法。
芦荻将毛泽东的谈话整理后送毛泽东审定。机要秘书当天便将毛泽东的谈话下发给了宣传口。分管宣传的姚文元最先得到了毛泽东的谈话。
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而沉寂了几个月的“四人帮”得知毛泽东的这番谈话后，大为振奋。他们对政治局的批评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始终怀恨在心，只是慑于毛泽东的批评不敢太张狂。但不时放出点冷言冷语，说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是“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使他们发现这是一次“借题”向周恩来、邓小平等发起攻击的好机会。
八月十四日，在看到毛泽东的谈话不到三小时的姚文元迫不及待地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需要看，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评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姚文元还采用偷换概念的卑劣手法，把毛泽东谈话中的“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篡改成“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并提出：把毛泽东的谈话连同自己的这封信印发政治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由《红旗》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就此事订一个规划。
姚文元的目的就是要把毛泽东本来是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引导到全国范围内的一场政治斗争。
八月十五日，姚文元把毛泽东的谈话和他自己的信送给《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北京大批判组的亲信，要他们加紧炮制黑文。
按照“四人帮”的部署，《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相继发表评《水浒》批投降主义的文章。
八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发表《〈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刊登经姚文元修改的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短评，并发表“四人帮”控制下的写作班子炮制的长篇文章《评〈水浒〉》；
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九月十二日，《文汇报》发表文章《看宋江投降派的卑劣嘴脸》。
这些文章指桑骂槐，牵强比附，极尽影射之能事，强调评论《水浒》要联系现实，批现代投降派，鼓吹《水浒》的要害就是“宋江架空晁盖”，目的就是要把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打成“现代投降派”，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
这样的用心，从江青等人的谈话中也毫不掩饰地露骨地流露出来。
江青在召集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等人开会时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
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共三千多人。
九月四日，看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显得格外地兴奋和活跃的江青带着随从五十多人，还有马匹和汽车，兴冲冲地跑到山西大寨，准备利用这次会议借机发难。
一到大寨，江青就对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说：“你知道我这次干什么来了吗？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邓小平是反对我的。”
九月十二日，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前夕，江青在大寨干部群众大会上作长篇讲话，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她别有用心地说：
“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样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
“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这是他的组织路线。”
“现在我们批《水浒》，就是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
江青的这些话，其矛头所指是非常清楚的。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使他们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四届人大，经过周恩来的全力争取，一些过去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了国务院的一些重要部门。对此，江青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诬蔑国务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
九月十五日，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
邓小平讲话的主题是阐述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和全面整顿。他说：
“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是整顿。”
江青对邓小平的讲话很不满，多次插话打断邓小平。
即使这样，江青还嫌不到位，怕别人不明白。九月十七日，她在大寨又召集一百多名新闻界、文艺界的同志作辅导讲话。江青说：
“为什么主席批示《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批《水浒》，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有投降派。”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啊，我看是有的。”
江青的话让在座的同志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讲的“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禁不住不寒而栗。
对江青等人借评《水浒》批所谓投降派的阴谋，周恩来和邓小平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此时的周恩来，被晚期癌症的巨大痛苦所折磨，但他在医院中仍然非常关注“四人帮”煽起的这场“评《水浒》”、“批投降派”的运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给“四人帮”的这种倒行逆施予以坚定的回击。
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嘱身边工作人员找出《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的文章及各种版本的《水浒传》送阅。
九月二日，周恩来又嘱秘书把最近《内部参考》中反映各地评《水浒》的材料送阅。
正是酷暑难当的夏天，周恩来仍然艰难看着各种版本的《水浒》和各种评《水浒》的材料。
此外，周恩来还频频找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及王海容、唐闻生等谈话，了解情况。
九月十五日，当江青在大寨的表演传回北京时，周恩来在与人谈话时愤怒地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的。”
此间，邓小平对江青等人的这种做法给予了坚决回击。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直言不讳地指出：“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此做文章，想搞阴谋。”
当胡乔木请教邓小平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是不是有特别所指时，邓小平明确回答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绝不是指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九月二十四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会见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大寨的讲话时，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针对江青要求播放她在大寨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泽东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关键时刻，毛泽东给予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宝贵的支持。
一九七五年九月，周恩来的生命进入了最后的岁月。
九月二十日下午，周恩来进行入院以来的第十三次手术，也是他生前最后的一次手术。
也许是意识到这次手术的非同寻常，政治局委员大都来到了医院。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汪东兴等早早地来到医院守候，张春桥也来了。
服了镇静药的周恩来眼看就要进入手术室了。
突然，周恩来提出要身边工作人员回中南海西花厅，把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找来。
一旁的邓颖超劝说：“文件存放在保险柜里，要看，手术以后再看吧。”
邓颖超说得也有道理。医护人员已穿好了消毒衣进入手术室了，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都在休息室等候周恩来进入手术室。
“不，你们赶快派人去取，我在病房等着。”周恩来显得非常执著。
周恩来此举，意味深长。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所用的一个化名。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特务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并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对此，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等人一次次把这件事翻腾出来，企图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彻底整倒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揪叛徒”的狂潮中，当红卫兵从上海的旧报纸上发现“伍豪启事”交给中央文革后，江青如获至宝，以为这是打倒周恩来并置之于死地的绝好材料。在与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五月十七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而了解内情、也曾经作证澄清过此事的康生，此时深知江青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面对江青的险恶居心，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就个人来说，周恩来不怕被打倒。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又不得不考虑自己被打倒的后果。
五月十九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一九三二年上海各种旧报，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伍豪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伪造启事。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一九六七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由于毛泽东的直接表态，江青一伙企图以“叛徒”罪名打倒周恩来的图谋不得不有所收敛。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伍豪启事”这件事上，江青压根就没死心，而是把它作为一颗不定时的“定时炸弹”攥在手中，并一次又一次地紧拧“发条”。
——一九六七年十月，江青在钓鱼台住地同吴法宪等人谈话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恩来的材料。”与此同时，江青、张春桥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还列入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条。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的一造反派头头受命将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托吴法宪转交江青。
——一九六八年七月，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两个行动诡秘的人到绍兴、上海、南京、淮安等地，搜集诬陷周恩来的黑材料，被群众发现扭送到公安机关。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大结束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得意洋洋。她把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召到自己的住处吹风：“周总理，行政领导、组织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不会挂帅。文化大革命，单独搞一个中央常委碰头会，不支持中央文革。常委碰头会垮了，才来依靠中央文革来解决问题。”说到此，江青神秘兮兮地拍拍自己的中山装下衣兜：“嘻嘻，总理还有不少材料掌握在我的手里。”
……
周恩来注意到了江青一伙的不良居心。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面，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倒要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的话给我提出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犯过不少错误，说过不少错话，但是，我总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有的时候跟得不紧就改正嘛！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事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报纸和他五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已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己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一九七二年，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讲“伍豪启事”的问题。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对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并公布了毛泽东对此事写的批示。
此前，在六月十三日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陈云就所谓“伍豪启事”发言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一天，陈云又写了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本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
然而，周恩来的这份报告会后却被搁置下来，一直没有下发。
自知己进入生命最后时刻的周恩来，深知“四人帮”对他居心叵测。
因为就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后，上海有人证明一九三二年二月为驳斥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伍豪启事”而设法刊登我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的情况，启事内容说“报载事实不符，谣传不足凭信”。这一材料被张春桥、徐景贤扣压，不报中央。王洪文还暗地交代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之用。
这一切，说明“四人帮”阴谋陷害周恩来的贼心未死。
这也就是自知这次手术生死难卜的周恩来，为什么在进入手术室前一再坚持要签署这份重要文件的原因。他要白纸黑字地用铁的事实来捍卫自己政治生命的清白与忠诚，证明自己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
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热血和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战士，一个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和威望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清白与忠诚。郁愤悲伤，心底泣血，周恩来此时此刻的心情，谁能言状？！
三○五医院与中南海西花厅仅一路之隔。十几分钟后，工作人员便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取来了。
周恩来带上老花镜，仔细地翻看了一会儿，而后在第一页的标题下，用他那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与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签完后，周恩来把文件亲自交给了邓颖超。
周恩来静静地躺在手术车上，由医护人员缓缓地推向手术室。政治局委员们神情肃穆地默默随行。手推车轮子发出的轻微声音使宽大空旷的走廊显得更加寂静。
就在手推车即将进入手术室之际，周恩来突然睁开眼睛，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
邓小平急步上前，紧紧地握住了周恩来伸出的清瘦苍白的手。“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恩来用力大声说道，周围的政治局委员听得一清二楚。
临终前的周恩来对邓小平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十六年之后的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当看到电影《周恩来》再现当年的这一幕时，邓小平感触万端地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
讲给“四人帮”听的话还有。在进入手术室的那一刻，周恩来用他生命的全部力量，大声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悲怆的声音，这愤怒的呐喊，使在场的所有有良知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天若有情天亦老！
三个月之后的一月八日，周恩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停止了跳动。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四人帮”刮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一次“靠边站”了。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这是他再次被打倒前在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然而，历史注定了若干年后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仍将是邓小平。一年半以后，邓小平又一次重返政坛，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此时，周恩来已经远行了，但是，谁又能说，邓小平的再次重返政坛没有周恩来的心血呢？
一九八○年八月，一向冷峻理性、不轻易动情的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提问时满怀深情地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正是周恩来保护的相当一批老干部，为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和现代化建设的再度起航，提供了宝贵的不可或缺的干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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