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再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这对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人的嚣张气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五月三日政治局会议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为贯彻落实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和四月二十三日批示连续召开会议，起草文件，不动声色地同“四人帮”展开斗争。
五月四日上午，邓小平第一个来到三○五医院同周恩来单独长谈，就贯彻落实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交换意见。接着，王海容、唐闻生又来谈了很久。
当天晚上，周恩来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讨论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的问题。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抱病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由于五月三日会上有些事还没听得很清楚，于是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核对毛泽东的讲话记录。
关于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请示报告的批示要不要专门发文件下达的问题，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红旗》第五期发表了文章，批示可以不下达。
《红旗》第五期刊登的文章题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署名田春。文中指出：“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
周恩来认为，单由《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还是不够的，应当由中央发一文件，从正面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在中国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等政策问题，以利于学习和实践。会议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并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这份文件。
会后，周恩来着手起草这份文件，题为《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这份意见稿多处驳斥了江青等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言论，主要内容是：
（一）结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内容，谈了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认为在学习过程中需“在一定时期有针对性加以宣传”，“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说清楚”。周恩来在意见稿中还写道：在过去一个多月里，有些报告、报刊社论、文章、新闻报道、内部清样中，只“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下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的争论，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对于教育他们不利”。“在上述情况下，单由《红旗》第五期发表田春一篇文章，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恐还不够”，为此，“由中央发一个从理论到政策的文件”。
（二）对于毛泽东指出的江青等人的“错误”，意见稿表示“拥护主席意见”，“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
（三）关于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工作程序问题，周恩来在意见稿中强调：“必须遵守九大、十大方针路线，‘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团结为好”。“凡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谈一谈。各单位拟好文件的，除外交、国防事急需立即传阅送批外，其他总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阅待议。政治局同志有意见（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讨论的，请先向主持人在两三天前提出。个人除自己管辖的单位外，其他需下达的事，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气来信和通电”。
意见稿还指出：对经济建设，“不能再耽误了”。
这份意见稿，除了批评江青等人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错误言论和做法外，实际上还对“四人帮”常常背着中央政治局到处发号施令、搞小动作的阴谋手法提出批评。
为起草这份意见稿，周恩来查阅了许多材料，花了两天的功夫。这对一个忍受癌症晚期剧痛折磨的老人来说，很不容易。这期间，周恩来对身边的医务人员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代。”“我估计还有半年。”
五月八日，周恩来抱病再次在人大会堂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研究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事。
中央政治局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实际上就是政治局要开会批评“四人帮”。对此，“四人帮”是很清楚的。因此，他们便采取竭力拖延的策略。本来，五月三日会议毛泽东批评江青后，由于周恩来重病在身，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但王洪文却一再推托，拖着不开。
由于“四人帮”的有意拖延，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没能趁热打铁立即召开。邓小平五月十二日又将启程前往法国访问。因此，五月七日的政治局常委会商定，等邓小平访问法国回来之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会议还确定由王洪文向政治局委员通知这一议定。
然而，王洪文直到五月十三日才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通知这件事，中间拖延了整整五天。
五月十四日，在医院的周恩来不顾连日头痛，打电话给王洪文询问政治局会议通知情况，并写信给毛泽东检讨：“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缓，报告又这样不及时，责任完全在我。”
其实，这完全不是周恩来的责任。
五月十七日，完成对法国访问的邓小平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的邓小平顾不上休息，就来到三○五医院，同周恩来谈了整整一个小时。
邓小平还为他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兄长”周恩来带回了一件“礼物”―他们当年在法国常吃的法式月牙面包。
岁月匆匆，睹物思情。忆往昔峥嵘岁月，两位老战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在同邓小平谈话后，周恩来又先后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等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召开在即，如何开好这次会议，周恩来费了一番心思。
周恩来和毛泽东商定，改由邓小平来主持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意。
还有，让政治局委员明白真相，也是开好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重要前提。
本来，周恩来曾要王洪文在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通知等邓小平访问法国回来之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等事项时，向政治局委员通报姚文元、张春桥等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但周恩来不放心，担心王洪文会大打折扣。
于是，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还强撑病体，就五月四日、八日两次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情况写信给全体政治局委员，就前一时期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的经过作出详细说明。信的抬头是“洪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阅”。信中先是叙述了“五月三日政治局同志面听主席指示后，我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和如何传达主席四月二十三日指示的问题”和五月四日、八日两晚政治局常委会议情况，然后着重谈了要弄清楚的问题，也就是反“经验主义”提出经过的主要事实。信中写道：
关于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中，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三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两篇社论，也是根据文元同志文章引用的。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春桥同志在总政三月一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三四月份电报中也可看出。当时，春桥同志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一九五九年以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我商量又将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出。我们认为当时问题已弄清楚，就不要忙于向主席反映。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议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在会议上说明，现在补报如上。
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
周恩来的这封信道出了三四月份大搞所谓反“经验主义”，源头就是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的讲话这一事实经过，同时也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
五月二十二日，王洪文在周恩来的信上批道：请剑英、小平、春桥、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国锋、吴德、振华、志福、桂贤、海容、静宜、闻生同志阅。后面三人并非政治局委员，但参加政治局会议。
邓小平阅后在“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的春桥同志在总政三月一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句话旁加注说明：“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明江青也是反“经验主义”的积极分子。
张春桥阅后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江青的批语是：“许多情况不了解。”
姚文元的批语是：“常委会讨论情况我不了解。如还讨论了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传阅完后，至于是否报毛泽东阅，王洪文又把球踢回给周恩来：“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很显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态度很不端正，对他们的错误百般推托、逃避。
周恩来是二十五日早上收到王洪文退回的信件的。本应立即对张春桥的批语作出回应，无奈这两天恰逢周恩来病痛难忍，执笔困难。
五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就要召开批评“四人帮”的会议。这天早上五点多一点，周恩来强忍剧痛，提笔给张春桥写了一封长信，驳复张春桥在批语中所说的“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的说法。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
春桥同志：
我在五月二十五日晨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疤疹未好，脚上皮下毛血管麻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读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和同志还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在周恩来列举的确凿的事实面前，张春桥想抵赖也不行了，只好写上：“不改了。”
接到张春桥的退件后，周恩来立即将五月二十一日给政治局委员的信报送毛泽东。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这里见证了太多的历史上的重大时刻，许多重要的会议、重要的活动都是在这里发生。
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距离毛泽东五月三日批评“四人帮”的讲话已经二十四天了。
会上，邓小平作长篇的中心发言。
邓小平说：主席三号这篇讲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政治局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诫政治局同志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同志要“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榜样，领导全党。主席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讲到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告诫、帮助我们。主席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赞成不赞成，理解得深一点还是浅一点。需要好好讨论。
针对江青、王洪文等对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的无端指责，邓小平进行了有力批驳。他说：主席四月二十三日批示，二十七日政治局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那次会上的话讲过了头；有同志说是“突然袭击”、“围攻”。二十七日的会，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谈不上“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主义，有的来自教条主义。我没有主席讲得那么清楚。历来都提反对修正主义，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否改变九大、十大的提法？这样提出问题，没有什么过。对照主席的话，看得太浅。
邓小平继续穷追猛打，尖锐地指出：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提到对马列背叛的高度，当众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反修防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话要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邓小平的话言简意赅，击中要害。在一旁的“四人帮”脸上火辣辣的。
邓小平接着说：这次，主席要我们政治局讨论“三要三不要”。主席的三条是总括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学理论，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贯彻三项指示，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在不在“四人帮”，都要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
邓小平发言后，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
李先念说：四月二十七日会议，我认为没有过分，没有越轨。主席几次批评不要搞“四人帮”，他们还要搞。
六月三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批评“四人帮”。
会上，叶剑英就邓小平五月二十七日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他强调政治局要严守纪律，批评江青等人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不请示报告。他说：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都是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你们这样做，是对主席的最大干扰。
政治局多数同志对“四人帮”都提出了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江青等人虽然不承认有“四人帮”，但不得不作自我批评。据会后王洪文写给毛泽东的报告说：“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诉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从王洪文的这份报告中可见，他们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们的“自我批评”并不满意。
周恩来在医院没有参加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但他非常关注这场斗争。五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开过后，他同第一个来医院看他的邓小平长谈了三个小时，了解会议情况。此后，他又先后同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王洪文、苏振华等谈话，了解会议情况。
六月七日晚上，周恩来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他的夫人一行。谈话中，周恩来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请你们原谅，我是在病中。我本应该举行一个家宴，请你们全家，请我们的老朋友罗慕洛（菲律宾外交部长）先生吃顿饭的。但现在没有可能了。
在同马科斯一行谈话后，周恩来不顾疲劳，和邓小平一起把王海容、唐闻生留下来长谈。周恩来要王、唐二人向毛泽东报告江青、王洪文等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情况。
同一天，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马科斯后，也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称赞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说：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说：他们几个过去有功劳，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
毛泽东还勉励邓小平：没有问题，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表示：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六月二十八日，迫于压力的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了一份书面检讨。江青在检讨中检查了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江青在检讨中还承认了“四人帮”的问题：“当我认识四人帮是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承认错误。
两天后，周恩来将江青的书面检讨批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表示欢迎这一检讨，并指出：“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要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们的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
周恩来还建议将江青的检讨送毛泽东阅。
邓小平、叶剑英看了江青的检讨后都表示：“同意总理的建议。”
围绕反“经验主义”的这场斗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取得了重大胜利。“四人帮”的骄横气焰暂时有所收敛，异常沮丧的江青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王洪文被下派到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从此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了。
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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