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届人大产生了十二位副总理，其中还有张春桥。尽管邓小平排在了第一，但如何分工，关系重大。
为此，四届人大结束后不久，周恩来在医院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嘱咐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请小平同志将副总理的分工列出，有些话小平同志不好说，我来讲。
二月一日，周恩来忍着病痛，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副总理的分工。参加会议的除了十二位副总理外，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开门见山。
“还是总理主持，我协助总理。”邓小平谦逊地说。
“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了，但我还是会争取每星期和大家见一次面。”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接着提出了副总理分工的方案：“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重要文件。……”
会议还通过了其他副总理的分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三位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李先念主管财政贸易，纪登奎主管劳动工资和干部调配，华国锋主管政法和科学，张春桥主管文化教育，陈锡联主管国防工业和体育，吴桂贤主管卫生和轻工业，王震主管交通和供销，余秋里主管计划和工业，谷牧主管建设和工业，孙健主管工业生产。
副总理分工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又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会上，周恩来对与会的一百多位负责人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组织健全起来。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周恩来指了指坐在旁边的邓小平，继续说：“主席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同志现在是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特意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端出，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还满怀期望：“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
会后，也就是二月二日，周恩来写信将副总理分工方案报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批准了方案。
从此，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他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
一九七四年，不少地区、部门工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钢铁、化肥和一些军工企业也欠账较多，特别是煤炭生产和铁路交通问题十分严重。由于生产下降，财政收支不平衡，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国家财政出现赤字。
邓小平被委以重任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进行整顿。怀仁堂、国务院会议室、人民大会堂，军队、铁路交通、冶金、农业、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激荡着那个言简意赅的四川口音：
——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邓小平说话毫不留情：军队要整顿，各方面
都要整顿。搞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行。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一个兵都不留，一个干部都不留。凡是有军籍的人，团长也好，政委也好，包括省军区司令员，陷到派性里面去的，不管有多少，统统调出来。
——在总参团以上干部大会上，邓小平的声音掷地有声：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在听取铁道部部长万里的汇报时，邓小平的回答斩钉截铁：不行，解决铁路问题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要起草一份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写清楚有关方针政策，文件不要长。
——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时邓小平加写的文字力透纸背：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能拖延不决，妨碍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铁道部部长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准备在三月份召开。邓小平斩钉截铁：不行，要在二月二十五日开。
会议议程进行到一半时，邓小平来到会场，发表了那篇可谓是全面整顿的振聋发碳的宣言。
邓小平进入会场时，许多负责同志伸出手来想跟邓小平握手。
“今天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等你们把工业搞上去了再拉手。”邓小平摆了摆手。那些原本想跟邓小平握手的人面面相觑，两眼怔怔地看着邓小平，紧接着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邓小平走近座位，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把烟点着了，狠狠地抽了一口，又长长地吐出来，开门见山：“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毛主席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促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促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会场静极了，许多负责人很久没有听过这样酣畅淋漓的痛快话了。
“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邓小平把烟摁灭了，端起茶杯喝了口茶，继续说：“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
如何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说：“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
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邓小平当年之所以选择铁路作为全面整顿的突破口，除了当时铁路交通的混乱外，还有经济学上的道理。
接着邓小平提出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碍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
“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邓小平以反问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讲话：“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像阵阵春雷，使与会者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
一九七五年春天，中国大地上一场围剿派性、全面整顿的战斗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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