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容、唐闻生从长沙带回来的指示给了周恩来莫大的欣慰。周恩来连续十几天在医院分别约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政治局委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十一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信中说：“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n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n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还在信中汇报了自己的病情，说：“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然而，对利令智昏、权欲熏心的“四人帮”来说，四届人大被视为他们抢夺大权、安插党羽的天赐良机，岂能就此轻易放过？就在周恩来受命于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之际，江青也积极活动，到处插手“组阁”。
十一月十二日、十九日，江青两次写信给毛泽东，一是提出要让谢静宜当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等要求；一是伸手给自己要官。均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写下了三个“不要”：“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江青利令智昏到一点也没有自知之明。由于毛泽东当时对人大委员长的人选还在酝酿中，江青又托人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
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批评，对保证周恩来挫败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和使邓小平重返权力核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十二月中下旬，四届人大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周恩来抱病在医院分批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研究拟定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
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后，写信给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建议在现有名单的基础上，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
在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召集会议，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等参加。
十二月十六日，召集会议，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邓小平、李先念等参加。
十二月十八日，同邓小平谈话。同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十二月二十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参加的会议。
对于一个重病在身、经历过几次大手术、身体极度虚弱的古稀老人来说，周恩来凭自己的党性和意志，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在作最后的奋力一搏。
纪登奎回忆说：“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弱。从一九七四年十月下旬起，他在三○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了七次。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又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任何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
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四届人大即将产生的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等。
会上，江青、张春桥等竭尽全力要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
考虑到教育的重要性，周恩来坚持教育部不放。会后，他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文化部、体委可做些让步，教育部以周荣鑫出任部长为宜。
会后，周恩来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第二方案。并在第一名单方案中，增加陈云、韦国清为副委员长。
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再次召集部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二十一日所拟的两个方案名单。经过协商，又产生出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三个方案。
由此可见，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尽管有毛泽东的指示，但在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有悬而未决的分歧。
剩下的就是等待远在长沙的毛泽东的最后拍板敲定了。
北京十二月的深夜，异常干冷。从塞外呼啸而至的西北风夹裹着沙土在北京上空肆虐飞舞。极度虚弱的周恩来躺在床上思虑重重，难以入眠。毛泽东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权交给了自己和王洪文，如果自己不能到长沙，那只有由王洪文一人去汇报了。然而，江青一伙还把最后的希望押在了由王洪文一人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这张牌上。多年的政治生涯使周恩来太知道政治舞台上的瞬息万变了。稍有疏忽，往往就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自己的生命安危是小事，共和国的权力交由谁来掌管是大事。
周恩来决定亲自赴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这时，周恩来再次便血，需要马上治疗，不宜出行奔波。周恩来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叶剑英、邓小平望着已经历了十余次大小手术的周恩来，心里很是难过。但他们也知道：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周恩来才能担当此任。这除了周恩来是负责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原因外，更多的还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特殊关系，还有周恩来那独特的细致、填密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在毛泽东那里，谁能把问题讲准、讲透，谁就能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因此，除了在心底里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和挑选一个精干的医疗小组来保证周恩来南行的绝对安全外，似乎也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
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再三叮嘱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周总理的安全。
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午，在经过精心挑选的一个医疗小组的护送下，周恩来在西郊机场被搀扶上了一架空军的飞机。一位当年护送周恩来去长沙的机组人员汪云回忆说：
“总理跟我过去见到的完全不一样了：他明显消瘦，穿了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了一顶蓝呢子帽，还围着围巾，戴着口罩。以前我送总理上飞机，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走得很有劲。这次登机时，总理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总理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端杯子时手还微微发抖。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到达长沙。晚上，同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汇报。
在周恩来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后，毛泽东说：“你们两位在这里，让小平在北京管事。”
“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周恩来回答说。
毛泽东还提议：“小平还要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从这天起，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
毛泽东再次批评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王洪文红着脸说：“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
周恩来在一个小本子上快速地记着。
毛泽东继续说：“说总理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都是不对的。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洪文，你也要写检查呢！”
王洪文赶紧点头：“我有错误。”
话题转到了邓小平身上。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并指了指王洪文说：“Poitics（政治）比他强，他没有邓小平强。”
王洪文像泄了气的皮球，事先在钓鱼台策划好的阴谋全都魂飞魄散。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明白是指邓小平，便顺着说：“人才难得。”毛泽东点了点头。
气氛对周恩来极为有利，他趁势向毛泽东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毛泽东点了点头：“可以。”
周恩来在小本子上快速地记着，眼中流溢出明显的喜悦。
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恩来啊，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就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去顶。”
毛泽东还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人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张春桥被提议兼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在长沙逗留了五天。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八十一岁生日。周恩来第二天就要启程回北京了。
这天晚上，准确地说是二十七日凌晨，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恐怕是两位相处近五十年的老战友生前的最后一次促膝长谈。
两位老战友就党和国家领导人人员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最终确定了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几个悬而未决的人事安排问题最终得到敲定。
大事已定，周恩来如释重负。二十七日晚上，轻松愉快地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整理出了毛泽东长沙谈话要点，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并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二十五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项名单。
接下来的进展完全如周恩来所愿。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一月八日至十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筹备了五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二十二人为副委员长。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副总理。国防部长为叶剑英，国家计委主任为余秋里，国家建委主任为谷牧，教育部部长为周荣鑫，铁道部部长为万里，交通部部长为叶飞，财政部部长为张劲夫，石化部部长为康世恩。文化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分别是属于江青一伙的于会泳和刘湘屏。
这次会议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明确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还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评价。
至此，基本形成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政治格局，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这对以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又有着何等至关紧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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