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迈着沉重的脚步，进入一九七四年。
借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之机图谋“倒周”的江青等人虽然在毛泽东面前碰了一个大钉子，但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组阁”心切的他们还在积极寻找机会，伺机而动。
一九七四年刚开始，他们又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矛头对准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
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对于全党全国人民来说，这场“批林批孔”运动来得是那样的迅猛，那样的突然。周恩来毫无任何思想准备。
一九七四年元旦，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给毛泽东书面报告年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情况，商定当前要做的三件事是：（一）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二）将毛泽东在去年十二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三）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毛泽东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
报告中只提到“批林整风”，而没有提及“批林批孔”。
然而，江青一伙早就在酝酿着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阴谋。
江青等人又是如何找到个“批林批孔”的战机呢？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几次谈到评法家批儒家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这首诗的开头四句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教名高实秕糠。”八月五日，毛泽东对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泽东还向江青念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
林彪事件后，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毛泽东谈评法批儒是针对社会上那些怀疑甚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反对开历史倒车。但他并没有把“批孔”提到中央的全盘工作中来考虑，更没有说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这可以从十大及其以后中央的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林批孔”的内容来得到印证。
但是，一直在寻找时机打倒周恩来的江青等人却从毛泽东评法批儒的谈话中找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周恩来不就是党内的大儒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批儒”来“批孔”，从而把攻击矛头一步步引向周恩来。
江青在接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成员时还指桑骂槐地说：“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党内就有，党内外都有，林彪就是最大的儒，现在一定有儒……”
出于这样的阴谋，一九七三年下半年，他们组织写作班子，连续炮制大量“批孔”、“批儒”的文章，搞恶劣的影射史学，竭力把“批孔”、“批儒”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中来。
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署名罗思鼎（罗思鼎当时是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笔名）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文章借批“宰相”、批“折中主义”、“反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
江青说：“这篇文章的好处，就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
第十一期《红旗》杂志还发表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文章写道：“党内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的。”“他们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
十一月十六日，《学习与批判》第三期发表《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说：“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和形式继续进行着。”文章第一次提出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荒谬观点，为“四人帮”揪“现代大儒”制造舆论。
十二月十六日，《学习与批判》发表《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文章借批判霍光和压相田千秋，影射攻击周恩来。
一九七四年元旦，江青等人控制下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林是批孔的一个组成部分。”
将孔老夫子与机会主义联系起来，又将“批孔”与批林彪联系起来，江青等人生拉硬扯，完全是别有用心。
江青等人还暗中操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
参与编写这一材料，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迟群后来夸耀说：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
对此，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全蒙在鼓里，事先一无所知。
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联名将《林彪与孔孟之道》送毛泽东，并附信建议向全国转发这一材料。
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转发。”
毛泽东同意转发这份材料，不仅因为林彪私下说过赞赏孔孟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这场变革受到不少人的抵制，这与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有相似之处。批判孔孟，肯定法家，可以进行一次政治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更好地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江青一伙的导演下，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将运动迅速推向高潮，江青一伙四处活动，极力造势。
一月十三日，在得知毛泽东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后，江青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连夜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司令员写信，要求空军开展“批林批孔”。
江青还把迟群、谢静宜等召集到钓鱼台谈话，要他们分别到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江青说：“毛主席在一九七三年与我曾谈过批孔的问题，我向政治局传达后，周总理没有主持讨论。”
“我要替毛主席抓大事，抓典型，协助主席抓好批林批孔工作。共产党不批孔，岂不是怪事？批孔，军队进行得最差劲，不检讨我是不答应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批孔啊？”
江青越说越得意，声音越来越高：
“我这个人爱放炮。是个炮手，又造炮，又造炮弹，又有炮队，你们就是我的炮队。现在我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我给你们找地方去开座谈会，去放炮！”
第二天，迟群、谢静宜等就到了南京军区防化连和空军某师。谢静宜后来交代：“我们乘飞机到了防化连。连队立刻集合起来，先由迟群念了江青给防化连的信，讲了部分批林批孔的材料，传达了江青的原话。防化连同志立即表决心，喊口号，感谢江青对他们的关怀。”
一月二十二日，迟群、谢静宜等回到北京向江青汇报。江青听后兴奋地说：“林彪有舰队，我有炮队。你们真是马到成功！"
“西沙打胜仗，我们也是在打仗，打的是一场政治思想仗。来，为我们的胜利干杯。”江青还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二十三日，江青给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写信，要求“批林批孔运动能开展、深入下去，开花结果”。
二十四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要求驻京部队召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还先后给海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的领导机关，外交部、社科院、四机部等单位写信送材料，为“批林批孔”运动摇旗呐喊。
江青在一次会上吹嘘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
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说：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
王洪文不愧是造反派出身，跑到总参谋部讲话，要求揭总参谋部的盖子，说：“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一月二十五日，是农历正月初三。本该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家和亲人团聚的假日，但这天下午却要到首都体育馆去参加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这个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是江青一伙背着中央政治局一手策划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是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要开会的消息。
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要对周恩来进行突然袭击。会前，江青对在这个会上要作主要发言的迟群讲了很多攻击周恩来的话。会上，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叶剑英等于被领导、受指责的地位。
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现实。他们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于“小事”就要“变修”。
这些话，知情者都知道矛头是奔周恩来而来的。一九七三年七月，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并尖锐指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为此，周恩来主动向毛泽东检讨，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迟群甚至露骨地说：“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作《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
意大利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是周恩来批准来华的，他拍摄的《中国》并没有什么原则错误。
江青、姚文元在会上频频插话：
“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
“要反对折中主义”；
“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
江青等人所说的“折中主义”、“中庸之道”，历来都是针对周恩来的。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迟群等人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的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这里讲的“走后门”，矛头所指是叶剑英。他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语。江青一伙提出“走后门”问题，是要利用人们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不满，打倒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领导干部，为他们的“组阁”扫清障碍。
那天年老体弱的郭沫若也到会了。江青几次点名批判郭沫若，说他“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态度，和林彪一样”，并令郭沫若当众罚站起来。气焰之嚣张令人发指。会后，周恩来派人到郭沫若家里，传达了保护郭沫若的几点指示。
在江青一伙长达几个小时的发言中，周恩来、叶剑英等始终沉默以对，一言不发，脸色严峻。
当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耿枫在会上也被江青点名批判。会后，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住处，向周恩来倾诉自己的委屈与不满，说：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我，我真想辞职不干了。
周恩来扬了扬手：“耿枫同志，斗争是复杂的。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
周恩来的这三句话，使苦闷至极的耿瓤心头豁然开朗。
周恩来的这番话，也是他自己和江青一伙作斗争的战术。只要周恩来自己不倒、不走、不死，江青一伙的“组阁”梦就实现不了。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周恩来以竹子的坚韧，咬定青山不放松，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他要等待转机。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就会施以重拳。
为了打倒周恩来，“一·二五”大会后，江青一伙还蓄意制造了一系列事端，进一步把矛头对准周恩来。
一月二十七日晚，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一起接见中央读书班和记者学习班的代表。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突然，江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喝问总政副主任田维新是否知道《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田维新一时记不起来。江青怒斥田维新，朝门外大声吃喝叫人把田维新的领章帽徽通通摘下来。江青此举是杀鸡给猴看。田维新当时是总政副主任，他列席政治局会议，负责军队高级干部的审查工作。林彪事件后，他协助周恩来，解放了一大批军队高级干部，招致江青一伙的极度不满。
一月二十八日晚，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新闻单位开会，指责《解放军报））一月十七日刊登的文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写得很坏”，《人民日报》可以写文章批判。这篇文章是根据周恩来、叶剑英一九七三年五月在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精神写的，内容是介绍空军某部航空修理厂党委学习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搞好党委“一班人”团结的体会。文章的观点并无什么错误，江青等人之所以大动干戈，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随后，《解放军报》根据王洪文、姚文元的批示发表反驳文章，称《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这篇文章“离开批林批孔的斗争大方向，来讲团结的问题”，“貌似全面，实则片面强调谅解，倒很像是折中主义，很像是中庸之道”。在解放军报社干部群众“批林批孔”汇报会上，当有人指责报社“不批林，不批孔，批了三年极左”时，张春桥公然说：“批‘极左’，就是批真正的左派，批群众，批文化大革命。”王洪文接着说：“这是苏修的调子，和苏修一样，和美帝一样，和蒋介石一样。”为此，《解放军报》变相停刊一百七十多天。
二月六日，姚文元给人民日报社负责人鲁瑛打电话，说：“运动有阻力，目前提出的思想问题，较多的是提出批林批孔要不要以及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联系实际就是要联系路线斗争的实际，你们要写些短的社论，问题要抓准，多写些，以促进运动的发展。”人民日报评论部没有领会姚文元的意思，起草了一篇社论，主要说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姚文元看了后，认为没抓准问题。到底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抓准了呢？几天后，姚文元对鲁瑛说：“刚才和江青、春桥同志研究，当前的评论可写批判‘克己复礼’，内容要写‘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姚文元这样做，矛头明显是对准周恩来。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一九七二年以来批判极左思潮，使各个领域呈现出生机，是“复辟回潮”，是“克己复礼”，要批判。于是，二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四人帮”反复修改的社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二月十日，江青跑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我方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工艺礼品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并指责引进彩色显像管是“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康宁公司这样做，只是一般的礼节往来，并没有什么恶意。江青这样做，是攻击批准引进这项设备的周恩来等，制造轰动一时的“蜗牛事件”。外事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查清了事情真相，中央政治局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挫败了江青妄图利用“蜗牛事件”诬陷周恩来等的阴谋。
二月十五日起，刘庆棠、于会泳秉承江青旨意，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览，矛头直指周恩来。展出的十八名作者的二百一十五幅所谓“黑画”，是周恩来为纠正对外宣传中的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指示有关部门组织创作用于装饰涉外宾馆和供外贸出口的美术作品。这事在前文已详细说过。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姚文元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上说，诬蔑出口画是“迎合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要“外贸部门和美术部门查一查，进行批判”。于会泳根据姚文元的旨意，派人到国际俱乐部、北京饭店、荣宝斋、中国画院、中央美术学院，用诈骗手段，搜罗所谓“黑画”。在展览的“前言”中还特别点出：“这批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他们的写作班子还抛出文章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动倾向十分露骨的黑画，竟然得到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
二月，根据江青的意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炮制出《孔丘其人》。此文用比附手法，刻画了一个“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七十一岁，重病在床”、鲁国“宰相”孔丘的形象，影射周恩来。为了影射周恩来，他们不惜违背历史，把鲁国当时根本没有的“宰相”一职加在孔丘头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对此文大加赞赏，认为写得“生动”、“通俗”，指令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此后，一系列旨在对周恩来搞人身攻击的文章纷纷出笼。《北京日报》发表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在描绘孔子见国君的一段文字中，凭空加上“端着胳膊”四个字。文章执笔人事后承认：“这是借批孔之名，对总理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
据王洪文交代，在一九七四年元旦过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公然指责周恩来：“毛主席提了几次批林批孔，总理不布置。总理，你也有孔老二思想。”江青一伙策划的“批林批孔”运动，其矛头所向，既不在批林，也不在批孔，而在批“周公”，借以打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阻碍他们实现“组阁”梦的老干部。他们的上蹿下跳，煽风点火，使得本来趋于平静的全国局势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制造事端；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经济生产受到严重干扰。以铁路运输为例，全国二十个铁路局，完成计划任务的只有七个，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二点五。煤炭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六点二，钢铁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九点四。
周恩来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仅仅是针对他本人，他可以心底无私天地宽。但是，江青一伙煽起的“批林批孔”已经危及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周恩来就必须考虑抓住时机进行出击了。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对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的所作所为，也有所不满。召开“一·二五”万人大会及迟群、谢静宜等在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大会结束后，江青要求复制他们在大会上的讲话录音，下发全国播放。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还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的行为。
二月五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规定军队系统要害部门不搞“四大”，由党委统一领导运动；野战军部队不另成立战斗队，不搞外出串联。
次日，周恩来针对“一·二五”大会后一些地方和机关大批“走后门”的情况，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此前，叶剑英也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江青的所作所为。
这段时间，毛泽东连续高烧，身体不适，眼睛视力也很模糊。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支撑起病体，写下了一段长长的批示：“此事甚大。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谈批林批孔。小谢（谢静宜）、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还特意批示，将他的这些话印发给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周恩来迅即将毛泽东的批示印发给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江青得知后大怒，责问周恩来：“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是主席叫我印发的。”周恩来平静地拿出毛泽东的批示交给江青。
看到毛泽东的批示，江青这才哑然。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检讨。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江青一面检讨，一面又千方百计，几次要求面见毛泽东。江青之所以要面见毛泽东，无非是要在毛泽东面前表表自己的发动“批林批孔”的“功劳”，讨得毛泽东的一点同情，来以此反制周恩来等人。
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非常微妙。“文革”开始，毛泽东为了贯彻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对江青是比较信任和倚重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倒行逆施，没有毛泽东对他们的信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对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的贯彻是得力的；而周恩来等一批老干部却对他的有些思想是有抵触情绪，贯彻不得力。但是，毛泽东对江青也有许多不满。随着江青所作所为的不得人心，毛泽东对她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毛泽东就很少见江青了。因此，对于江青这时三番五次要求见面，毛泽东照例是两个字：不见。非但不见，而且还写了一封长信，狠狠地批了江青一通：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但江青一伙依然我行我素。
六月十五日，江青等人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江青暗示说：“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难道现在就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
江青还对写作班子成员交底说：“现在外电评论说，中国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
江青此举无疑是公开表示周恩来就是她所指的“现代的儒”。
江青还到天津的一些工厂、农村、部队讲话，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
在天津小靳庄，江青对一个叫周福兰的女社员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改名叫‘周抵周’或‘周克周’，就是抵抗奴隶主义头子周公，或者‘克制周公。用我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
江青的表演未免有点太露骨。
在七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严厉点名批评江青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
毛泽东还指着江青对在座的政治局委员说：“她算是上海帮呢！你们（指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针对江青总是以毛泽东代言人的姿态到处发指示，毛泽东两次郑重声明：“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江青这回是栽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江青一伙攻击周恩来的活动不得不表面上有所收敛。但是，“四人帮”决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从心底里更加仇视周恩来等人，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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