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作出“裁决”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鲁瑛、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等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谈话是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第一个讲话。
周恩来对王若水说：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坐在沙发上，虎视眈眈，等着看周恩来接下来怎么说。
周恩来还能怎么说呢？这次与前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不同了，毛泽东已经作了“裁决”，周恩来不能不与毛泽东保持一致，也不能不表示态度。
几句开场白之后，周恩来讲了以下一番话：
“王若水同志听到八月一日我讲批极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十一期也提到过，但我们没把林彪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是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当然群众中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会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不对，林彪也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就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批判的主要矛头。”
邓小平曾评价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可以说，邓小平这一席话，是对周恩来“文革”中的处境的最好说明。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理会什么叫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周恩来的违心话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说出的。我们可以设想，在毛泽东明确表示王若水的信是错误的、林彪是极右、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的态度后，面对在一旁虎视眺耽、随时想打倒周恩来的江青一伙，周恩来如果不这么说，而是与毛泽东唱反调，就恰恰让江青一伙获得打倒他的把柄，就会立即被打倒。后来周恩来利用他所处的地位对党和国家工作所起的特殊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几天前，还是自己认定是正确，据理力争、坚持不让的东西，转眼间却要拱手承认是错误的。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周恩来在此时此刻说这些话，内心是何等的痛苦！讲话中也就难免出现言不由衷了。
当时在场的王若水后来回忆说：“在五十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讲话的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十个月以前，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整，有时语气不连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能不批评，但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
周恩来讲完后，江青等人“开炮”了。
江青一开始“炮火”就很猛：“《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这篇文章的矛头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的！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太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指王若水给毛泽东的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间、某一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
张春桥一开口就话里有话：“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污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权威，一句话不敢说。”
张春桥完全是在撒谎，并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因为当时《人民日报》是周恩来代管的。
张春桥接着说：“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方面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怎么能说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这是极右的思想。”
今天看来，龙岩的文章在理论思维的严密上还有些欠缺，但也绝不是像张春桥所说的那样，说工农群众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
张春桥还说：“批判‘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什么用这个词？批‘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一些话，好像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张春桥是在暗示反对批极左是毛泽东的意思。
姚文元接过话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惟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
江青说：“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
张春桥说：“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
张春桥这里所说的“容不得外面的人”，是有所指的。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的第一把手鲁瑛是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安插进去的。此人能力水平有限，又紧跟张春桥等人搞极左，领导不得力，引起人民日报社许多干部的不满。周恩来对鲁瑛也不满意。当时《人民日报》送审的重要稿件，有些是文理不通，也都直接送到周恩来那里去了。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的周恩来还要给稿件改错别字。他几次叹息着对鲁瑛说：“你们以后不要让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为了改变人民日报领导不力的现状，一九七二年夏，周恩来提出在人民日报社正式建立领导班子前，成立一个临时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他要鲁瑛提出一个名单，还说：“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
但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周恩来打电话催问，鲁瑛回答说自己病了，没有办。
周恩来斥责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在周恩来的严厉责问下，人民日报社总算成立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临时的“看大样小组”，除鲁瑛外，还包括新“解放”出来的报社前总编辑吴冷西和其他一些老干部。
江青、张春桥批评人民日报，实际上暗地里也是批评周恩来。本来，《人民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一九七二年以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代管。张春桥等人对此很不满意。
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话时，周恩来有一次插话，作了巧妙的反击。
王若水在信中引用了《红旗》第十一期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正确的路线”，来说明姚文元的话和《红旗》杂志也不一致。
当谈到这个问题时，周恩来说：“《人民日报》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彪的本质问题的，《红旗》n期这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像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但总的观点是对的。”
《红旗》杂志是姚文元管的。周恩来在这里肯定《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上批判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对的，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人民日报》。言外之意就是，《红旗》杂志批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对的，《人民日报》批就是错误的？
会议从晚上八点半开始，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结束，足足开了五个半小时。
从此以后，江青、张春桥一伙完全排除了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也从各种宣传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把林彪一伙的实质概括为对内“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对外“反华反共反革命”，只字不提批判极左思潮。社论提出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一伙，“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这就是说，今后只能批判林彪，而批林彪不是批极左，而是批极右。《红旗》杂志第三期的社论更是进一步挑明：“如果只看表面现象（即林彪的极左），那就不但打不中要害，分不清是非，而且会偏离斗争大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领导进行了两年多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跌入低谷。在前两年批判极左思潮中取得的一些成果又遭到否定与批判。
一九七三年五月，国务院科教组就科教领域批林整风问题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报告。报告中说：半年多来，在科教战线围绕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当前的形势是好还是坏，知识分子改造过头了还是要继续改造这三个基本问题开展了一场大辩论。科教领域的群众对批林整风有以下看法和情绪：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路线，文化大革命和科教战线的斗批改搞过了头，现在要反“左”纠偏；认为“放着极左不批，而去批右，就会越批越‘左’”；认为现在教育质量低，“工农兵学员不像大学生”，教育革命是“乱、糟、低”；对《全国教育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有抵触，认为《纪要》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大包袱，是林彪极左路线的产物；等等。
这些看法和情绪本来都是正确的，是科教领域批判极左思潮、解放思想的成果。但是，科教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却把这些正确的意见统统说成是“认识模糊”、“思想混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报告提出，要继续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认清形势，继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七月，江青一伙又借张铁生在大学招生考试中交白卷事件，否定周恩来在教育领域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
张铁生是一九六八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在辽宁省兴城县的一个生产队当队长。在一九七三年的大学招生文化考试中，物理化学这门课得了零分。他在试卷的背后写了一封信。张铁生此举适合了江青一伙反击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需要，他们赞扬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敢于反潮流”，指责文化考试是“复辟”、是“反攻倒算”。他们先是指示《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信，并加编者按说：“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接着，又指示《人民日报》、《文汇报》、《红旗》杂志等都转载，并组织发表评论文章，攻击大学招生中的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在教育界又刮起了前两年周恩来曾批判过的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
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更为不利的是，毛泽东此时听信了张春桥等人关于所谓“右倾回潮”的汇报，并把它与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对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很是不满，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江青一伙在一旁借题发挥，使周恩来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处境更为艰难。
事情的起因源于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刊登的一篇内部研究报告。
一九七三年六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十三个文件。外交部美大司据此写了一篇研究文章，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刊登在六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外交部新闻司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百三十五期上。文章分析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后的国际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恩来看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写得不错，值得研究。但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
毛泽东先是向王海容、唐闻生表示了对这篇文章的不满和批评。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写信给外交部，要求撤回这一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但是，毛泽东似乎怒意未消。七月四日，他又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对《新情况》中关于世界形势的看法提出严厉批评：
“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苏美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九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他们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虽然没有指名，但旁听者很清楚这是批评周恩来的。因为周恩来是主管外交工作的。尤其是作为结论的几句话，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因为这几句话隐含着周恩来已经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随时可能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
张春桥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后，暗自心喜，认为“整治周恩来的时机又到了”，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对于毛泽东这次批评的分量和意图，周恩来是心领神会的。本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精神，周恩来委曲求全，首先检讨。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张春桥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周恩来详细叙述了六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并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还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检讨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还将批评《新情况》错误的文章《〈新情况〉一百三十五号错误何在？》及《新情况》一百三十五号加发给各驻外使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从一九七三年起，江青一伙借口批林彪的极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所谓“右倾回潮”、“修正主义复辟”的逆流。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更艰难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周恩来没有因此消沉，没有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他依然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以他特有的韧性，用迂回、含蓄的方式，继续着他坚忍不拔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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