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之前，党内高层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虽然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但在斗争的天平上，还是势均力敌的。
尽管江青一伙对批判极左思潮极度不满，并频频向周恩来发难，但周恩来利用自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权力，依然高举批判极左思潮的利剑，进行各个领域的政策调整。
他们说他们的，周恩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然而，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斗争的天平发生了不利于周恩来而有利于江青一伙的倾斜。
这种倾斜源于毛泽东直接出面对中央高层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的“裁决”。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出于对江青一伙反“右倾回潮”的不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反对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些情况。
对于这封信的主要内容，王若水回忆说：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八月一日说，批“左”还没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八月八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到底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它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如果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什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
至于为什么直接写信给毛泽东，王若水说：“既然‘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很快就接到了王若水的来信。
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并主张他们找写信人谈谈，解决这个问题。
江青在把信转给周恩来等时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从江青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党内高层对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分歧非常之大。
同一天，周恩来在信上批示：“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
张春桥、姚文元也表示同意。
但就在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的人“吹风”。
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
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有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
张春桥还说：“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联是极右。”
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给毛泽东的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这次政治局会议很值得我们研究深思。
首先，这次会议的召开距离周恩来“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的批示整整将近十天。这是少有的。因为这等于将毛泽东的关于找写信人谈谈的指示也拖下来了，会议开不起来，自然也无法找王若水他们来谈。为什么双方都同意开会内部先谈一下，会议却迟迟开不起来？笔者查阅了这段时间周恩来的工作日志，并无那种非常重大的脱不开身的工作安排和国事活动。
其次，会议连着开了两天。这样一个问题竟然连续开了两天会来讨论，足以看出要统一双方意见分歧的认识是何等艰难。
遗憾的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我们从会议时间之长以及后来毛泽东亲自直接出面“裁决”来看，可以推断双方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可能是谁也不买谁的账，各说各的，达不成统一认识。这样才会有毛泽东的直接出面“裁决”。
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找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谈话，对王若水的来信和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进行“裁决”。
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提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的“裁决”偏向了张春桥他们一方，也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也曾多次谈到要反对极左。
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毛泽东还对外宾感叹说：都是极左啊！
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毛泽东不再说“乱是好事”了，对过去几年中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也一再表示不满，并支持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但是，毛泽东只是把极左派的做法看作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具体错误，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在他的内心中，还是始终认定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引发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否定，那他是绝不容许的。
事实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可以允许并支持周恩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已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绝不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的“裁决”反映了他对大力批判极左思潮会导致人们怀疑乃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担心。
毛泽东的“裁决”也使政治斗争的天平顿时失去平衡。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江青一伙的极左势力趾高气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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