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江青集团一直心怀不满。
但是，从林彪事件发生后到一九七二年上半年，由于许多问题，如解放干部的问题，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者是由毛泽东本人提议的，江青一伙也就只好暂时强忍着。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随着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深入，江青一伙就按捺不住了。
虽然周恩来的本意并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客观上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产生这样那样的疑虑，社会上有一种怀疑甚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绪。
比如，某地反映，《解放军报》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报道中批判了林彪鼓吹的看书学习中的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很多干部群众感到林彪鼓吹的这种言论刘少奇过去也批判过，而且“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批判过刘少奇对这种言论的批评，现在批判林彪的这种言论，“反而又证明刘少奇的话对了”。
还有，一九七二年一月中央将林彪集团炮制的《“五百七十一”工程纪要》下发各地供批判后，许多地方的干部都存在着畏难情绪，认为《纪要》“毒性太大”、“欺骗性太大”，担心“原原本本地传达，群众识别不了，听了会引起混乱”，“起副作用”。如《纪要》攻击“文化大革命”中的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资冻结、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红卫兵“被利用”等，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也是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所在。另外，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论，大多数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热鼓吹个人崇拜、颂扬“文化大革命”和煽动极左思潮的，要从这样一些方面批判林彪，也很容易引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不满。
怀疑甚至否定“文化大革命”，触到了江青一伙的痛处。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就等于是怀疑和否定他们，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的政治资本。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于是，自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二日，周恩来在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负责人作报告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以后，江青一伙便频频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发难。
八月八日，在周恩来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一个星期之后，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人民日报社，找报社军宣队成员谈话，警告批“左”不要过头，公然与周恩来唱反调。
张春桥说：林彪的一套，是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
张春桥还说：现在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
批判极左思潮还刚刚开始，张春桥就警告说批“左”不要过头，给批判极左思潮大泼冷水；“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的，张春桥却故意与毛泽东所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混为一谈，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人民日报社的大多数干部刚刚为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所兴奋，就被张春桥、姚文元当头一棒。不过，他们从心底里觉得周恩来的提法是对的。
九月底，国庆节快到了，周恩来主持起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稿。此前周恩来曾对人民日报社的有关负责人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社论起草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社论稿中两次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提出“要批判右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但均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
十月初，《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江青一伙怒气冲冲地布置追查这篇稿子的来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要周恩来代管人民日报社。在某种意义上，这为《人民日报》批判极左思潮壮了不小的胆识。
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这组文章的来历是这样的。
当时，周恩来在经济领域中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整顿企业纪律，加强企业管理。黑龙江省委写作组根据这个精神，写了一篇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认为文章可用，作了修改后，以《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为标题，刊发了这篇文章。并同时配发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一篇是介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著作的书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
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面，基调就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文章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表现是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在上面搞无政府主义的人，“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无用论’，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最最革命的言论，招摇撞骗，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即利用劣根性、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他们叫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把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工具”。
文章还画龙点睛地指出：尽管林彪一伙“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有的外衣，或作前所未有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这是林彪事件以后第一次在中央党报上集中发表一组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法新社的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龙岩的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批评了红卫兵。
上海方面来电话询问人民日报：文章的作者是谁，是否送给别人看过？还说“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很强烈”。
此时，张春桥、姚文元正在上海。
自然，这组文章击中了江青一伙的痛处，因此很快招致了他们的反击。
江青指责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
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说：“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怎么现在去批无政府主义思潮？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
他们还扬言要追查这些文章的“背景”，并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文汇报》组织了一个所谓“工人座谈会”。
张春桥对来参加“座谈会”的工人说：“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一篇就可以讨论。”
十一月四日，《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刊登了上海工人座谈龙岩文章的报道，攻击龙岩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到了革命群众头上。
《文汇报》还连续发表评论文章，批评龙岩的文章。
与此同时，江青一伙还在人民日报内部大搞“反右倾回潮”。
面对江青一伙的叫嚣，周恩来没有理会，仍然坚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
十一月下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就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一事给周恩来送上一个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外事工作中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将报告送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但当报告传到张春桥手中时，张春桥却在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
江青也在报告上批道：“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这样的批语，等于是在公开质问周恩来。很明显，江青一伙以林彪是“极右”为借口，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批判无政府主义。
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将这个报告批回中联部、外交部有关领导传阅，并要求作好准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至此，在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江青一伙的分歧与斗争公开化了。
十二月三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斗争的复杂性。江青、张春桥这个时候敢于公开向他发难，很可能探准了毛泽东的想法。
面对江青一伙的反扑，周恩来避开了与江青一伙的正面冲突和争论，而是采取了迂回斗争的方式。
根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日、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
这样，虽然没有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实际上会议的主题没有变，还是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强加于人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结合实际肃清和批判外事领域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后来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也是按此进行的。
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报告，送毛泽东审批，并注明：这是“经过政治局讨论后，加以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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