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朝鲜山水相连，两国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
一九五○年，当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并不顾我国政府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鸭绿江边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克服了共和国刚刚成立、经济千疮百孔的困难，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与朝鲜军民一同浴血奋战，抗击美国侵略者。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因此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两国人民和两国领导人也因此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结成了非同一般的情谊。
周恩来说：“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足以见出中朝两国的亲密关系。
一九六一年，有朝鲜人要去鸭绿江中的一个小岛挖沙子。我们的边防部队忠于职守，不准朝鲜人去挖。朝鲜人心里很不愉快。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了我们的边防部队。他说：“别说是沙子，就是金子也得让拉。”
的确，在周恩来心中，中朝两国人民有着比金子还贵重的东西，那就是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肆虐下，中朝之间同志加兄弟般的关系也被搅得不是那么愉快。
在极左思潮的驱使下，一些红卫兵在街上公然贴出了攻击金日成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一些从朝鲜回来的华侨还到朝鲜驻华使馆搞游行，散发批判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的传单，并要朝鲜驻华大使和参赞出来辩论。
对此，周恩来曾提出过尖锐批评，并指示有关部门加以劝说和阻止。
吉林省长春市有一所中学是金日成青年时代曾经学习过的地方，那里有金日成的塑像和纪念馆。周恩来担心红卫兵冲击，曾亲自指示：不要把院内金日成塑像和室内金日成纪念馆搬走或毁坏。
但是，极左思潮使得红卫兵和造反派像着了魔似的。他们置周恩来的指示于不顾，把金日成的塑像给砸了。
在鸭绿江边，还发生了几名中学生红卫兵偷越边境，把用朝鲜文写的大字报贴到了朝鲜境内，说什么“朝鲜必须顺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朝鲜必须跟着中国闹革命”。
我国当时驻朝鲜大使馆也搞了许多极左的宣传，在使馆前橱窗内宣传“文化大革命”。
这一切，引起朝鲜政府的不满和防范。朝鲜政府派警察和便衣看着中国使馆的橱窗，还派人在橱窗前挖了一条两米宽的地沟切断人行道。中国进入朝鲜的东西要被检查，发现宣传品就没收。
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这些极左做法，周恩来提出过多次批评，还下令把驻朝使馆中的个别极左分子调回国内。
周恩来还通过有关渠道带信给金日成，说不管红卫兵、造反派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意思，请金日成谅解。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几次会谈。二十四日，达达赫离开中国前往朝鲜等国访问，周恩来在送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请达达赫帮忙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捎转他的口信。
周恩来说：自从我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时出现一点误会。华侨在一些亚非国家有不少，他们向往祖国，我们不能阻止他们。我们一直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使馆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这些偏差，随时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刚果（布）总理谈话时，就说刚果（布）总统做得对，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国主义诬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
中国驻刚果（布）使馆工作出现的偏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九六七年国庆前夕，我驻刚果（布）使馆决定在十月一日举行国庆招待会，并由代办发表讲话。使馆根据国内报纸所载的一些文章和讲话起草了讲话稿。讲话稿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揭露和批判了苏修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九月二十九日，我使馆将邀请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等领导人参加国庆招待会的请柬和讲话稿一并送到了刚果（布）外交部。
十月一日下午，刚果（布）外交部部长约见我使馆代办，转达了刚总统对代办讲话稿提出的三点意见：一是在庄严的节日，讲话应大概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使刚果人民更了解中国；二是讲话稿有针对另一国家（指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作者注）的内容，刚果（布）是中立国，不允许中国攻击苏联或苏联攻击中国，中苏分歧不应在此地相互攻击；三是讲话稿中没有提总统的名字，却提了总理努马扎莱，这种情况会给刚果（布）国内人民产生分裂的感觉。刚果（布）外长还说，问题不在提总理的名字，如果你提了总统一、二、三次后，再提总理，这是正常的，否则，会使刚果（布）人民产生倾向性。
我使馆代办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作为中国大使馆，有责任正确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揭露修正主义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至于讲话稿提了总理努马扎莱，是因为努马扎莱正在中国访问，没有提总统访华，我们可以研究。
刚果（布）外长表示：你们的立场是不考虑总统的不攻击现代修正主义的意见，我回去向总统汇报。
同日下午五时，刚果（布）外长再次约见我使馆代办。
刚果（布）外长说：我向总统汇报后，总统召集了政治局会议。总统认为泛指修正主义可以不要修改，直接攻击苏联的话要取消，政治局也要求取消。
我使馆坚持认为，这是政治原则问题，不能修改。
约谈没有取得一致结果。晚七时三十分，我使馆如期举行国庆招待会。但刚果（布）总统和政府官员等都没有出席。
周恩来得知后，对驻刚使馆提出严厉批评：“不参考我在接待努马扎莱宴会上讲话（只提出现代修正主义，未具体点名）而采用我在接待谢胡宴会上的讲话，真是不看对象的极左倾向。”
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在接见来华的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都表示道歉。
毛泽东坦诚地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大使馆犯了错误，你们总统处理得好，我很赞成。有的中国人有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驻在人家国家里，人家接受不了的，硬要那么搞，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要进行教育。”
周恩来也对努马扎莱说：“毛主席接见你们时，把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问题告诉了你们，对我国大使馆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作了尖锐的批评。既然是我们使馆的缺点，我们就作自我批评。”
那个时候，极左思潮使得我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陷入紧张。所以，周恩来请达达赫总统帮忙捎口信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以争取对方的谅解。
十月二十七日上午，达达赫总统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前往柬埔寨，中途路过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特意来到首都机场迎送达达赫。
达达赫对周恩来说：金日成首相让我捎来四点口信给总理先生，作为对总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第二，我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斗争中建立的友谊。
第三，双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这些分歧并不严重。如果分歧变得更大的话，双方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
金日成还是通情达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来的艰难处境。
一九六九年国庆二十周年，阿尔巴尼亚、越南、柬埔寨等都应邀派代表团来华参加观礼，唯独没有朝鲜代表团。一问才知，没有邀请朝鲜。周恩来委员长在天安门城说：中朝两国关系如此密切，怎么能够不邀请呢？还是要主动邀请。此时已经是九月三十日了。周恩来把自己的想法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金日成。金日成此时还在外地，他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当即决定派委员长崔庸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来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这说明朝鲜还是愿意与中国搞好关系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提出邀请朝鲜代表团来参加国庆二十周年观礼是非常英明的。金日成后来说：中朝两国的一段不正常关系从崔庸健率朝鲜代表团来华时起就消除了。
九月三十日晚上，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崔庸健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并宴请他们。十月二日，周恩来又在京西宾馆与崔庸健进行会谈。
崔庸健代表金日成邀请周恩来在方便的时候访问朝鲜。周恩来愉快地答应了。
实际上，这个时候周恩来很难脱开身出国访问。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还没有出访过任何国家。但是，为了修复中朝两国的关系，为了中朝两国的友谊，周恩来还是接受了邀请。
冬去春来，转眼间就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一九七○年四月五日，周恩来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朝鲜访问。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周恩来的第一次出访。朝鲜也就成了周恩来出访中断了近三年之久后的第一个国家。
在朝鲜平壤机场，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率数十万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周恩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拜会金日成。
周恩来对访问没及时表示歉意：“本来应该早点来，但分不出身，晚了半年。去年十月二日就同崔委员长说了要来，当时崔委员长说首相同志欢迎我访问朝鲜。”
“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半年了。”周恩来边说边扳着指头算。
金日成风趣地说：“不要紧的，虽然晚了一点，可是时候很好。来早了天气冷，欢迎群众还要受冻。”
对于周恩来的来访，金日成十分高兴。前两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也就随之化解了。
金日成说：“我们两国之间一段时间的不自然关系，从那时起（指崔庸健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来华）就消除了。我们的人民也感到高兴。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我们两国人民是用鲜血凝成的战友嘛！我们是唇齿相依的。听说周恩来同志要来，我们就等，等待总理来访。我们清楚总理同志很忙，这次能来，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很感谢总理同志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周恩来说：“双方领导人直接接触，问题都谈清楚，就好解决了。因为大家都看大局，看大方向。”
“对。我们也认为，我们两国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金日成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
当晚，金日成为周恩来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周恩来发表讲话，赞扬朝鲜劳动党在以金日成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主权所作的努力，重申了中朝两国的深厚友谊。他说：“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中朝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体现了我们两国人民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共同的利害和安危，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周恩来在朝鲜访问期间，与金日成进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就国际形势、亚洲地区局势和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还代表毛泽东邀请金日成访问中国。
然而，极左思潮使一些人猖狂得忘形，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了。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极左分子竟然攻击周恩来访问朝鲜是“为金日成抬轿子”，说什么宁可坐冷板凳也不抬轿子。
当年的极左思潮是何等的猖狂！而且发生在毛泽东、周恩来一再对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提出严厉批评之后，简直不可思议。
一九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同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有关司局长、驻外大使谈话，严厉批评中国驻朝鲜使馆的极左分子。
周恩来问中国驻朝鲜大使：“你那个使馆极左的人到底有多少啊？今天主席见范文同谈到了驻朝使馆。我们驻越南、驻朝鲜使馆写回来的一些报告，主席看了很不高兴。xx我看来就很‘左’，还有人说他右。我们使馆有些人，就喜欢听人家说好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我们的事就报喜不报忧，对人家的事就报忧不报喜，这都是主观主义。我们应该学习人家的长处嘛！"
周恩来又问：“听说驻朝鲜使馆有一个×××，比××还‘左’，调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调回。”大使回答说。
“为什么还不调回国内？调他回来学习。他还说××右，说什么我去朝鲜是为金日成抬轿子，他宁愿坐冷板凳。荒唐！人家反对美帝和日本，团结他错在哪里？你说人家是修正主义，你自己才是修正主义。你说宁愿坐冷板凳，你坐冷板凳活该。”
大使说：“他极左是有名的。”
周恩来问姬鹏飞：“这个人你知道吗？"
姬鹏飞摇摇头：“不知道。”
周恩来说：“把这样的人派出去怎么行呢？为什么不派一些新手去？在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多、精神面貌好一点的有没有一些人呢？可以派一些这样的人出去嘛！要下决心，选一些青年、中年，文化革命中表现比较好、有朝气、有进取心、学习比较好的人出去。”
最后，周恩来要求一定要把驻朝使馆搞好。他指示：要派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小组去。这个小组既能提出意见，各方面的情况都可调查，向大使提出建议，但不能直接发号施令，回来报告核心小组。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会见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他对朝鲜客人说：如果你们发现我们的干部有大国沙文主义，就请告诉我们，我们把他调回国内。这对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好处，对我们的干部也是个教育。
周恩来访问朝鲜六个月之后，一九七○年十月八日，金日成回访中国。
因为中苏两党关系紧张，而朝鲜与苏联还保持较好的关系，金日成访问中国是公开来访还是作内部访问？朝鲜方面感到有点不好向中国开口。中国方面充分理解朝鲜的难处。周恩来对我国驻朝鲜大使说：如果金首相公开来，我们欢迎。但中国充分尊重金首相的意见，是作内部访问还是作公开访问，由金首相定。
中国的灵活态度令朝鲜很感动。
十月八日，金日成来北京作内部访问。周恩来到机场迎接。中朝两国的关系得到全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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