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恩来正在为拨正外国专家工作的航向而努力时，周恩来忽然得到外国专家局要撤销的消息。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国专家局一直由外交部代管。由于业务并不很对口，专家问题又比较难办，外交部感到是一个负担。一九七三年初，外交部打算撤销外国专家局，成立一个专家小组，由外交部领事司管理。为此，外交部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个报告。有关部门没有把这个报告送周恩来，而是直接退回给了外交部，准备实施。
周恩来得知后，吃惊之余大为震怒。
一九七三年三月四日晚，周恩来把外交部、中联部等十一个涉外单位的三十多位负责人召集到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
晚十时，周恩来准时来到会议厅，略显苍白的脸色非常严肃。
“今天到会的都是负责外事的干部，主要讨论外国专家工作问题。”周恩来没有寒暄，话语直奔主题。
周恩来问：“撤销外专局是怎么回事？"
有关负责人对事情的原委作了解释。
周恩来批评说：“怎么能这样呢？国务院的一个局，我当总理的不知道，怎么就给撤销了？我在一月三十一日的《专家工作简报》上发现专家工作有问题，还在二月二日要有关单位改进。可是，我一面去向专家承认错误，你们一面却甩手不管，撂挑子。外专局，你们不要，我要！”
“对外国专家的管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因为怕麻烦而撒手不管。外国专家不是侨民，不宜划归领事司管嘛！怎么能把专家工作和护照签证搞在一起呢？这个问题外交部核心小组再讨论一下，通不过，再找我。”
周恩来的手有点颤抖。与会者还不知道，自一九七三年一月以来，周恩来大量便血。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能住院治疗。
在一阵批评之后，周恩来语气稍稍和缓了一点，他就外专工作和外专政策存在的有些问题作了针对性的阐述：要批判林彪一伙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对职工要进行思想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要允许同专家交朋友、同外国人来往嘛！不能动辄说人家里通外国。在这个问题上，要继续肃清极左思潮。外国专家要求参加政治活动，既要一视同仁，又要遵循自愿的原则，注意不要强加于人。对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专家，要享有中共党员的一切政治待遇。过去，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在这些方面干扰破坏正确方针政策的落实，引起专家对我们的不满、隔阂。现在，一定要主动地自我批判这些错误，要向外国专家公开承担责任，以挽回影响。不要怕这样做又犯了右的错误。
周恩来的这些话，给当时风雨飘摇的外专工作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当时的背景下，许多外专工作者心有余悸，他们担心自己做了工作得不到肯定也就罢了，就怕被戴上“里通外国”、“右倾”等一些帽子。
接着，周恩来向各单位逐一询问了外国专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人汇报说：英国专家劳埃德因为对跳“忠字舞”、搞早请示晚汇报的一套做法看不惯，给学校提了意见而被批斗，并被解聘后回国。回国后，劳埃德精神失常，也找不到工作。
周恩来当即表态说：这是我们的错误。应该把他接回来，向他赔礼道歉，有病我们要负责治好。
在听取北京大学外事处负责人汇报时，周恩来对美国教师叶文茜一家的情况特别地关注。
叶文茜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师，美国加州人。大学毕业后，叶文茜嫁给了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叶诸沛，从此她的命运便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九五○年，叶诸沛回国，叶文茜冲破一切阻力随丈夫来到北京。上大学时叶文茜专攻文学，爱好戏剧和诗歌，到中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英语系教师。叶诸沛也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的时间几乎全部放在实验室和办公室，家庭事务和三个孩子的生活全压在了叶文茜的肩上。不通汉语的叶文茜同时挑起了专家和家庭主妇两副担子，很不容易。
与别的外国专家不同，由于丈夫是中国人，叶文茜既是外籍专家，同时又是中国人的家属。这样一种双重身份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荣誉和待遇，倒常常使她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有些外国专家应当享有的待遇，却由于她是中国媳妇而不把她看作是纯粹的“外国专家”，没有她的份；有些中国同胞能享受的待遇，却因为她是外国人，中国人也不把她看作自己的同胞，自然也没她的份。叶文茜成了有关部门可以管又可以不管的边缘人物。
到了文化大革命，叶文茜的这种双重身份更是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折磨。有人说她是“里通外国”，有人怀疑她是“国际特务”。昔日熟悉的人们都离她远远的，不敢与她说话。一九七一年，叶诸沛去世后，叶文茜独自带着三个孩子，支撑着一个家，日子更是艰难。
更使叶文茜伤心的是，自己的血统和基因，还株连到孩子。她的三个孩子由于有着外国人的长相，也被打入“另册”，当兵上大学这样的好事自然轮不到，就连进个工厂当个一般工人都很难。
他的大儿子叶良侠三十多岁了，在劳动中与工厂的一名女工建立了感情。然而，这本来很正常的青年男女恋爱却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单位领导怕沾上涉外婚姻的麻烦，坚决反对；女方父母强迫女儿离开工厂，送到河南农村躲起来了。一对美好姻缘就这样硬生生地给拆散了。
……
听着听着，周恩来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说：“荒唐！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有什么错？为什么搞得这么紧张？何况叶良侠是中国的孩子嘛！不能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就歧视他。”
说到这里，周恩来当场指示北京大学外事处的负责同志：“这个问题要解决，要尽快把那个女孩子找回来。可以多做做女孩子家长和工厂的工作，如果有顾虑，就说是我讲的。”
在听取各涉外单位外国专家工作和生活情况的汇报时，周恩来问得非常仔细，并不时地在纸上记着。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外国专家工作存在的问题，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三八妇女节就要到了。这时，一个独到的工作方案、一个大力纠左的举措，从周恩来心底喷涌而出：“今年三八节就要着重抓外国专家工作，到时把所有专家和他们的家属都请来，我们得承认错误，这样才能主动。”
周恩来话音未落，会场早已是一片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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