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春天的气息，在监狱中的爱拔斯坦也感受到了。在后来的回忆中，爱泼斯坦把当时这种春的气息比喻为“像是在隧道尽头出现了一缕亮光”。他说：
“我在狱中受到的待遇从一九七一年下半年起（即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有所改善，第二年更有进步，这可能是秦城监狱进行清查整顿的结果。审讯不那么严厉了，要求我们交代的压力虽未停止，但减轻了。同过去形成对照的是―我不知道出于何种理由―我被告知，我有进步，也许不会在狱中关押多久了。”
“这时，伙食也忽然好起来了，开饭时给得更多，态度也不那么粗暴了。我已经习惯于少量的配给，也赞成俭朴是美德，而且一下子吃得太多使肠胃不消化，所以我就说：‘我不要这么多！’看守马上训斥我：‘别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很快我的肚子大起来了，体重也增加了，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爸爸）有一封写给我的信（请周总理转交）我是收到了的，不管是谁拆开了信，这封信是经总理准许才能交给我们杂志社转给我的。信上说，我母亲日趋衰弱，再见我一面也许是她唯一的希望了。我，二里难过极了，放声大哭（我成年以来的第一次），要求监管人员允许我给美国打电话，他们可以监听；或者，准许我去美国探亲，我可以住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住地（中国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每天去医院探视母亲，晚上回到住地，过一段时间我仍回中国的监狱。监管人员听了我的要求，但回答是‘不行’。（我能想像让我赴美将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但让我打个电话应该是办得到的。）不过，他们准许我写信，此后我就不断地写信给爸爸和妈妈（直到她病故）。另外，还准许我汇钱的请求，由《中国建设》杂志社把我结存的工资换成外汇，寄到美国去。这件事很快办成了，第一次寄了一千美元。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只有国家高层领导发话才能办到。”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一切都是周恩来关怀我们的结果。”
的确，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开始着手拨正外国专家工作的航向。
实际上，从一九七○年开始，周恩来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
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的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
会上，周恩来听取了高校同志的汇报，他特别关心在中国的外籍教师的处境。当听说许多外籍教师在学校里处于被闲置和隔离状态，中国师生不敢和他们交往甚至不敢和他们讲话时，周恩来说：同外国朋友的来往如何改进，是时候了，该提到日程上了。他指示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件事，同外交部研究一下，尽快解决。
一个星期后，即十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新华社报送的《关于出版外文参考资料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近来外宾、专家和友好人士苦于无外文消息可看。”“我报纸所登有限，且无反面或外电材料，故无法满足需要。一九六八年一四九号通知属于临时性质，不能长此不加恢复近于与世隔绝。”
周恩来批示中提到的一四九号通知规定不允许外国人订阅《参考消息》。由此可见，对于切断外国专家的消息来源是专门发过文件的。
十二月三日，在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听取公安部负责人关于召开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的汇报时，周恩来又一次谈到了在华的外国专家问题，再次批评有关部门在涉外活动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触外国人，甚至连外语也不敢讲。他说：现在在中国的外国人，除了外交人员、国际组织和侨民之外，还有许多在新华社、广播局、外文局、中央编译局和高等院校工作的外国专家，要专门研究如何对他们做工作。对外国人要一分为二，不要因为个别人有问题就“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连《参考消息》也不让他们看，连外国语也不敢讲了。
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周恩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及外事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就外事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各种错误倾向提出批评。他说：要警惕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首先是住在我们自己家里的外宾问题。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我们当作客人欢迎，可是对于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反而不理人家，比一比，我们怎么能够不作自我批评？
然而，极左思潮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林彪事件后，有些外国专家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仍没有得到改变。
德国医学专家汉斯·米勒，一九三三年就到了延安。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当他伸出双手与毛泽东紧紧相握时，他的命运从此与中国革命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了一起。那年，他才二十四岁。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作为医学专家随我军南征北战，华北、东北等各个战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对于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外国专家，有关部门根据他自己的请求，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国籍，还将他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米勒工作所在单位北京积水潭医院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党委和院领导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昔日不学无术的人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到处横冲直撞，不可一世。性格耿直、不愿随波逐流的米勒被“造反派”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没有人理他，没有人跟他说话，他成了单位多余的人。他的家属也因他受到牵连，他的儿子和女儿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
更让米勒寒心的是，他的活动受到监视，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一次，他得知老战友马海德受到迫害，想到他家去安慰安慰。途中，米勒发现自己身后远远地跟着“造反派”，自己处于被监视之中。
还有一次，被迫深居简出的米勒在北海公园附近散步，被一群青年学生当成帝国主义的“特务”扭住送往派出所。米勒解释说：“我是中国人。”青年学生说：“中国人有你这样的高鼻子吗？"
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最悲愤的事莫过于他勤勤恳恳地工作而又不被信任了。尤其是对一个有外国血统的知识分子。
极度苦闷的米勒想到了返回德国。医院一位主管外事工作的也是一位老干部，他非常同情米勒，在了解到米勒决心返回德国后，劝米勒留下来，并建议米勒可以写信给周总理反映他的困难情况。
这个建议在米勒的心头燃起了一缕希望的亮光。米勒在战争年代就见过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大节日的活动中，米勒和周恩来也常有接触。他对周恩来非常崇敬。只是他担心周恩来日理万机，自己的信总理能不能看到？
米勒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诉说了他对中国的感情和自己目前的处境，并请求他批准自己返回德国。
周恩来收到了米勒的信。从字里行间，周恩来看到了一个有外国血统的共产党员对中国的热爱，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外专工作的航向。
米勒的情况不是个别的。这一时期，不断有反映外国专家情况的信件送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报送的一份《专家工作简报》放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简报》反映了外国专家对我们的外专工作的一些意见，并列举诸如对外国专家放任自流，以致出现不健康倾向的事例。同时也反映了外国专家要求关心他们的业余生活的愿望。
周恩来抓住时机，在《简报》上批示，要求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广播局、外文局、北京市委、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单位组成调查小组，分别“找专家及其家属作个别谈话，了解他（她）们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特别是思想政治情况”，“并提出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中国工作，有所进步”。
北京市委派林？参加调查小组，并具体解决米勒的问题。林？曾三十余次到米勒的家里做工作，传达周恩来的关怀。
米勒最终放弃了回德国的要求，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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