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二月，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以后，中国与美国等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交流前进了一大步。世界一些知名科学家先后到中国进行参观和访问。
周恩来以此作为契机，加大对科技领域的政策调整。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
周恩来和杨振宁是浙江同乡，对话更直接、坦率。周恩来要杨振宁给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提点意见，杨振宁认为中国的基础科学理论贫乏，建议中国应当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和交流。
对杨振宁的意见，周恩来深有同感。早在一九五六年制定《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时，当时提出以“任务带科学”来制定规划，初步确定了五十五项任务。周恩来看了后，特意提出增加一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这就是后来规划的第五十六项“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他说：在大力发展应用科学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与革新。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加强对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
周恩来的这些话是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而且在我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中是得到验证的。我国的原子弹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快地研制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了一批有较深造诣的理论物理学家。
因此，当杨振宁直率地说出中国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薄弱时，周恩来感慨地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
周恩来还进一步分析说：理论不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能总结经验，再回到实践中去，再提高；二是对人家的经验不那么感兴趣，不能去多听多看。
杨振宁表示同意周恩来的分析。
周恩来诚恳地对杨振宁说：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我们应该能学到一些东西，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去你提的意见；或者表面上说好，接受，你走了以后就无所谓了。你热情指出我们一些缺点，我们要是听了当耳边风就很危险，我生怕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这样。
为了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将杨振宁的谈话建议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后，也认为杨振宁的意见很有道理。
十二天以后，即七月十四日，周恩来会见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这个团以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教授为团长，麻省理工学院天文物理学家林家翘教授为副团长，由二十七位美籍华裔科学家组成，其中有好几位是国际知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也参加了会见。
谈话中，周恩来再次肯定杨振宁提出的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建议，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
周恩来还对陪同接见的北京大学副校长、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说：“周博士，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周培源也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一九二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一九二六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就读，获博士学位。
“今天向这位周博士将一军，请他提倡一下理论。”周恩来指着周培源对在座的客人说。
会见结束时，周培源对周恩来说：“总理，我写了一篇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想请总理看看。”
周恩来说：“好啊，有多少字？”
“大概五六千字吧。”
“太长了，再短一点。”
回去后，周培源迅即把周恩来对北大的指示向学校党委常委作了传达。同时，将他文章的主要观点浓缩为几条，以信的形式送给周恩来。信的全文如下：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在一九五六年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五十六项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这是你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一九六三年的十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三十二个“国重”（国家重点项目），也没有做，更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三十二个“国重”大致都垮了。
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研究，但据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的试验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科”，把学科带动起来。这种情况在其他研究所可能也有。
学校中科研工作反复性校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成绩出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通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你七月十四日晚对北大的指示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今拟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积极调动起来。
周培源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日
周培源的信是经国务院科教组转周恩来的。周恩来阅后心中很不平静。
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郭沫若、刘西尧、丁国钰、秦力生及迟群、谢静宜。信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周恩来的信含有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明显不满与批评。
这种不满与批评，在一个多月后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博士的谈话中再次表露出来。
周恩来说：现在需要提高理论。本来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有了经验没有理论还不行，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
周恩来还对陪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说：中国科学院有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分散了，现在应该把他们集中起来，搞点研究。
为了加强科技工作，周恩来提议召开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八月十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提出了加强科学研究，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科技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代表共二百四十多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召开这样的会议，仅对广大科技专家的鼓舞来说，其重要意义就可想而知。
但是，张春桥却指责这次会议“大方向有问题”，是“右倾回潮”，并要在准备下发全国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草案））》中写入“黑线专政”的内容。
对此，周恩来坚决不同意。
在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鼓舞下，广大科技工作者重新燃起了希望。
八月十八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四○一研究所副所长张文裕等十八位科学工作者联名给周恩来写信，反映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落后现状，并提出了改变这种落后现状的几点建议。
信通过郭沫若交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刘西尧转周恩来。周恩来看了很高兴。他给张文裕写了回信：
张文裕同志并转朱光亚同志：
文裕同志交来二机（部）四○一所一部十八位同志一信，已由郭老、西尧同志处转到。看了很高兴，正是月初我们同巴基斯坦那位科学家所要说的话。
现在请文裕同志将你们今年四月送给二机部和科学院那份报告转给我一看。西尧同志请朱光亚同志召集有关方面一议事，请不要等我批，先议出办法，供大家讨论采用。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试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见可能有错，请你们研告。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
相对于文化教育来说，科学技术的政治色彩本来相对要淡一些，但即使如此，“四人帮”这一极左思潮的怪胎对周恩来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努力也是横加干涉，处处刁难。
这从当年周培源一篇文章的奇特遭遇足以看出。
根据周恩来办好理科大学的指示精神，周培源组织北京大学教育革命组撰写了题为《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九期上。
也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约周培源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认为：理科教育既要培养当前生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工作人员，又要培养为国家今后发展生产、发展科学的理论工作人员；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要重视，不可偏废。文章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取消和削弱理科的倾向，指出：“既要批判理论脱离实际，又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理工不分’的看法，实际上是取消理科，这是十分有害的”。
然而，当这篇文章送到《人民日报》后，被姚文元找种种借口卡住了。姚文元以为这篇文章是周恩来要周培源写的，当时社会上也是这样传的。
姚文元先是指示人民日报社派出记者，分别到天津南开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征求意见”。名为“征求意见”，实际上是想通过复旦大学之口，把周培源的这篇文章扼杀掉。南开大学也不过只是个陪衬而已。
“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很快领会了姚文元的意图，在《人民日报》记者到达上海之前，就布置复旦大学教师座谈讨论，统一认识，制造反对周培源文章的“群众意见”。座谈的结果是早已定好了的：如果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上海要公开组织批判。
有了“群众意见”，姚文元就有了借口了。八月巧日，他批示《人民日报》：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
姚文元的批示还算“客气”，毕竟他以为文章是周恩来要周培源写的。
《人民日报》的同志经过一番考虑后，再次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发表。
姚文元这回就不再遮遮掩掩了，而是明确告诉《人民日报》的同志：“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到时，你们如何收场？"
也许姚文元觉得硬是要把周恩来指示写的一篇文章枪毙掉，有点太过，于是又让把周培源的文章放到《光明日报》上发表。在他看来，这就表示降了一格。
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上海立即派人到北京大学秘密调查这篇文章的背景。他们找到北京大学空气动力实验室的一位老师，问周培源的这篇文章是谁指使写的？这位老师就按当时流传的说了：是周总理让写的。
十月十八日，姚文元到了上海，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红旗》的文章不一定是我同意的。报刊上的文章并不都是对的，都对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有背景的，不发不好，不发是得罪人，所以发在《光明日报》上。”
于是，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开始，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打什么基础理论》等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不点名的围攻。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上半年，在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重击下，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吹过了一股清新的春风，出现了新的气象，给广大文化教育科技工作者以振奋和希望。
一九七二年底，中国派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批飞往西方的留学生，其中十六人去英国，二十人去法国。
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一九七三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要“重视文化考察，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
一九七三年六月七日，国务院科教组颁发《关于北京外语学院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提出可以选拔少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入学，并对推荐来的工农兵学员进行文化补充考核。
……
虽然这股清新的春风没过多久就被诬为“右倾回潮”，但是，它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进行的教育整顿乃至粉碎“四人帮”后文化教育科技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如果您发现本网页存在差错，或者要对本网页发表评论，请点击我要留言
请在留言中标明本网页的网址，以便网站管理员有针对性地进行修改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