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的不满，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于是，向教育界发起冲击，进行所谓的“教育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出于其不可告人的野心，在一旁推波助澜，从“左”的方面把“教育革命”加以发挥。从打倒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到夺取教育界的领导权，进而全面否定党在建国后十七年经过曲折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的教育体制、方针、政策，教育界陷入严重混乱的境地，正确的教学规划和教学管理被冲垮。在“政治挂帅”、“白专道路”的禁锢下，学生不敢学，老师不敢教。教育水平严重下降。
一九七○年初，冰冻了二十年的中美关系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一度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外交格局将面临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一旦来临，将需要大批的外事干部和外语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在批判文化出版界极左思潮和调整文化出版政策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教育界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对教育政策的调整。而突破口首先选择在外语教学上。
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见效的事。即使在中国外交陷于冰点的日子里，主管外事的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将来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十分关注外事干部和外语人才的储备、培养。
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秘书长、曾任周恩来外事秘书的马列回忆说：
“一九六九年，国务院的几个办，包括外办被撤销，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没有被下放，受总理的委托负责几所外语院校大学毕业生的管理工作。当时中央所属的和重点大学的外语系共有四十多个语种的毕业生和在校生六千多人。总理当时看得很远，想得很深。考虑到将来对外事务的发展，他指示绝对不能让这批外语人才毕业散掉，要先将他们集中管起来等待分配。大学毕业生当时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就同总参联系，先由部队农场接收下来，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总理还一再关照不要荒废这批学生的外语学习，要求安排外语天天读的时间，最后建立了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制度。”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日子里，外语教育的处境异常艰难。外语教育除了存在与其他课程教育相同的问题外，由于它自身的特点还存在许多问题：外语尤其是英语，往往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东西，学外语容易与“里通外国”、“崇洋媚外”沾边，学外语的人积极性不高，原来有外语基础的由于不用也就荒废了；外语师资严重短缺；外语教学中左的色彩太浓，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等等。
针对这种情况，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至九日，周恩来就外语教学问题四次找北京外国语学院负责人，提出：外语教学业务不能丢掉，目前首先要从教师进修抓起，进行短期培训提高。要好好看看过去的外语教材，按照外语教学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改进。现在对外的口头和文字上的宣传，同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实在相差得太远了！
十天以后，周恩来又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有关人员座谈，就外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发表讲话。
周恩来说：“你们要研究一下，外语师资短训班的效果到底如何？学的能巩固吗？落实的有多少？”“如果五十天效果很差，可以向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延长一些时间。要抱着对学员负责的态度，否则误人子弟。师资培训不好，将来学生也教不好。”
针对当时专业学习时间少，政治学习和劳动占用时间多的弊端，周恩来指出：“学外语要天天练。天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如果硬性规定一小时，其他时间就不许练，这种办法一定要脱离群众的。”“别的活动多的时候也不要取消练外语。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增到两三个小时。”
周恩来还对外语教材中极左的东西提出批评：“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不适用，应当修改。政治语言和生活语言可以一并学，实际上也不能分。北大英语教材有一个问句：‘你出身工人家庭吗？’这个问题局限性太大，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身？”
最后，周恩来对外语教学提出了三点要求：“外语教学要造就什么样的人才？第一是师资，有了好的师资，中学生把外语学好了，进大学或以后自学就有了基础。第二是培养懂外文的干部、技术人员，要使他们能够读外文资料。第三是外事工作人员。这三方面的需要都很急迫，急需量最大的是师资，最急需的是外事人员。”
周恩来的这番话，虽然是针对外语教学说的，但实际上也是对教育界极左思潮的抨击。
因为就在周恩来讲话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红旗》杂志七月二十一日发表经姚文元审改、署名“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长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这篇极左教育路线的纲领性文献，提出了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几条方针，其中就有：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使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把批判“走资派”作为一门主课；开门办学，厂校挂钩；大破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狠抓教师的立场、感情转变，解决“为谁教书”和“怎样教书”的问题；破除“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
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周恩来这些指示，作用很有限，还不能扭转全局。
一九七一年四月至七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会议通过了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和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的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简而言之，一是教育工作基本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二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从这“两个估计”出发，《纪要》制定了一系列极左的“教育革命”政策：“工人宣传队”长期领导学校；缩短大学学制；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对原有教师边改造、边使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实行开门办学，等等。
“两个估计”在会议期间就引起激烈争论，也受到一些与会者的抵制。会期长达三个半月。迟群指责对“两个估计”有不同意见的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
七月九日，周恩来约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针对对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周恩来以他特殊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两个估计”的意见。他指出：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
周恩来的话间接地表明：他不同意“两个估计”。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各部门主管教育的负责人作了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的历史报告，其中讲到我党建立以来多次犯了“左”的错误，吃了“左”的大亏，教育和启发干部认识“左”的危害性。他特别强调：我们做教育工作，是教育人的。不要忘记过去，不仅我们这一代，而且还要教育后代。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
张春桥却说：十七年教育战线领导权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落实，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是假的。
八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国教育继续朝着极左的方向滑行。
这种势头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才得到遏制。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从一九七一年秋到一九七二年秋，先后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召开了一系列专业工作会议，清理各个领域的极左思潮。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普及小学教育是农村教育的重点》。
文章体现了周恩来在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接见教育会议代表时的讲话精神。在那次接见时，周恩来提出：培养教育后代，这是百年大计，不能忽视。小学教育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普及，主要是在农村。必须把小学经费固定下来，只有民办、集体办，没有公办就办不起来。小学教育经费年年还要增长一点。初中、高中在农村要因地制宜，能办的就办，师资不够的也不要勉强。
林彪事件后，各地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抓了普及农村教育的工作。
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短评《坚持多种形式办学》。
五月八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报告》反映：北京市十一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学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二十，初中程度的占%六十，小学程度的占%二十。因此，不得不另加半年的“文化基础知识”补习时间。
这个报告，间接地抨击了推行了两年的工农兵学员推荐制的大学招生制度。此后，各地高等学校对工农兵学员都加了半年的文化基础知识补习时间。国务院还发出高等学校招生要“重视文化考察”的规定，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学招生不要考试的办法。这些举措，后来被极左思潮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
五月十日至六月二十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座谈会批判了林彪从右和“左”两方面对教育的破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提出：要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发挥教师的业务专长，鼓励教师刻苦钻研业务，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保证必要的教学时间，外语院校要加强基本功训练。会后，国务院科教组向全国印发了这次座谈会的总结报告。
八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切实加强党对教学领域革命的领导》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天津市调动教师积极性、发挥老教师专长、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等经验，批判了在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出现的“抓政治保险，抓教学危险”的“左”的倾向。
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
这篇社论体现了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和恢复党的正确教育路线的意图。
对教育界极左思潮的批判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努力，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重新燃起献身事业、报效国家的热情。以北京大学的教授为例，哲学家冯友兰先生除进行教学活动外，还表示要在几年内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不顾腿伤，拄着拐杖上课，还自报《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改造》等研究课题；朱光潜先生在落实政策后首先去寻找抄家抄走的他翻译的黑格尔美学手稿，开始继续翻译。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周恩来敏锐地把握住了时机，就教育和科学研究问题发表重要谈话。就教育问题来说，周恩来的谈话有两点是对极左思潮的重拳出击。
一是明确指出：学校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
二是顶着江青集团的淫威大胆说出：“对学习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这番话在一九七二年说出，真可谓是空谷足音。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学招生制度的最彻底的修正。虽然周恩来的这个主张由于“四人帮”的极力阻挠没能立即实现，但是它为一九七七年邓小平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彻底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最有力的决策依据。
作为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的李政道，对周恩来提出的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是非常赞同的，而且他对中学毕业生非得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政策也深感莫名其妙。
一九七四年五月，李政道又回到中国探亲和访问。他在上海听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不需要脱产专门劳动两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这件事对李政道很有启发。
于是，李政道写信给周恩来反映说：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而应改为每天早晨劳动半小时。难道科技发展反而不如芭蕾？另外，培养科技人才也小能每人都一样，应选择优秀青少年（因每人先天条件不同、环境不同，有个别差异），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
李政道提出的意见，可以说是对一九七二年周恩来提出的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主张的进一步解释。虽然这一主张提出后如石沉大海，但是，周恩来没有气馁，还是抓住李政道来信这个机会，又一次对阻碍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极左思潮猛击了一掌。
首先，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
其次，周恩来临时决定立即接见李政道。陪同接见的有邓小平，还有“四人帮”及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虽说是一次外事接见，但实际上是一次会议。
周恩来的意图很明显，他是要“四人帮”当面听听李政道的意见。
对于这次接见的情况，李政道回忆说：
周总理说，本来没想见我，看了我的建议，认为非常重要，立即排了大字版送毛主席阅。周总理说完就把麦克风交给我，要我向大家说明我的建议。
当时空气紧张。“四人帮”也在座，人很多，围坐了三圈。我讲完，谢静宜就没有礼貌，质问我，要与我辩论（看来谢是有准备的）。谢说：“选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儿？”我答：‘旧的是为人民服务。”
当时会上情况不正常，他们在私下议论。周总理说：“不许开小组会议。”会上没有人能说芭蕾舞重要而科学研究不重要。结果他们表面上被说服。少年班可以试办。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周总理宣布会议“到此结束”。
周总理对教育非常关心，虽然当时他自己身体不好，也知道说服他们非常困难，但还是要尽量说服他们。少年班有周总理支持，种子是下了，可还是有人控制此事。他们有阴谋，对此事进行歪曲。
五月三十日，毛泽东也接见了李政道，表示赞同李政道提出的办少年班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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