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界被列为“五界”之一，成了所谓的“四旧”、“藏污纳垢”、“牛鬼蛇神”的“聚集区”。在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煽起的极左思潮的肆虐下，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出版的书刊，绝大多数当作“四旧”、“藏污纳垢”被扫除，全国停售、封存的图书总值达当时的币值两亿多元，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就停售图书两千多万册。一些出版界的专家、学者也被打成“牛鬼蛇神”或关押，或下放。
就连《新华字典》这样的工具书也难逃被封存停售的厄运。
一九七○年春，正是中小学开学的时候，全国要求供应字典的呼声十分强烈。中央文革宣传组联络员根据有关部门的反映向中央文革写出书面报告，请示修订再版《新华字典》和《四角号码字典》。报告提出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修改：一是有些词语塞进了封资修黑货；二是有的抽掉阶级内容，缺乏阶级分析；三是对一些历史人物评价不当，美化了帝王将相；四是与现实政治生活不符合或有抵触；五是解释不确切。
一九七○年五月十一日，分管文化宣传的陈伯达口头“指示”：《新华字典》你们看一看，斟酌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出版。《四角号码字典》不能出了，因为是王云五搞的，待以后考虑。
王云五，原籍广东，一八八八年生于上海，他首先将四角号码检字法运用于字典。因为他曾当过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一九五一年又从香港去了台湾，他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也被当成了“毒草”。
陈伯达的“指示”，反映了文化出版界极左思潮盛行的冰山之一角。对此，周恩来气愤至极。
一九七○年九月十七日，庐山会议结束刚过十天，周恩来召集国务院文化、教育、出版等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向文化出版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打出了一串“重炮”：
“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
“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不出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芭蕾舞是洋的，能说是我们创造的吗？”
“《资治通鉴》、《天演论》还用审查吗？四书五经还要修改吗？”
“旧小说可能统统当作‘四旧’处理了吧？《红楼梦》、《水浒》能算作毒草吗？”
“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
周恩来这一系列的质问，令与会的人脸红心跳。其实很多人怎能不明白周恩来所说的道理，只是慑于极左思潮的压力，对文化出版工作中极左的一套敢怒不敢言而已。
对于《新华字典》的出版，周恩来后来多次催问。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检查文化出版口的工作时又问：“工具书出版了吗？《新华字典》还没有定下来吗？青少年没有书看，有的学校没有字典，没有地图。新书要出，旧书也可以选一点好的出版嘛！”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又口头指示：《新华字典》还是早点定下来，了解一下到底要印多少，注音检字方法和注释是否恰当。
在周恩来的催问下，《新华字典》的出版工作抓紧进行，很快就印出了样书。
当出版社把样书送给周恩来审阅时，周恩来发现《新华字典》的封面书名是拼集鲁迅的字。为此，周恩来对有关负责人说：我不赞成这样拼凑字作书名，拼字不是艺术。还有人把毛主席的字拼来拼去。主席题字都是完整的构思，不能随意拆开。鲁迅没有给这本字典题过字。鲁迅在世时，还没有简化字呢，这个“华”字还不是凑成的吗？这是不尊重鲁迅。将来一考证，说你们造假。还是老老实实的好。封面不要用鲁迅的字，不要弄虚作假。你们这样搞，我就不批准。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新华字典》正式出版时，封面书名改用了仿宋字。
虽然周恩来一九七○年九月十七日的谈话严厉批评了出版界的极左思潮，并提出了一些明确指示，但是，由于出版界不少人深谙“文革”政治斗争风云的诡秘多变，对出版新书、过去已清理封存的书以及整理重印古籍仍心有余悸，没有见到中央批示不敢动手，因此图书出版工作还远远适应不了社会各界读者的需要。
同时，由于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七○年一月在波兰华沙恢复，中国的外交格局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筹划下正面临新的突破。我们的国民急需了解世界以适应这种突破。然而，“文革”中那些涉外的历史书籍不是没出就是被封存，以致出现像周恩来批评的“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春，国务院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在百忙中找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谈话，又一次对图书出版口的极左思潮打出了一串“重炮”：
“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你们的出版计划有没有历史书籍？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
“同志们说，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地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来的。”
“总不能把历史割断吧！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一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
“《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
“把有点问题的书都封起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只相信自己不会受影响，其他人就都会受影响？群众总是比我们个人知道得多，他们是能够作出判断的。”
“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听着周恩来这些振聋发聩的话，作为出版界负责人的与会者连头都不敢抬，只是一个劲地低头往自己的笔记本上记。
最后，周恩来指出：“我看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对出版历史书籍再一次作出指示，要求尽快地出版《世界通史》，并搜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每个国家出一本，以适应外交活动和教学研究之需要。
在周恩来的严厉督促下，国务院出版口组织有关出版社，对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翻译出版情况、国内研究世界历史的研究部门和翻译力量进行调查摸底，并召集史学工作者座谈会，形成了《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提出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工作计划。
周恩来审阅了这一计划，并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阅后批示：“可以。”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以中发（一九七一）五十四号文件转发《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中央在转发批语中要求各地“督促和推动有关部门努力完成规划中的任务”，并指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一部研究原始社会的重要著作，可以再版。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但有叙事简明、纲目清楚、地图详细的特点，也可供干部批判地阅读。”
出版界终于拿到了批准翻译出版外国历史书籍的最高通行证。
自一九七一年下半年开始，世界各国的历史陆续翻译出版。这对于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国历史，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更好地迎接随之而来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的中国外交格局的全方位突破，都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为了翻译国别史，调回了一大批老教授、老专家和外语翻译人才，较早地解放了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在周恩来的督促下抓紧进行。
一九七○年九月十七日，周恩来就要求抓紧中国历史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并指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做这件事还好办，往后懂古文的人就不多了。”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又问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情况。
有同志汇报说：“文化大革命前主要由中华书局负责。到今年二月，上海也组织了四十多人校点《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周恩来说：“你们要合作，协商一下，不要重复，早点完成。”
“顾颉刚还在中华书局吗？还有没有人校点二十四史？”周恩来问。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回答说：“顾颉刚现在在社科院。”
“顾颉刚在社科院能发挥什么作用？”周恩来指示，“把他请到中华书局来好。老弱病残圈点历史书也能工作嘛！"
经过研究，国务院出版口在五月三日向周恩来上报《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将这一报告送政治局常委传阅，并报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阅后批：“同意。”
毛泽东还口头指示：不能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研究，不单是二十四史。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发给出席出版工作座谈会的同志每人一份，鼓励鼓励大家”。
此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工作全面展开。一九七二年初，《周书》、《南齐书》、《陈书》首先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他各史，也在两三年内相继出版发行。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出版发行，突破了极左思潮所设置的文化禁锢，成为开放封存书、整理再版古籍的带头羊。
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说：“二十四史是标兵，它可以出版，很多历史书也可以出版。”
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在极左思潮肆虐下中国图书市场的凋零状况。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为了显示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国，书店里得有些反映这方面的书籍。有关方面责令新华书店要挑选出一批能够显示出我们历史文化水平的、古今中外有影响的代表作摆上书架。因为尼克松要参观的地方，如王府井新华书店，没有书不行。
但是，在那个年月中，很多书当成“四旧”烧了，能找出来上架的数量很有限。怎么办？上级部门一方面要求对可以出版的书组织力量加班加点，争取在春节之前赶印出来；另一方面只好说，对数量实在不够的书籍，可以摆出来，专卖给外国人。
不料，此事竟引起一场风波。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恰是中国农历春节。这一天，王府井新华书店还没有开门，买书的人就排成了长队。待书店开门后，书店方面说有些书只卖给外国人，不卖给中国人，群众情绪异常激愤，议论纷纷。一些敌视中国的西方记者借此发消息造谣诬蔑。
此事惊动了周恩来。二月十六日深夜，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开会，对这种售书方法提出批评。
周恩来说：“要注意一种倾向，比如说，出版方面把几部古典小说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摆出来，不卖给中国人，只卖给外国人。何必这样呢？有书，中国人也要卖；没有书，你就别摆出来，结果给人家提供了造谣的机会。不能弄虚作假，这早已批评过了。如果书已经摆出来了，外国人、中国人都可以买，卖完为止。不是早就说过，尼克松来了，我们要不亢不卑、不冷不热吗？为什么听说尼克松要来就把书摆出来呢？”
最后，周恩来要求吴德检查一下北京市的情况，业务组动员北京市的印刷力量，争取把几部古典小说尽快再版，用事实驳斥敌人的造谣。
一九七二年春，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在审查清理图书的基础上，再出版一批中国古籍和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
四月中旬，全国二十万部古典小说印出发行。北京市新华书店各门市部开始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读者争相购买，在王府井、前门等书店一度出现了群众排长队购书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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