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指示”:《四角号码字典》不能出,周恩来对图书出版口连发“重炮”:“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
在李政道面前,周恩来说出了“文革”以来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一句话。
周恩来要周培源除障碍拔钉子,把北大理科办好。姚文元说: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一篇文章的背后有着激烈的较量。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大地震,那么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就处于这场大地震的震中位置。“文化大革命”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在这场浩劫中却成了名副其实的重灾区,因而也就自然成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重拳出击、大刀阔斧进行调整的领域。
一九七○年九月,林彪、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露出了他们急于抢班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也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借此机会,周恩来开始批判极左思潮,着手进行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调整。一九七一年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全面出击,加大了政策调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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