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周恩来难过和震怒的是，仅仅过了两年，航空工业产品的质量危机又一次全面爆发。
周恩来的目光仍定格在“机毁人亡”四个字上。他的思绪又急速闪回到不久前的一起飞机质量事故上。
那是两个月前的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突然电告我国外交部，告知我国援助他们的一架“歼六”战斗机在飞行训练中突然操纵失灵而坠毁，请我国速派有关技术人员帮助查找事故原因。经我国派出的技术人员对飞机残骸的检查鉴定，事故原因是因发动机燃烧室喷火不均匀，将发动机的火焰筒烧裂而引起爆炸。纯属一起质量事故。
难道这次报告中所说的飞行事故也是同样的原因造成的吗？周恩来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近日，我国又有两批援外“歼六”战斗机即将装车启运，这两批飞机中，会不会又隐藏着质量隐患？如果再出现援外飞机事故，中国的国际信誉将跌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一向以严格著称的军工企业竟落到这样一种状况，全国民用工业产品质量可想而知……
更让周恩来忧虑的是，时下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苏联在我国东北边境陈兵百万，还在我黑龙江边境挑起事端，制造珍宝岛武装冲突流血事件。在南国边境，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有扩大化趋势，中、印关系也趋紧张。一旦有战事，我国的空军怎能肩负起捍卫祖国领空，歼灭来犯之敌的使命？
思前想后，忧心如焚的周恩来提笔疾书，给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写了一封信：
“……又一事故，这只能从‘歼六’本身找原因。请告空司：对‘歼六’两批分送援朝xx架、巴基斯坦xx架，再派人（会同沈阳厂）赶赴现场，移交前进行必要试飞，然后再请对方进行一次试飞，如无任何故障，又经全面检查后方能移交。如不合格，必须调整，不能马虎。沈阳厂所有‘歼六’产品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检验制度，合格后方许出厂。”
叶剑英等接信后，立即责成由空军、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组成事故联合调查组奔赴空军某师事故现场。并对即将启运的援外飞机进行全面质量检查。
联合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的不祥预感。十二月十五日，一份写给空军五人领导小组的报告转到了周恩来手上。报告反映，对援外四十架“歼六”战斗机进行了试车和通电检查，发现七架有质量故障：一架起落架不合格，四架缓冲器漏油，一架防火开关有毛病，一架瞄准器计算器不工作。
周恩来拿着报告的手有点颤抖，呼吸变得急促。旋即，他提笔在报告的空白处迅速写下了几行措辞严厉的批示：
“歼六”战斗机四十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七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的%十七点五。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这难道还不够我们引起警惕么！
周恩来的批示在军委及空军高层领导手中快速传阅。紧接着，中央军委一道紧急命令：全国所有机场的“歼六”战斗机停止飞行。
随后，周恩来委托叶剑英召集空军、飞机制造厂及有关科研部门的同志召开一个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解决飞机生产中的质量问题，以此促进全国工业生产中的产品质量的提高。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会议室。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座谈会的第八天下午。虽然此时林彪已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但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舞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空气仍然相当凝重而沉闷。由于各自顾虑重重，空军和飞机制造部门在事故责任和原因上互相扯皮，尽管会期一再延长，仍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突然，正在聆听会议发言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纷纷离开座位，匆匆走出会议室。这一举动使刚刚还很嘈杂的会场一下子沉寂得有点紧张而神秘。
不一会儿，周恩来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顿时，雨点般的掌声夹杂着低沉而短促的“周总理”的惊喜声在会场骤然响起。
也许是因为周恩来最近连续几次对飞机质量问题的严厉批示的缘故，周恩来的到来，使会场在兴奋之余显得有点紧张。周恩来似乎感觉到了，他说：“大家不要紧张嘛，飞机质量不好，我心里也不安。我有责任，我要负责。”
会议继续进行。周恩来静静地听完汇报，沉缓地说，“你们搞生产的，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一个产品不是出了厂、出了国就算尽到责任了，而是要用到该报废时也不出问题，才算负责到底。产品质量有问题，国务院有责任。我不是要批评，我很难过，我要负责。”
周恩来的一再自责使与会人员深受感动。沈阳黎明发动机厂的党委书记吴暇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站直身子，哽咽着说，“总理，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周恩来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小个子军人，问道：“你是沈空副司令员？”
“不，他原是空军某部的政治部副主任，后调到沈阳发动机厂工作的。”叶剑英赶忙作了介绍。
周恩来对吴暇说：“不要紧张，坐下来，谈谈你的看法。”
面对谦和的总理，吴暇打消了顾虑，一股脑儿地倾诉自己的看法：“连印度都能造飞机，但他们不能造发动机。当前应当下大力气抓发动机，因为我国还没有自己设计的发动机。航空工业落后，表面上是飞机落后，实际是落后在发动机上。但发动机的落后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生产飞机的国家很多，但大多数搞不出发动机。我国也自行设计了几种飞机，却没有一台是自己设计的发动机，可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啊！”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说得对。”周恩来被吴暇的发言所吸引。英国罗·罗航空公司制造的斯贝发动机在七十年代初期是世界上一种较为先进的发动机。一九七一年七月，周恩来批准航空工业部从英国进口了十六台民用斯贝发动机。
周恩来接着问吴暇：“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做政治工作的。”
“你学得很好嘛，我要向你学习。”
周恩来又详细地询问了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航空发动机研制情况。并当场指示要大胆从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他指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飞机没有心脏怎么能行呢？不能认为凡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不仅是模仿，还要创新，这样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周恩来讲这番话是顶着不小的压力和风险的。当时，“四人帮”一伙出于其政治目的，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把技术引进视为“崇洋媚外”大加批判和指责。会后，七机部根据周恩来指示正式向中央提出引进军用型斯贝发动机的报告时，周恩来批准了这一报告，同时又告诫：“要极其认真地进行谈判和将来的考察。凡遇有问题，必须事前请示，再予答复。在英国要通过使馆请示国内，千万不能大意。”
吴暇还反映，我国目前发动机质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与科研部门相互脱节：“一个埋头生产，一个闷头设计，两个部门谁也管不着谁。”
早在一九六三年，针对当时就已暴露出的生产与科研相脱节的倾向，周恩来就提出过“厂、所挂钩”的意见。因此，这一次，他当即斩钉截铁地指出：“要把研究所还给工厂，脱离生产不行，先搞一个试验，把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一分为二，一半给株洲航空发动机厂，一半给沈阳发动机厂。我就不相信放到工厂搞不出东西来。如果这个办法失败了，咱们再改，我要试一下。”
周恩来对吴暇说：“你给陈锡联捎个口信，让他去做做工作。就说是我说的，把研究所给工厂。赞成不赞成？赞成，回去就搞，搞好了，给我写个报告；搞不好，也给我写个报告。”
周恩来的这种民主作风，使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与会人员频频交流，纷纷倒出心中压抑已久的对极左一套的不满……
听着这些怨声，周恩来充满了同情与理解，不要说是下面这些基层干部，就是周恩来自己，不也被江青一伙指责为“只讲生产，不要革命”吗？然而，绝不能气馁，斗争也绝不能停止。否则，怎样向党，向人民交代？
最后，周恩来提出：要以整顿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为突破口，实现“三抓”与“三促”，即“抓援外，促质量；抓‘歼六'，促其他；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
会议从下午二时半开始，结束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很对不起哟，大家辛苦了，让大家饿饭了，我的肚子早已发出强烈的抗议了。这样吧，我叫人去拿点夜宵，有什么吃什么吧！”周恩来的脸上露出微微的歉意。
工作人员很快拿来了夜宵。每人两个小面包，一个鸡蛋。周恩来一手拿起面包，一手托在下面小心地接着散落下来的面包屑，大口大口地咬了起来。当吃完第二个面包后，只见他一扬脖子，又将散落在另一只手上的面包屑全部倒进了嘴里。
吴暇等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人无不惊愕、感叹！他们想不到这就是功勋卓著的共和国总理的晚餐。
会后，在叶剑英的主持下，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中央军委整理了一个会议纪要。纪要明确指出：要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全面整顿产品质量。要抓援外促质量，抓“歼六”促其他，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并提请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转发这个纪要。
但是，由于张春桥等人的反对，这个纪要迟迟没能下发。
一九七二年一月，我国驻越南大使馆发回报告，反映越南方面对我国援助的汽车质量提出意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就此报告批示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四月九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就产品质量问题又一次发出了怒吼：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代，向人民交代，向领袖交代？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
这一次次的批示、讲话，不可不谓振聋发聩。一九七一年底，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危机再次全面爆发时，周恩来一个月内作了六次批示和指示。
一九七二年五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整顿国防工业产品质量和配套问题的指示》，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不好、配套不全、零配件不足的局面。
接着，中共中央调整了航空工业部的领导班子，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些原来“靠边站”的部局领导人回到了工作岗位。航空工业各单位普遍进行了产品质量整顿。
周恩来批极左、抓质量的言行戳到了江青一伙的痛处，自然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和阻挠。很快，他们便组织反击，把周恩来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回潮”、“右倾回潮抬头”。江青借机在《人民日报》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工作后，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整顿军队、整顿国防工业。三月，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邓小平对成都电机厂、航空发动机厂和航空仪表厂等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提出严厉批评。四月，叶剑英受周恩来之托，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问题汇报会。会上，邓小平责令有些还是“坏人在专政”的航空工业部门“要限期解决”。从此，中国的航空工业焕发出新的生机。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中军事力量已成为一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航空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正如新中国航空事业的一位创业者所回顾的：如果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中华民族二千年的航空梦以新生，那么，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为挽救航空工业的种种努力和抗争，则是给了航空工业以第二次生命。唯其如此，中华民族的航空梦才变成了今天沉甸甸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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