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忙碌了一天的周恩来拖着疲惫的双腿很晚才回到西花厅，照例还要戴起老花镜，批阅秘书送来的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各种文电和报告。
深冬的北京，滴水成冰，呼啸肆虐的西北风从不太严实的门窗缝隙里渗透进来，多少削弱了室内暖气的温度。
突然，一份空军司令部送来的报告像一股强劲的电流，使周恩来的心头陡然一颤。报告说：空军某师在执行战备训练任务时，一架国产“歼六”战斗机突然从万米高空坠落，机毁人亡……
句句刺眼，字字扎心。
周恩来的目光在这份报告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他那清瘦而布满倦容的脸上交织着忧虑和愤怒，心中泛起刀扎似的阵痛。作为共和国航空事业的奠基者，他想起了中华民族二千年的航空梦，想起了共和国成立以来为实现这个梦而付出的全部心血。
中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风筝。西汉的张衡在一只装有两只翅膀的大木鸟的肚子中装上了能控制翅膀上下扇动的机械传动装置，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木制滑翔机。这些航空认识和实践上的重大飞跃，对后来的飞机制造有着重要的启示。
然而，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制造者的桂冠并没有落到中国人的头上，而是落在了美国人莱特兄弟的身上。那是一九○三年的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庄严的共和国开国大典上，飞越天安门上空的飞机连运输机在内只有十七架，而且还都是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残破飞机中拼凑、修补起来的。
一九五○年九月，美国侵略者把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并凭借着它绝对优势的空军力量派出了大批飞机肆无忌惮地入侵我国东北领空。为保卫新生共和国的安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但却为没有空军的掩护而费尽了周折，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中国需要空军，需要能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否则，“钢铁长城’留着一个“缺口”，何以巩固国家的独立，捍卫民族的尊严？！
沉睡了二○○○年的中华民族的航空梦，在共和国开创者们的牵引下，从此开始了迈向现实的进程。
一九五○年十二月，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连续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以及沈鸿、段子俊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问题。会议最后一天作结论时，周恩来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我们是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同时，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们建设航空工业。
一锤定音。周恩来的这一结论，就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指导方针。
一九五一年一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以何长工为团长，沈鸿、段子俊为团员的代表团启程赴苏，就争取苏联帮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问题进行谈判，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亲自筹划组建领导航空工业的航空工业局。一月二日，何长工一行赴苏联谈判的第二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现在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该局现只有段子俊一人为局长，拟以大连建新公司的全部机构（工厂除外）来组建航空工业局。如同意，请通知陈一民来京接洽（陈系建新公司负责人）。”随后，建新公司大批干部开赴沈阳，开始筹建航空工业局。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文件，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局。五月十五日，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正式成立。
航空工业是技术密集型的，最关键的是技术人才。对此，周恩来深谋远虑，早有准备。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刚一解放，周恩来立即电告华东方面的负责人注意招集国民党空军留下来的高中级技术人员和解放前夕留学回国的航空技术人员。上海军管会航空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后招集了六十多人，成立了华东航空工程研究室。对于这批技术骨干，周恩来曾有过专门指示：“将这批航空人才先组织起来，至于怎样使用他们，另有计划。”当航空工业局成立后，这批技术人员大部分被安排到局机关和下属飞机制造厂工作。
一九五一年八月，航空工业局与苏联驻华专家共同拟定了一个由飞机修理逐渐转向飞机制造的计划和五个飞机制造厂生产规模的宏大方案报送中央。八月二十日，周恩来认真地审阅了这一报告，并批示：拟予同意。并请富春同志会同何长工与苏联专家据此计划，将全年所需的航空工业建设经费，以最低限度计划后提送财委审核。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照办。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听取关于建立五个飞机制造厂以及这五个飞机厂要在三至五年内仿制成功苏联雅克十八活塞式教练机和米格巧喷气式战斗机方案落实情况的汇报。到会的除聂荣臻、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外，周恩来还特意找来了掌管钱财和物资的李富春、谷牧。
就在这个会上，周恩来作出了拿出六十亿斤小米造飞机的决断。他在听完汇报后果断地说：“就按照你们提出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后，就可以生产三千六百架飞机了。在这个数量中，歼击机、教练机、运输机各种飞机所占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关于明年的订货问题和三至五年内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计一划，先发个电报给苏联，请他们给以考虑。至于实现这个过渡之后，修理任务归航空工业局还是归空军，今天暂不确定。”
周恩来还说：“同意再向苏联聘请二十五名专家。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五十亿斤就可以够了，我们准备拿出六十亿斤，办一所航空大学是应当的，需要的。”
对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穷国来说，拿出六十亿斤小米来造飞机，这是颇需要些胆略和眼光的。
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六十亿斤小米的方案。
由于方针对头，措施得力，再加上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在入力、物力、财力上给予重点保证，经过十年奋斗，新中国的航空工业迅速崛起。到六十年代初，我国完成了从修理飞机到制造飞机的过渡，教练机、喷气式歼击机和运输机相继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交付使用。同时，开始了自己设计飞机的尝试。
谁料，正当我国航空事业开始腾飞时，却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更使周恩来“做梦也没有料到”的是，一向纪律严明的军事工业生产也乱成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一再强调要把军工生产部门列为“要害单位”加以保护；要求“革命群众”不要上这些部门去“串联”。但是，极左思潮泛滥，经济管理上的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技术工人都下放了。几年后，航空工业产品的质量危机全面爆发。
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四个年头，周恩来就航空工业质量问题同极左思潮进行了一次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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