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的发展，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我国不但还清了当时的外债，而且还使国家可能拿出相当数量的外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俗话说，有钱好办事。
但是，在那个特殊而荒唐的年代，技术引进光解决了钱的问题还不行，还有一个冲破极左思潮的观念和阻力问题。
周恩来一贯主张，经济建设要自力更生，但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他说：“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把依靠自力更生推到极端，搞“以我为主”、“以我为核心”，妄自独尊，把向外国学习特别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说成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和投降主义”，等等。
一九六六年我国与瑞士苏尔寿公司签订的船用柴油机制造技术转让合同，是我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技术引进合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技术转让合同，却被作为“卖国主义”的典型被大肆批判。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煽动下，上海有人出来发难，说这个合同是出卖国家机密，出卖社会主义企业，是一个“卖国主义”的合同。
此后，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我国的技术引进工作基本上中断了。这几年，恰恰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几年。日本、西欧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是借这个时机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长足的技术进步。而我国却丧失了这次机遇，在经济上、技术上同世界拉开了长长的距离。
这种闭关自守的局面直到林彪集团覆亡后才出现了转机。
林彪集团的覆亡，政治上发生了朝着有利于党内健康力量发展的趋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批极左思潮，开始着手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当时，竟然还有这样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引进外国的东西是为了供我们批判，所谓搞“一批、二用、三改”。
对这样一种怪论，周恩来在一九七○年三月十七日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批驳说：你们提，对进口的东西要“一批、二用、三改”，这不对。买，就是要用，不用，你进口干什么？要调过来，改成“一用、二批、三改”。一是用，用了发现缺点就可以改。如果进口的目的是为了批，那有多少东西要进口啊！
一九七二年三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尼克松访华情况时提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切不懂的项目都要学，要下些本钱，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接过来，赶上去，超过去。不要自满自足，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
一九七二年底，中国政府派出了医学、科学、教育等五个代表团去美国参观考察。然而，有的代表团考察回来后，连考察报告都不敢做。原因就是被“崇洋媚外”的帽子压得战战兢兢。
周恩来得知后，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最近我们出去了两个代表团。一个医学代表团在国外看了回来，不敢做报告。他们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这么老大，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后，连一个报告都没做出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大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
一九七二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运筹下，中美、中日关系先后实现正常化。中国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给我国对外技术的引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国内政治条件有了，国际机遇有了，外汇有了。尽管国内还有些阻力，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时，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周恩来开始筹划和实施大规模的新技术引进方案。
恰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遇悄然来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谈起了“的确良”的事。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陈锦华回忆说：
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有一个习惯，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就是每到一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社会上做调查，看看社会上有什么反映。在长沙的时候，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泽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现在年轻人不太懂，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过去裤子是讲究裤线的，棉布没有裤线，“的确良”有裤线，而且不皱，所以当时穿上一条“的确良”的裤子是很神气的，但是很不容易买到。毛泽东对此很惊讶。“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主席同周总理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事后周总理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
陈锦华是从李先念、余秋里同志那里听说这个故事的，应该是可靠的。毛泽东的态度无疑是对新技术引进的最大支持，也正合周恩来的心意。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契机，要李先念、余秋里他们研究后提出方案。
当时，国内棉花歉收，我国棉布供应持续紧张，又没有制造大批化纤设备的能力和技术，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一轮经济危机中，急于寻找出口市场，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如果能进口成套化纤生产技术设备，将对缓解我国棉布供应的紧张、改善人民生活有重要作用。另外，我国农业所用的化肥也长期跟不上农业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农业的发展。
经过与有关部门研究，国家计委写出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将国家计委的报告报送周恩来，并附信说明：“鉴于我国棉花播种面积今后再扩大有限，同时这几年来，由于工作跟不上，棉花产量一直在四千二百万担一四千七百万担之间。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适应工业生产、出口援外的需要，除了继续抓好棉花生产外，根据国外经验，必须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把化纤、化肥工业搞上去。因此，经国家计委与有关部门商量，拟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四套、化肥设备两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四亿美元，争取五六年内全部建成投产。投产后，一年可生产化纤二十四万吨（相当于五百万担棉花，而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化肥四百万吨。”
二月五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并报请毛泽东批准。
随后，周恩来以此为突破口，要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找主要工业部门研究一下，把急需引进的项目通盘考虑一下。
八月六日，国家计委报送《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提出进口一套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放在武汉钢铁厂。
钢铁工业一直是中国工业的重点行业，但质量、品种不行，满足不了国内需要，稍好一点的板材都要依靠进口。当时进口一套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约需两亿美元，而我国每年要花费约三亿美元进口三百万吨钢板，两相比较，还是合算的。
八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批给李先念照办。
十一月七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六亿美元的二十三套化工设备。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批示将总额三十三亿美元的另一个进口方案送他一并考虑。
此时，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军工、水利、电力、交通等其他工业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也相继提出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引进范围不断扩大。周恩来感到很零碎，同时也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当做大一点。他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最近提出引进的项目合并起来，“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周恩来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作了统一规划。报告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我们研究拟在今后三五年内，用四十三亿美元，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目的是引进新技术，支援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轻工业，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
李先念将报告报送周恩来。经过讨论修改后，三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
这个引进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共二十六套成套设备技术项目，其中包括：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一套烷基苯，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三套大电站，一套武钢一点七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航空斯贝发动机等。
以后在“四三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进口总额达到五十一亿四千美元。
这些项目到一九八二年全部建成投产，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四三方案”是继五十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引进的一百五十六个大型引进项目之后，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高潮，也是打破“文化大革命”以来闭关自守局面的一个重大举措。这一举措，对解决我国国民经济的几个关键问题，促进相关产业的加速发展，缩短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建立和发展我国同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乃至对后来的对外开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钦佩周恩来的胆略和气魄。更何况当时还有“四人帮”在一旁从中作梗。
一九七二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只有四十八亿四千美元，其中进口为二十二亿美元。而“四三方案”所需总金额就达四十三亿美元，加上利息和后来追加的项目，总数超过五十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是二百一十四亿元。一九七二年全国基本建设的总投资也不过四百一十二亿元。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年作出这样的决策需要多大的胆略和气魄。否则，很难下这么大的决心。
当年参与“四三方案”工作的陈锦华感叹说：“中国第二次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党中央、国务院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也只有像周总理这样的领导才能下这样的决心，而且实践证明这个决心是非常正确的，体现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现在，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没有周总理那样的远见，那样的决心和魄力，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根本提不出来，即使提出来也可能做不到。”
参与“四三方案”起草工作的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回忆说：“恩来同志曾打算引进二十套三十万吨合成氨设备，当时每套只需花四千万美元。因为有人反对，最后只进了十三套，花了五亿多美元。投产后，五六年时间就从利润中收回了全部投资。每吨化肥耗电量比原来的小化肥厂节省一千五百度，综合能源节省三分之一，代替进口化肥，每年为国家节省十多亿美元，对动乱年代中的农业连续丰收起了保证作用。后来，又陆续进口了五套。就这样，国产化肥至今仍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每年还要进口一两千万吨化肥，一年就花外汇二十多亿美元。事实证明恩来同志是有远见和魄力的。没能按他的意见办，令人遗憾。”
“四三方案”体现周恩来胆略和魄力的还在于：当年批准这个方案是担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四三方案”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实施，一直受到“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党羽的干扰和破坏。只是毛泽东批准了，他们也不好说什么。但他们绝不会甘心。江青一伙曾炮制所谓“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因此，周恩来一再强调，这批引进项目对外履约，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决不能把事情办坏。可以设想，如果这些项目一旦出了纰漏或事故，“四人帮”无疑就会借机发难，置周恩来于死地。
当年周恩来等人头上顶着的压力，我们从陈云当年的话中也可体会出一二。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的陈云对“四三方案”也非常关注。他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时，叮嘱进口一点七米轧机时，有关的附件一定要一起进口。“因为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生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
善于算账的陈云在作了这样一番计算后，带着一种豁出去了的气势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就做一次‘洋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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