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工作因为联系国外，更加容易招致极左思潮的攻击。
在极左思潮的肆虐下，外贸领域棍子遍地扫，帽子满天飞。在“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下，出口贸易被说成是“为帝修反服务”、“为国外资产阶级服务”。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干扰。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极左思潮对外贸工作的冲击和危害，周恩来费了不少心血。
仅仅是每年春秋两度的广州商品交易会，就让周恩来操了不少心。
一九六七年四月，春季广交会就要开幕了，但筹备工作仍是一片混乱。
四月十二日凌晨，广东省军管会一份给周恩来并中央的特急电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电报说：广州春季交易会开幕的日期迫近，但目前红卫兵的行动给交易会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一些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商住的宾馆，有些群众组织要求进陈列馆对展品进行审查，还有些造反派扬言要对广交会采取行动，要砸烂广交会这个为帝修反、封资修服务的“黑窝”。四月十日，中山大学的学生二十多人闯入出口商品陈列馆，说陈毅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强行把正门陈毅同志题写的横额“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等字砸掉，还贴了造反声明，说不准任何人把砸烂的字补上，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为了保证交易会的如期顺利进行，希望中央就群众不要进馆审查、不要在陈列馆及外商住的地方张贴大字报、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不要开展“四大”等问题发一公开通知，提出若干要求。
周恩来阅电后，立即吩咐秘书按照广东省军管会的来电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
通知指出：今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四月十五日开幕。为保证交易会的顺利进行，现对几个有关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派往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外，不要另组织人去交易会参观。
（二）所有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和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及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
（三）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商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
（四）交易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是经过总理和中央文革审查批准的，不要再作变动。
以上通知，可由负责同志向交易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并向有关革命群众组织作必要的说明。
秘书起草完后，周恩来又审看了一遍。他在第一条后面又加了一条：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为了增加通知的权威性，周恩来又在原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署名处加上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
四月十三日晚上，广东省军管会又来一份急电。急电说：
（一）外贸学院等造反派组织对交易会的领导工作没有以他们为主表示不满，他们已经有三个人参加了常委，还不满，又要求参加政治部的领导。他们与外面的造反派组织串联，准备搞掉现在的“工作委员会”，另外成立以他们为主的领导班子。
（二）工作人员要求开展“四大”（主要是外贸学院等造反派组织鼓动起来的），参加常委的造反派组织代表支持开展“四大”。现在实际上已经搞起来了，大字报贴到了陈列馆的玻璃上和柜子上。各宾馆也要求搞“四大”，有些人还责问是谁指示不让搞“四大”的？军区的讲话和劝说，他们根本不理，而且态度还极为蛮横。
（三）就展品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影响到各馆的领导班子。五金交电馆的领导班子被搞垮了。工艺品陈列馆的辩论也很激烈，外贸学院的造反派反对把拖鞋、雕刻、刺绣等展出。有个价值二万英镑的玉雕也不让展出。
过度的劳累，难言的愠怒，使周恩来的心脏隐隐作痛，拿着铅笔的右手不由得微微颤抖。
他知道，如果广州的局势再不立即遏止，广交会非砸在造反派手里不可。
时间紧迫，离广交会开幕的时间只有一天了。周恩来毅然决定自己立即飞往广州。
四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到达广州。晚九时半，周恩来在中山堂接见在广州的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明天，在广州就要举行春季商品交易会，中央很关心这件事。今天，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广东省军管会，并通过他们向你们传达了五点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很重视，所以就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署名签发。我到广州来，就是来加以说明。”
“这个交易会设在广州，许多外国商人和侨商都要来，港澳的人也要进来。他们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来进行贸易的，而是要到广州来看看我们中国南方最大的门户，看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看看生产的情况。从一个广州也就反映了中国的情形。所以，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希望保证把这个交易会开好。”
接着，周恩来逐条宣读并解释了中央关于开好交易会的五点通知。他着重强调：广交会面对的工作对象是外来的客人，对这些客人要一分为二，要允许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贸易。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同我们做贸易，也要一分为二，有的完全是为了做买卖的，那就根据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原则办事。交易会期间，不能开展“四大”，串联也不要进行了，交易会的陈列馆、宾馆、旅馆、剧场，都不要贴大字报。如果开展“四大”把工作抛开了，大家观点不同争论起来了，那怎么行？这种情况北京出现过，正是吃饭的时候，工作人员观点不一样，就抛开工作去争论了。把辩论暂时停一下，没有什么损失。
接见完群众后，已是十五日凌晨了。周恩来又前往交易会现场视察展品陈列馆。
十五日白天，周恩来继续找广州军区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及交易会工作人员开会，找北京来的造反派谈话。晚上十一点半，周恩来在珠海宾馆召集在广州的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旨在解决广州各派之间的矛盾，稳定广州局势。
为了开好这个广交会，周恩来两天两夜没睡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为开好广州秋季商品交易会，周恩来又找广州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要求他们联合起来，写一封《告广州市人民书》，全力以赴搞好秋季商品交易会。他还警告说：如果有人出来闹事，军管会有权拘留。
从此以后，几乎每届广交会，周恩来都要亲自指示，进行部署，保证了当时这个中国最大的外贸窗口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始终没有关闭。
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国内政治形势稍趋稳定，周恩来开始频频批判外贸领域的极左思潮。
一九六九年九月，周恩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不要有红卫兵的幼稚想法，说我们出口的东西一定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有一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就不出口。我们换回来需要的物资嘛，这样便于我们壮大。
当时，对外贸易中极左思潮的一个表现就是“以我为主、强加于人”。
一九七○年十月，全国贸易会议召开。在审查会议核心小组报告时，周恩来对当时外贸领域“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提出尖锐批评。
有人汇报说：“出口商品搞中性包装（指不加政治宣传标签）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政治上的损害。”
周恩来质问说：“这样说逻辑上是否合适？如果有些东西，我们国内不需要，他出的价钱又不低，我们搞点中性包装，又有什么了不起？中性包装在世界各地贸易中都这样做的嘛！”
说到这里，周恩来问上海来的代表：“你们在商品包装图案上，还用毛主席语录吗？”
上海代表回答说：“有的用了。”
周恩来说：“这样出了口，反而会被敌人利用。”
李先念问：“是否有些商人拿了我们的商品到香港再拆换我们的商标？”
“有。”
周恩来说：“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会走向反面。绸子被面上印上拖拉机，谁愿意盖？有的在出口的汽车和自行车上印上毛主席语录，这样做是对毛主席不尊重。”
有人汇报说：广交会会上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说：“不要写得太满、太高了。有的商人手里拿着红宝书，读几条语录，表示进步，来骗我们，心里想的是赚钱。商人就是商人，贸易就是贸易，资本家怎么能把我们的‘精神’拿去变物质呢？平等互利做买卖可以，我们不要把自己麻痹起来。不要给人印象，好像外贸首先是对外国人宣传，容易强加于人。”
当有人汇报说，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担心对外贸易会给我们带来影响时，周恩来说：“现在让这些人钻进来做买卖，他们赚了钱，但我们国家强起来了，得到了好处。我们今天开会的地方，不是清朝皇帝接待客人的地方吗？不要把问题看死了。”
周恩来在接见参加商业、贸易等专业会议的代表时还说：在经济工作方面，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也要注意出口；要以内贸为主，但也不是不要外贸；要自力更生，也要争取外援、外汇。
针对“外汇是帝修反的东西”的说法，周恩来指出：外汇是国际市场上交换的手段，而且还要支援别的国家嘛！外汇我们需要，等价交换嘛！对外汇不能统统都否定了，要一分为二。
一九七一年以前，由于林彪、江青集团掌握了较多的权力，周恩来还不能全面地纠“左”。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利用自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会，开始系统地全面地纠正外贸领越中的极左错误。同时，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的国际关系的新形势、新变化，周恩来高瞻远瞩，及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出口贸易，换取更多的外汇，为技术引进提供资金支持。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经济界人士解释“平等互利”原则时说：就是我们买你们的设备，你们买我们的原料。中国资源丰富，可以和别的国家平等交易，互通有无。
当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把玉雕、象牙雕、丝织品的观音、弥勒佛及历史人物肖像等看成是封建迷信产品，阻挠它们的生产和出口。周恩来对此进行过多次批评。
一九七一年一月，有人汇报说：有人问象牙雕刻出口对支援世界革命有什么好处，接待人员无言以答。周恩来当即说：我看，换来外汇，支援国家建设，支援世界革命，变无用为有用嘛！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对广交会的代表说：“除反动、丑恶、黄色的外，都可以出口。一九六七年什么都要砸，‘左’得出奇，极左嘛！去年‘九一三’以后，问题清楚了，总根子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影响到出口贸易。一九七二年春天，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的展品质量问题。
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周恩来陪外宾路过广州。当时正好是广州春季交易会期间。周恩来专门就出口产品质量问题，抽空召集参加广交会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代表谈话。
在询问了国产衬衣的质量和日本、我国台湾产品情况后，周恩来说：“我们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但能够出口的还是要争取多出口。现在我们的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代？怎么向人民交代？”
“有些产品，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不要以为外贸有点发展，我们就骄傲了。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出口比台湾才多十多亿，值不得骄傲。”
在问到织染品问题时，有人反映质量存在一些问题。周恩来说：“这里的货，有问题的马上撤销，不好的不要摆，不要以为都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统统检查一下，染料不好的、织造不好的，不要摆出来。不要只为花色品种好看不管质量。”
有人反映：有些织造品的质量不行是因为我们的染料不行。
周恩来说：“如果染料确实不行，只好进口，学会了再自己搞。我们只能基本自给，哪能说完全自给呢？需要进口就进口。”
在询问出口罐头的质量情况后，周恩来说：“生产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
接着，周恩来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的冲击而导致产品质量下滑的恶劣影响。他说：“一九六七年什么都要砸，‘左’得出奇，极左嘛！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一九六七年是极左思潮上升的时候，讲话没有人听。从那时起至今五年了，情况变了。我们大家要一条心，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既不夸张，也不气馁，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贸易。”
周恩来在这次谈话中，几次提到了我国台湾的贸易。
在中国内地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开始了经济腾飞。
“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给周恩来的思想以很大的触动。
一九七一年一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现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清楚。只有懂得了世界的情形，才能把社会主义的规律找出来。价格问题很值得研究。搞了二十来年，但对这个问题没有知识。过去薛暮桥研究价格，现在薛暮桥打倒了。我们要研究价格，价值法则还是起作用的。
在当时价值规律遭到彻底批判、研究价值规律的孙冶方、薛暮桥等人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之时，周恩来的这番话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周恩来几次提到中国台湾的贸易，是因为台湾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的做法令他非常关注。这是周恩来这一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而又难能可贵的思想。
这个思想在他一九七三年六月会见美国银行家、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的谈话中流露出来了。
谈到了解国际市场需要、发展对外贸易时，洛克菲洛向周恩来建议：“我们建议最终在你们这里派一名大通银行的常驻代表，这样能跟你们保持日常的接触，对扩大两国的贸易将是有益的。可能你们愿意在晚些时候加以考虑，但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因为我认为，这种接触可能是增加我们相互信任的有效办法。”
了解双方的市场需要，这是国际贸易最起码的前提。但是在中国计划经济的词典里，这点常识许多人不懂。即使懂得的人也不敢提。当然，在被帝国主义封锁的年月，我们想出去也出不去。
周恩来对洛克菲洛的建议非常赞成。他说：“这恐怕是好办法，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市场需要。你很清楚，我们所有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希望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毫无疑问，你们的设备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些商品可以供应你们市场的需要。相互了解才能提出意见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因此，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严在台湾替蒋介石做帮手。”
严家淦，一九○五年生，江苏吴县人。一九六三年起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一九六七年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一九七二年连任“副总统”。
洛克菲洛：“我不认识他。”
周恩来：“他本来在国民党中没有地位，只是在银行中有一个小职位，但他对做生意、搞贸易有一套，这对蒋介石是有好处的。他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
洛克菲洛：“无疑他们会这样搞的。”
周恩来：“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很惊奇，似乎台湾这个做法是个好办法，认为台湾的经济生活很好。我也是这两年费正清教授跟我谈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这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和日本的还便宜。”
洛克菲洛：“而且他们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
中国台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搞的特区。周恩来借美国经济学家的口来肯定“台湾这个做法是个好办法”。实际上，从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台湾引进外资、搞经济特区的做法也是很欣赏的。虽然没有见到周恩来明确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的字眼，但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借鉴这种做法的强烈愿望。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他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又提到台湾的做法，他说：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二年多以后，周恩来还未来得及将他的这一愿望付诸实施便去世了。但这一思想的萌芽是非常可贵的，可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搞经济特区的先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将周恩来的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
周恩来在同洛克菲洛的谈话中，还有一个思想值得我们称道，那就是提倡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方法进行研究的思想。他对洛克菲洛说：“中美两国是大国，难道一点贸易往来不能发展吗？不可能嘛！”“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
周恩来还对洛克菲洛代表大通银行同中国银行达成双方可直接办理相互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业务的谅解表示称赞。他说：“通过两国银行往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现在中国银行同你们办了第一个交涉。”
建国初期，我们的对外贸易主要对象是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份额占我国全部贸易的百分之七十五。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来日益增多，到一九七三年，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到了我国全部贸易额的百分之七十多。
正是因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突破性进展，当时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的陈云更是明确大胆地提出了“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思想。
当时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依靠远洋运输。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周恩来还有意识地抓了港口和船队的建设。林彪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就指示有关部门要抓港口建设。他委派刚刚“解放”出来工作的谷牧去抓这个问题，并发出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他还明确提出要在积极发展自己的造船工业的同时，适当从国外购买一批货船，包括仍可行驶的旧船，组成自己的远洋船队，力争在一九七五年改变我国远洋运输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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