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六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是林彪集团覆亡后的第一个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揭批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到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二日结束。
极左思潮的泛滥，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抓生产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抓业务被指责为“冲击政治”，抓企业管理被说成是“管卡压”，抓盈利被说成是“利润挂帅”，讲按劳分配被说成是“搞物质刺激”，林彪集团还宣称“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等等。
分配上，平均主义盛行。所谓“四个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处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
全国计划会议开始前，即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准备情况时提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提出“整顿”的主张，也成为贯穿这次会议的主旋律。
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与会同志的要求，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领导下，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措施。
这些整顿措施包括：加强统一计划，做好综合平衡；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度、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经济核算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和利润等七项指标，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凡是应该解放而没有解放的干部，都要及时解放，大胆使用；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忽视政治、埋头生产和空谈政治、不敢抓生产，都是不对的；等等。
这个文件还提出整顿企业管理的关键在于肃清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它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空头政治的强烈愿望。
周恩来主持会议将这一文件讨论定稿后，准备提请中央批准下发全国。
然而，文件到张春桥那里却卡住了。张春桥借口说“文件太长了，不好发”加以否定。他还公然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就是批我们。
尽管这个文件因为张春桥的阻挠中央没有批转下去，但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办公室将文件（草稿）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请他们向下面传达。
一九七二年的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对全国企业的整顿还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一九七二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不少企业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健全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从一九七二年上半年起，很多省市的企业先后开展了以劳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消耗、比安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竞赛中，完成指标者可以得到某种物质奖励。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李先念审阅的《辽源发电厂坚持“小指标”竞赛的经验》，肯定并向全国推广了这种劳动竞赛的形式。
一九七○年以来，由于对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加上林彪集团的煽风点火，不顾条件大上军工项目，仅一九六九——一九七○年度就增加了三百七十多项大中型军工项目，致使积累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导致一九七一年我国经济工作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五千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
周恩来首先发现了这“三个突破”。在一九七一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就强调：大中型基建项目不能上得太多，不要超过一千项。“大跃进”搞高指标，结果影响了工业的发展。“三五”期间平均每年上八百多个项目。订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在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三个突破”，提醒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说：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这个文件针对基本建设中存在的战线长、浪费大、制度松弛、贪大求洋等问题提出如下意见：加强计划管理，所有的基本建设都要纳入计划，一律不许搞计划外工程；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全国基本建设计划经中央批准后，不得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任意变更主要建设内容；加强施工管理，提高投资效果；加强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工程造价；积极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的试点；等等。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这一意见。
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三个突破”的问题到一九七三年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继续扩大。到一九七二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达到五千六百一十万人，比上年增加二百九十二万人；职工工资总额达到三百四十亿元，比上年增加三十八亿元；粮食销量达到九百一十六亿九千斤，比上年多销四十六亿多斤。
周恩来对经济工作中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无政府状态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对国家计委的同志说：“要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办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统一计划，离开各级综合平衡，积极性就会变成盲目性，就会把事情搞乱。”
为了扭转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周恩来要求国家计委抓紧起草一个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若干规定，以便统一思想，下发各地执行。
国家计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
这时，正好是一九七三年全国计划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指示将这一规定拿到全国计划会议上去讨论。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至三月三十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一九七三年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着眼于解决影响经济建设全局性的问题，研究了解决“三个突破”的具体措施，讨论了一九七三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
在听汇报的过程中，面对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周恩来心急如焚，发出了阵阵怒吼：
“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飞机厂把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事件之后，影响到一九七三年。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
“工业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
“经济协作区怎么提法？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
“基本建设战线为什么长？一是中央各部的项目多了，一是地方项目也多了，原因就在这里。中央和地方，首先中央收缩一下。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中央先下一些，给地方留点余地。”
“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一九七○年基本建设大膨胀，一九七二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
“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
“确实没有‘王法’了”这句话，足以见出周恩来心中的悲愤。令周恩来大为震怒的还是货币发行的突破。有的地方寅吃卯粮，今年用明年的钱。而有关监管部门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竟然也不声不响。
“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但也不那么舒服。”
“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后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湖北货币大投放，去年第四季度预支今年的，安徽、江苏也投放。这样大胆地开支，过去是少有的哩！”
“全国职工总数突破五千万人，一下子达到五千六百多万人。你们要抓一下。民工好减，五小工业工人、临时工要动员回去，现在就要进行工作。”
针对当时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周恩来也提出严厉抨击：“按劳分配的问题，现在是四个一样嘛（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还有干难干易一个样。‘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也不利于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这句话说得对！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虽然只是把导致国民经济工作出现混乱的账算在了林彪一伙头上，但实际上也是对中央文革一伙极左行为的批判。
前文说到，周恩来指示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这一规定共十条：（一）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各行其是；（二）不许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不许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和增加建设内容；（三）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以及物价的控制权属于中央，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无权擅自增加和改变；（四）严格执行物资分配计划和订货合同，不准随意中断协作关系；（五）加强资金管理，严禁拖欠、挪用税款和利润，不准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六）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市、自治区或少数省属市管理，不能再层层下放；（七）整顿企业，按照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原则，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八）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少数重体力劳动还可以实行计件工资；（九）加强纪律性；（十）加强各级经济领导机构，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上，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讨论时，当时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有二十八个赞成，唯独只有上海反对。
上海是奉行张春桥的旨意。
张春桥说：“他们拿多数来压我们，我们要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张春桥出面还要求会议将文件收回。
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的吴庆彤回忆说：“周总理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连续两年想搞纠正经济领域极左错误的文件，均遭到张春桥和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一九七二年计划会议讨论的那个纪要，主要内容是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在江青、张春桥一伙反对时，周总理所以暂时退让，可能是因为毛主席一度病危（一九七二年一月中旬），尚未康复的缘故。一九七三年计划会议讨论的十条规定，主要内容已经扩大为解决经济建设全局中的问题。这次遭到江青、张春桥一伙的反对后，周总理退让是由于毛主席在不久前（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明确表示不赞成周总理批林彪的极左，而支持江青、张春桥批林彪的极右。”
尽管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但一九七三年的全国计划会议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还是作出了大力加强农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国防和行政方面的开支、精简职工的决定，抑制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
同时，在具体工作上，周恩来继续大力纠“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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