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贺龙元帅冤案的平反也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历程。
贺龙元帅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蓄谋打倒的。一九六七年九月，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的政治局碰头会作出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并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康生亲自抓这个专案组。
康生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的问题。”
所谓“二变”，完全是强加在贺龙身上两项莫须有的罪名。
一是所谓的贺龙在一九六六年搞“二月兵变”。
一九六六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商借房子。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追求“惊心动魄”，贴出了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这时，正是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为呼应林彪，抓住这张本来是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个善于经营诬陷勾当的造谣专家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二是所谓的贺龙在历史上有“叛变”。
一九六七年二月，原国民党官员的一个子女给中央写信，诬告贺龙一九三三年向蒋介石乞降，并与国民党特工熊贡卿接头，商谈叛变活动。
蒋介石派人劝降贺龙，是确有其事。一九三三年，在蒋介石多路重兵进剿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下，洪湖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失陷，贺龙被迫率部退出洪湖，转战于湘鄂川黔边，异常艰苦。蒋介石以为贺龙已是英雄末路，就派贺龙的早年友好、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二厅特工熊贡卿前往贺龙部游说，企图劝贺龙投降蒋介石。贺龙当即将此情况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汇报了，并把熊贡卿交群众公审后枪毙了。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曾专门就此事给中央有一个报告。报告说：“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是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对这段公案，康生是清楚的。然而，为了呼应林彪欲置贺龙于死地的阴谋，康生在接到对贺龙的诬告信后，却如获至宝，他欣喜若狂，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为了搞到更多所谓的证据，康生指点专案组：要设法解决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要解决既已“议妥”，贺龙为何杀了熊贡卿的问题。否则就难以自圆其说。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在大闹怀仁堂的会议上曾愤怒地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我们从一个中央专案组组长回忆“贺龙专案组”的所谓“办案”过程中，可以看到历史是如何被强暴的。
在专案组突击刑讯的淫威之下，一位将军疼得受不了，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叛变条文。
几天之后，贺龙当年的一个老部下屈打成招，证明贺龙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贺龙才杀了熊贡卿。
这位贺龙部下的话打开了贺龙“历史上叛变”的最后一个症结，使得贺龙处决熊贡卿的性质一下子变了。
与此同时，在贺龙的所谓“现行问题”上，专案组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又一位贺龙的老部下××在专案组极不人道的折磨下，开始信口胡诌，供认：贺龙为研究兵变，先后八次召开黑会，有如下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安插亲信，夺取领导权，以及掌握控制住部队等问题。并将兵变时间定在十月一日。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的。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在林彪一伙的残酷迫害下，贺龙元帅含冤身亡。
贺龙元帅不是病逝的，而是被折磨死的，他走得孤独又悲凉。
一九七一年五月，贺龙元帅逝世两年后，专案组炮制出了《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他们运用编造、逼供的材料，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和“篡军反党分子”，提出了“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
然而，由于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暴露了他们的阴谋，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形势的变化使得他们强加在贺龙身上的政治结论没有得逞。
对于情同手足、自己竭尽全力想保护的战友加兄弟被活生生地迫害致死，周恩来的悲愤可想而知。这种悲愤之情，一直回荡在周恩来的心间。正如邓颖超在看过薛明写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向党和人民汇报》后对薛明所说的那样：“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老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等待周恩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周恩来立即想到的就是贺龙的死。十月份，周恩来就派人四处寻找贺龙的家属。
贺龙元帅的夫人回忆说：
一九七一年十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作者注：当时薛明被看押在贵州的一个某空军干校中）。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楚，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总理派他们来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下来了。
薛明回北京后，周恩来派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代表他去看望，并安排她和子女团聚，住在二里沟的新疆办事处。
周恩来还嘱咐薛明向中央写出贺龙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为贺龙平反作准备。
但是，江青一伙的魔爪又伸过来了。
江青的亲信迟群找到薛明，要她交代她和叶群的关系。
迟群还奉江青之命派了两个护士，名义上是照顾，实际上是监视薛明。其中一个叫张汝妮的护士对薛明说：我们名义上是照顾你，实际上是来监视你的，是让我们和迟群配合，要你交代和叶群的关系。但是，我们相信你是好人。
好在毛泽东对贺龙的问题说话了。
一九七三年二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指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去“策反”贺龙的政客熊贡卿——笔者注），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
但张春桥事后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当然也不会着手为贺龙平反。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明确提出要给贺龙平反。毛泽东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周恩来插话说：“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
毛泽东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毛泽东的明确表态，是周恩来盼望已久的。周恩来清楚，没有毛泽东的表态，贺龙冤案的平反更加艰难。
周恩来立即着手贺龙冤案的平反工作。
一九七四年一月七日，中国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王树声逝世。一月九日，周恩来前往三○一医院向王树声遗体告别，碰到了当时已重新出来工作、在军事科学院当政委的廖汉生。周恩来对廖汉生说：整贺龙同志搞错了，毛主席对这件事很关心，我也很关心。为了尽早搞清贺龙同志的几个问题，你要写个证明材料，以便在复查中弄清事实，作出结论。
然而，“四人帮”对贺龙冤案的平反极力阻挠，他们借口要核对这样那样的材料，对贺龙冤案的平反一直拖着。即使在毛泽东明确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的情况下，贺龙的彻底平反的步履也还这样艰难迟缓，由此可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前往武汉去见毛泽东。谈话中，毛泽东催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贺龙要恢复名誉。”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要抓紧给贺龙恢复名誉的指示。
政治局委托华国锋、纪登奎代中央起草一份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
九月十五日，周恩来在三○五医院的病床上审阅了这一通知稿。他把原稿评价贺龙“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要的贡献”中的“重要”改成“重大”。
为了推倒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头上的不实之词，周恩来还指示公安部通过技术鉴定证明所谓“历史信件”纯属伪造，不足为据。
历史终于迎来了告慰英灵的一天。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一九七四年二十五号文件。
通知指出：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所把持。对其所捏造的“罪状”应予以否定：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二、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这个通知虽然给贺龙平反了，但平反并不彻底。通知中还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的等不实之词。
八个月之后，贺龙逝世六周年之际，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在滚滚泪水中，发出了憋压在心中六年之久的悲怆：“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天若有情天亦老。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在贺龙的遗像前，周恩来深深地一连鞠了七个躬，并发表即席讲话。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然而，就是这次中共中央批准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还被江青诬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妄图再次制造冤案。
当中央为贺龙元帅恢复名誉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日子悄然来临。
“杨、余、傅事件”的平反，贺龙元帅名誉的恢复，客观上为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建国二十五周年，中央将举行盛大的国庆招待会。
周恩来为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煞费苦心。无疑，这又是一次“解放”干部的好时机。周恩来想通过让更多的老干部和各方面人士出席国庆招待会，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
经过一番努力，中央政治局拟定了一份将参加国庆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共二千多人。其中包括近几年一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四十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
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将这份名单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提出增加萧华、刘志坚、李力群、侯宝林。
萧华，一九六四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被关押。
刘志坚，一九五七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被关押。
李力群，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人员。
侯宝林，著名相声艺术表演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
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医院审阅这份名单，当时就提出要增加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
齐燕铭，一九六○年起就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江青一伙迫害被关押，直到一九七四年国庆前夕才被放出来。
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又细细翻阅这份名单，觉得还要增加一些人。他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并中央政治局写信，信中说：
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萧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周恩来考虑得非常细致。
九月三十日，正好是农历中秋节。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四千多位中外来宾济济一堂，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参加招待会的有不少是刚从“牛棚”或“五七”干校赶来的干部。在座位上焦急等待着的人们，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周总理今晚能不能出席招待会。
人们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的消息了，大家也都知道周恩来病重住院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次国庆招待会都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宴请国内外宾客。一九七四年的国庆招待会周恩来能不能出席，事先也确实没定下来。八月十日，周恩来刚刚动过第二次大手术，能否出席国庆招待会，要看体质恢复情况。
人们期盼着周恩来能出席招待会，周恩来自己也想出席。
晚七时许，随着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宴会厅东侧入口的帷幕缓缓拉开，周恩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边鼓掌，一边步入宴会厅。
周恩来穿的还是那套人们很熟悉的深灰色中山装，人已消瘦了很多，衣服显得有点不太合体，但精神不错。
这是周恩来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院以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刹那间，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有的外国友人也顾不得礼仪，站到了椅子上，为的是能清楚地看一眼周恩来。
一位当年参加国庆招待会的篮球运动员钱澄海深情地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一九七四年，周总理因为病重，好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了。我和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为周总理的健康担忧，心里总是暗暗地祝愿他老人家能早日康复。这一年国庆宴会，我们到会的同志坐在宴会大厅里，气氛明显地与往年不一样，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惦念着周总理的健康，多么希望敬爱的周总理能出席啊！忽然，掌声雷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迈着矫健有力的步伐，走进了宴会大厅。顿时，全场沸腾，中外来宾同声欢呼，一拥而上，围在周总理的周围，都想仔细看看周总理。有的人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喊：“总理的病好了！总理的病好了！”我和大家一样，压在心上的石头也落下来了。全场都为周总理的出席而万分激动，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见到周总理的幸福心情，宴会厅里久久平静不下来。祝酒时，我仔细地望着周总理，我发现周总理的确是瘦了，头发也变得更灰白了，但他那熟悉的声音却还是那样洪亮有力，多次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那炯炯的目光还是焕发着饱满的神采。我心里感到极为宽慰，心底充满胜利的信心。当周总理离开宴会大厅时，人们再一次报以掌声，向敬爱的周总理告别。这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尊敬。
另一位从事外贸工作的老干部柴树藩也记录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当周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入口处时，会场内一片激动。周总理登台致词时，在场的人包括许多外宾都拼命鼓掌、欢呼。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看到，虽然周总理的面容消瘦了些，但他那简洁的语言、潇洒的风度、铿锵的声音、有力的手势，完全是原来的样子。这使大家的心中燃起了希望：周总理的健康快恢复了，不久他将出来领导我们的工作了！我们多么需要周总理啊！
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致祝酒词：二十五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二十五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我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节日的祝贺，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恩来的祝酒词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人们用掌声倾诉着对他们的总理的热爱、敬仰和祝愿，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人民需要周恩来，中国需要周恩来。
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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