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干部的工作耗费了周恩来晚年大量的心血。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有些干部，毛泽东早就作过“解放”的指示，但是，却迟迟得不到“解放”。
这是一个颇为令人费解的问题。按一般常理，有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在一旁积极推动，问题怎么会得不到解决呢？
但仔细琢磨，也有其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和“靠边站”，实际上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错误实践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解放”这些被打倒和“靠边站”的老干部，客观上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某些极左做法，是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种否定。
这样一种特定的政治背景，决定了老干部的“解放”工作在当时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毛泽东虽然发出了“解放”被打倒的干部的信号，但是，如果让他觉得“解放”干部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那肯定是不行的。他非常看重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林彪事件后，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发出质疑，社会上一度流传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
对此，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驳：“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在毛泽东的晚年，有一个始终难以打开的心结：一方面，他确实想而且也在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这是他绝不允许的。
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理，打着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旗号，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工作，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这就给“解放”干部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一路阻力重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干部的“解放”尽管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但真正落实起来还是一波三折，很不容易。
前面已经提到，对“杨、余、傅事件”，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然而，在“杨、余、傅事件”中受到错误打击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解放”却很艰难，一直拖到了一九七四年，整整拖了两年多时间，而且是在毛泽东的一再过问下。究其原因，就是江青一伙从中作梗。因为这一事件是林彪、江青集团合谋制造的冤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年就是被江青冠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罪名被打倒的。
杨成武在监禁中曾无数次地念叨：“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的确，毛泽东没有忘记杨成武。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一次谈到“杨、余、傅事件”。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毛泽东的话对周恩来具体落实干部政策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对于在“杨、余、傅事件”中被打倒的杨成武、傅崇碧等人，周恩来一直为当年没能保护他们而心存内疚。因而，对“杨、余、傅事件”的平反，周恩来一直是积极推动。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派人给监禁在沈阳军区的傅崇碧带话：不要着急，要把身体搞好，将来还要为党工作。现在你的问题落实不了，但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傅崇碧后来回忆说：“这是总理在暗示我了。”
对杨成武出来工作的事，周恩来写过四次报告。前三次都石沉大海，最后一次，毛泽东发火了，杨成武才被放了出来。
一九七四年五月，杨成武被接回北京治病。
一九七四年七月，毛泽东在武汉。八一建军节在即，毛泽东又问：杨成武在哪里啊？要把杨成武、吕正操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周恩来立即布置安排一次意在恢复名誉的接见。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央军委办公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见刚被“解放”的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等军队干部。
周恩来虽然重病住院，但坚持抱病主持了这次接见。
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当传达到“杨、余、傅事件”的内容时，周恩来加重了语气，念得很慢：“主席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作点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接见后，周恩来又和杨成武在小会客室单独谈话。
周恩来说：“成武，你回来不容易啊！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总理……”
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杨成武：“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
当初，康生他们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建议成立特别军事法庭，秘密对杨成武进行审判。毛泽东、周恩来把这个报告压下了。
“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总理，这都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你是一直想保护我们的。”杨成武的眼睛湿润了。
“任何人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当年打倒你的时候，主席也是犹豫不决的，所以才开了四次会。几天前，主席提到你的时候，摆动着双拳，说：一边是副统帅，一边是代总长，你说让我要哪一个？当时，我还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要这个副统帅呀！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呀！主席向你作了自我批评。我也向你作自我批评。”
面对伟人敞开的内心世界，杨成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稍停了一会，周恩来又沉重地对杨成武说：“有件事本来不想立即告诉你，但我相信你能经受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不幸在河南滑县被迫害死了！”
杨成武再次流泪了。
周恩来安慰杨成武：“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你放心，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百忙之中，周总理先后批示过三个有关杨毅问题要妥善处理的文件。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中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
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国防部举行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等出席。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军队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
至此，“杨、余、傅事件”中被打倒的杨成武、余立金出来了。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出席招待会的名单中，“杨、余、傅事件”中被打倒的傅崇碧仍没有出来。杨、余、傅是连在一起的，杨成武、余立金出来了，傅崇碧为什么就出不来呢？
奥妙就在于傅崇碧当年是被江青冠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罪名被打倒的。林彪虽然死了，但中央文革一伙仍在台上。“解放”傅崇碧的阻力自然就更大。
好在在武汉的毛泽东也发现了傅崇碧在八一建军节仍没有出来的问题。
毛泽东说：“八一建军节，杨成武等都出来了，傅崇碧没出来，傅在哪里？为什么没出来啊？”
毛泽东甚至发火了：“我早说了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不是说我讲一句顶一万句吗，怎么我讲了这么多次，傅崇碧到现在为什么还没出来？”
周恩来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契机，冲破重重阻力，再一次落实傅崇碧的“解放”问题。
傅崇碧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回到了北京。
傅崇碧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到了三○五医院见面。
一九九七年一月，笔者采访傅崇碧将军时，将军回忆了这次见面的经过：
回到北京之后，沈阳军区还派四个人跟来看着我，还没有解放嘛！但是回来以后，叶帅派他的孩子给我送了些水果。聂荣臻派他的秘书跟我说：可要注意，带耳朵不要带嘴巴。我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
第四天，来了辆大红旗轿车，说总理找我。总理身边的人我都认识，但这次来的这个人我不认识。那个沈阳军区的保卫科长就上前阻拦，总理办公室来的人把他训了一顿。我就跟着来的人坐上红旗车走了。
总理住在西花厅。车走到中南海西门没进去。我心里嘀咕：从西门进去一拐，不就到总理家了吗？可能是走小西门吧。哎，车过小西门时也没进。我又想可能走北门，但北门又没进，走了养蜂夹道，开向过去的北京高干招待所。我知道，我在北京还没被打倒的时候，“四人帮”的材料小组在这里。
我心里想，坏了，我又上当了，他们又要整我了，骗了我。我心里正想办法如何对付他们，车停在养蜂夹道后边一幢楼前。那幢楼，我在北京的时候没有，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新建的三○五医院，也不知道总理在这里住院。我心里想，这是什么地方，搞不好又受骗了。
下了车，我进了第一个门。进第二个门时，看见总理出来了。总理穿着睡衣。
总理握着我的手，说：我见到你太高兴了。
我一下子哭出声音来了，掉泪了。
总理说：我知道你受了苦了，不要激动，要把身体搞好。接着，总理就把我被解放的经过给我谈了。总理说：毛主席在长沙（应该是在武汉——笔者注）讲到，八一建军节，杨成武等都出来了，傅崇碧没出来，傅在哪里？为什么没出来？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你们说我讲一句顶一万句，我讲了多少次傅的问题，到现在傅崇碧还没出来。
总理说：你回来了就好，政治局接见了杨成武、余立金等人，国庆节前，政治局准备再接见你、萧华、刘志坚。总理说，你现在不要住到西直门，你住到京西宾馆去，那里安全。文件都给你看。总理把总参的张才千副总长也叫来了，并当场交待说：你给傅崇碧派车，派人招呼他，全部文件都给他看，检查身体在北京医院，别在三○一医院，三○一医院还乱。总理叫他的秘书给我办好到北京医院去。我说，北京医院谢富治老婆在那当卫生部长。总理说，没关系，不要紧，北京医院管制了，三○一医院还乱，你不要去。总理还嘱咐我说：有事可以到医院病房来找我，走北海后门，先找周荣鑫同志，让他带你来。
总理把这些都给我讲了。谈完了，总理又说，你将来在北京工作，有人不愿意你在北京工作，要你到其他地方去，到广州去或成都去，你哪里也不去，就在北京工作，还在北京军区，你还兼卫戍区司令。我说我再也不搞了，我搞了一年，关了七年，把我全家都抄了。
以后我就搬到京西宾馆去了。总理对干部真是关心热情。在关键时候，没有总理保护，没有总理跟“四人帮”作斗争，我们这些人都回不来了，很可能被整死了。
“四人帮”是如何阻挠老干部的“解放”呢？我们可以通过陈丕显的“解放”历程略知一二。
陈丕显，十三岁就参加革命，当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红小鬼”。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尽管周恩来在很多场合明确表示过“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江青在讲话中气急败坏地公开把“红小鬼”的陈丕显骂作“黑小鬼”。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在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指使下，陈丕显还是被打倒关押起来了。
一九七四年九月九日，身陷囹圄已达八年之久的陈丕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解除隔离审查，给一点可以做的工作，以便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
九月十七日，毛泽东批示王洪文：“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
在书写完年月日后，毛泽东又补写了一句：“似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毛泽东关于干部问题的批示，一般是批给周恩来去落实，或者是批给汪东兴印发政治局讨论。但毛泽东却把陈丕显的问题批给王洪文，这是有深意的，有道是“解铃还需系铃人”。
然而，王洪文、张春桥一伙却拖着迟迟不落实。
陈丕显回忆说：
毛主席的批示，无疑给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当头一棒！如果我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他们对我的批斗、对我的审查、对我的关押、对我的夺权，岂不都成了笑话！那还怎么把我打成“敌我矛盾”，置我于死地呢？
张春桥等人决不会善罢甘休。正如王洪文对待曹荻秋同志问题所说的那样：“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都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吗？”所以，一到关键时刻，一到和他们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本质就又暴露出来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一方面胆大包天扣压毛主席对我的批示，另一方面又蓄意曲解毛主席批示的意思，在文字上大做文章，妄图继续把水搅浑。
一九七四年十月，到北京开会的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临回上海时，张春桥、姚文元交代他说：“陈丕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这个问题在电话上同马天水他们讲不清楚，所以对你讲一下。毛主席批的是‘似可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似可作’，这就是说，可以理解为他的问题的性质是一回事，是严重的；现在处理可以考虑作为内部问题。”把张春桥这句绕口的话翻译出来就是：陈丕显问题的性质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处理时可以考虑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过去常说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了这项大帽子，就随时可以扣在你头上，把你打倒。
张春桥又交代黄涛：“还有一个问题，回去同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谈一下，市委要把陈丕显的那些老对手，像铁路局的谢鹏飞、港务局的梁飞，还有小潘，潘司令，这些人都是老造反，是陈丕显的老对手，对这些人的工作要有个安排。不然，陈丕显出来后又神气起来了。”
王洪文十月九日、十日也连续打电话给徐景贤、王秀珍，要求把“一月风暴”时期的造反派头头名单排出来，给予安排。他恶狠狠地说：“陈丕显可以解放，可以落实政策，为什么新干部不可以落实政策？！”
……
在毛主席九月十七日批示后的一个多月，即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在上海市委第四届委员会八次全会上，马天水传达毛主席的批示时说：对毛主席的批示怎么理解？应理解为原来是敌我矛盾才“似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王秀珍也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较早的同志一定要争气，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争气，不要让陈丕显看到自己解放了，而要打倒陈丕显的人倒垮台了！
从这里也可看出，当时在他们心目中，派性第一位，党性早就不存在了，对毛主席的指示也敢于公开抵制和歪曲。
为了实现这一卑劣的目的，马天水打电话请教张春桥如何对我的问题做结论。张春桥回电话说：“陈丕显有一个‘侦控’问题，要在结论上作为一个悬案，作为悬案，又不是定案，就是这个‘侦控’是假案也没关系！现在又没有时间继续审查。作为一个悬案，这样比较机动。”张春桥这一套比宋朝秦桧的“莫须有”还无耻、阴险！
专案组秉承张春桥等人的旨意，给毛主席、党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提出对我的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在重要关键问题上都留下了可以“带尾巴”的活扣儿，或是做既肯定又否定的结论，或是用模棱两可的话语，如“无法查青”、“无法继续查证”等等。
由于张春桥等人的作梗，一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陈丕显才被解除隔离放了出来，但组织生活、工资待遇和工作还迟迟不予落实。此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在邓小平的干预下，直到一九七五年九月，他们才极不情愿地安排陈丕显出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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