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春天，中国政治生活中引中外人士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行列中出现了一个久违的“新面孔”，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经周恩来积极推动、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的复出，是老干部“解放”工作中一个令人鼓舞的极大成果，对其他老干部的“解放”工作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按一般逻辑，“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可以“解放”，其他被打倒的老干部的“解放”也就不成问题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提上了中央议事日程。
按照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需要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九大时，一大批老干部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抓住清查林彪集团罪行的契机，让这批老干部在十大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周恩来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然而，此时仍然有大批的干部还没有得到“解放”。
一九七三年初，周恩来找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方面情况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干部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
一九七三年二月九日，原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夫人郑瑛写信给周恩来，提出过去强加给廖的罪名违背史实，要求解除对廖志高的监护，并准许他住院治疗。二月十三日，周恩来批示有关方面负责人：“如结论已定，请送中央批示，恢复党的生活并出外治疗。如结论一时难定，可先保外就医。”
指示明确，语气坚定。周恩来明显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节奏。
恰在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有一次很重要的谈话。
一九七三年三月初，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浙江、湖南等地及海军批林整风运动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
散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还有很多挨整的老干部没有“解放”、没有工作的情况。
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
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周恩来需要的就是毛泽东的这句话。他立即召集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室、总政治部的有关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加快“解放”干部工作的方案：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均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很快，中组部、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解放军总政治部分头提出了自己的名单，共三百多人。这些干部都是尚待“解放”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副职，中央直属单位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职，军队的正军职以上的干部。
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时，又进行了补充。
刘志坚回忆说：军队的名单中，原来没有他和萧华，周总理审阅时把他们两个加上了。
这份名单，既附有每个干部的材料，又有具体处理意见，就等政治局会议最后敲定。
最难过的也就是政治局会议这一关。
由于“四人帮”从中作梗，百般阻挠，老干部的“解放”工作极其艰难，讨论干部“解放”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常是通宵达旦。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分配工作提了点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四人帮”捣乱，尽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只提问题，形成僵局。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是“走资派”不能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也是在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会议上，看着“四人帮”的无理取闹和周恩来的艰苦努力，叶剑英元帅禁不住随手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感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叶剑英诗中所说的“牵骡人”，就是指周恩来。
这一个个待“解放”的干部就像一匹匹马，要过政治局这座关桥很不容易。周恩来费力地一匹一匹地牵过这座关桥，使他们到达“解放”的彼岸。
当年的政治局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人民日报》记者谢国明曾经采访过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当年负责军队干部政策落实列席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田维新，留下了一段宝贵的资料。
田维新将军回忆说：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七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在讨论老将军们“解放”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这样从下午七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十二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时才结束。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却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他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嘛，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某个问题，周恩来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尽管周恩来竭尽所能，但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前后一百七十五位将军“解放”的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顺利的。
在田维新将军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一九三二年参加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担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到了国务院文化部任副部长。
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理由是颜金生到文化部工作的时间不长。其实，这样安排是周恩来的一着巧棋。因为当时文化部还在江青一伙的控制之中，把颜金生从文化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掌。
田维新在介绍情况时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
田维新的意思说，颜金生不识多少字，不可能提出什么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他十四岁就参加红军，能读过几年书！？
眼看江青又要无理取闹，朱德元帅说话了：“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
总司令说话了，江青顿时没话了。
好不容易过了这一关，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
话还没说完，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该分配到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
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总政治部李德生也为颜金生说话。
经过这么一解释，颜金生去陕西总算通过了。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省军区当政委。”
江青第三次发难：“不行，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
田维新解释说：“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工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为颜金生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合适。”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
田维新还记得，许多军队的老干部是周恩来点名“解放”的。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是那样的巧妙。一次，开政治局会，周恩来突然问李德生和田维新：“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们俩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
周恩来这样问，是他的领导艺术。其实，周恩来很清楚杨勇、廖汉生是怎么被打倒的。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林彪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的。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去调查。
尽管调查的事实是清楚的，但是这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还是颇费周折。
杨勇“解放”得还早一些，一九七二年五月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但是，当时总政给杨勇所作的结论还是有点过严。周恩来当时就指示田维新，让他去征求杨勇本人的意见。大度的杨勇表示：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什么意见。一九七五年三月，重病住院的周恩来在进行第三次手术前还记挂着这件事，特意把杨勇“问题”的复查报告找出来，嘱咐秘书送给叶剑英，并注明：“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来看，严了一些。”
廖汉生因为同贺龙元帅的关系，“解放”的阻力更大一些。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廖汉生的子女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让廖汉生回北京治病。
廖汉生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被抓起来后，先后关押在西山、邯郸、石家庄的军营里。
七月七日，毛泽东在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就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周恩来派专人将毛泽东的批件送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以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传阅。
有毛泽东的批示，江青一伙无话了。
毛泽东批示后的第三天，廖汉生就被释放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廖汉生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吴克华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吴克华，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都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点名，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展开调查后获得“解放”的。
干部的“解放”固然很费劲，给“解放”以后的干部重新安排工作，当时也是件难事。为此，周恩来也没少费心。
田维新将军回忆，一九七三年初的一天，他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会，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要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周总理有急事找他。
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见周恩来。
周恩来对他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行，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吗？”
田维新立即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和钟汉华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总政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武汉“七·二○”事件当年就是中央文革一伙挑起的。讨论时免不了一番周折，江青等人给陈再道、钟汉华扣了很多帽子，但都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和钟汉华“解放”后，他们的工作如何安排呢？他们再回武汉军区比较困难。
陈再道是一九五五年授的上将。当年获得上将军衔的五十七位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总政考虑给陈再道安排一个与原职相当的职位，但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怎么办呢？田维新只好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员的职位。
田维新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去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那位司令员为难地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
话虽不多，但意思很明白。让老上级来当副手，这工作确实有点不好做。
周恩来说：“找韩先楚说说。”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韩先楚很爽快：“欢迎陈再道来福州。”
这样，陈再道工作的难题总算是解决了。
钟汉华“解放”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
陈再道到福州军区上任以后，王建安也得到“解放”，同样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
王建安也是一九五五年的上将，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的。当时的大军区司令员很多都是他过去的下级。在工作安排上也面临着难题。
田维新又去找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到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田维新笑着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田维新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沉吟了片刻，说：“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找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来北京开会。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韩司令，这次总理要找你谈，你不能不给面子吧？”
韩先楚说：“总理找我谈，我也还是有困难啊。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韩先楚说的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那时韩先楚还是师长。
不料，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竟心悦诚服地答应了。他理解周恩来的难处。
这样，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后来，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一个大军区同时集中了四位上将，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
在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时，性格耿直、敢作敢为的许世友和张春桥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这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
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
在许世友看来，他认为只要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就够了。
许世友实际上是对坐直升机似的“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有强烈不满。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老干部的意见。
但是，王洪文的安排，是毛泽东的意见。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多次讲过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
于是，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八月二十三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多次表示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不知给我讲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但是，许世友仍然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你这是反对毛主席的意见。”
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一边是老同志，一边是中央文革一伙。大有当年“大闹怀仁堂”的阵势。
周恩来及时地平息了双方的对峙。
周恩来说：我年纪大了，但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许世友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很深的。但他却对毛泽东看重的王洪文非常反感和不满。这实际上反映了广大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八月二十八日，是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日子。事前，周恩来主持召开十大主席团会议。
谈到选举问题时，周恩来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犯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只要承认错误态度比较好，绝大多数都解放了，并都在这次提作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同志，有的也还要保留，这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干部政策。
选举的结果在当时来说还是基本达到了周恩来预期的目的。虽然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但是，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等一大批在九大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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