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凌晨，电话告上海陈丕显：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
△就对北京钢铁学院学生绝食，要求罢免吕东如何表态事告李富春：劝学生停止绝食，不能将罢官问题强加给中央。吕东的问题由中央负责审查和处理。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提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月2日 凌晨，召集全国铁路系统二十余个单位的在京代表谈话，指出：铁路绝不能瘫痪，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影响国计民生。全国铁路造反联络站要尽快成立联络委员会，保证交通畅通。这不是单纯的业务观点。
△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华东问题和对大中学校学生的军训问题。江青、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也参加了会议。自此，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参加中央碰头会。
△嘱秘书告廖承志不要参加本日上午批判方方〔注〕的大会。
〔注〕方方，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1月3日 在“在京归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说：红卫兵要提倡三个精神，即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和组织纪律性。要认真学习解放军的组织纪律性，要大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学“三八作风”。
△嘱秘书告萧华、刘志坚参加下午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会，并谈谈五日全军三十五个院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问题。
1月3日、4日 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五日召开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把叶、陈当作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大会不能开。造反派答应会议延期。
1月4日 和陶铸商谈政治局会议准备议定的事项。与此同时，陈伯达、康生、江青接见中共中央中南局“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指责陶铸“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中南局的‘后台老板”。此后，“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标语到处出现。
△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就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事问周恩来。周恩来汇报了陶铸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经过，说：不是镇压群众。
△嘱秘书告蒯大富向“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同被江青点名批评的周荣鑫谈话。
△同刘建勋、傅崇碧、郑维山〔注〕等谈北京市接待工作和北京卫戍区看管被“打倒”的干部问题，并请他们提出名单。
〔注〕刘建勋，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1月5日 凌晨，和陶铸谈话，嘱他近几天不要出去，在家休息。尔后两次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的揪陶铸造反派谈话，劝他们回去。说：陶铸同志的问题要向毛主席请示，要经中央讨论。七日，在接见“批陶铸联络站”代表时指出：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讨论。一月二十三日，在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陶铸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与陈毅谈话。就外交部造反派“炮轰”外交部政治部，要求罢免符浩、冼依、王鲁明〔注〕并召开批判大会事表示：中央的精神是一般不轻易罢官，而要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继续在运动中接受考验，罢官对保证必要的正常业务工作不利。要外交部党委告造反派：批判会周恩来和陈毅不能参加。
〔注〕符浩，时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冼依，时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王鲁明，时任外交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
△新华总社请示，对陈毅接见一外宾的稿件如何发？周恩来答：陈副总理没有问题嘛！可以发嘛！
1月6日 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此后，全国掀起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社会陷于空前混乱。
△得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后，立即派秘书孙岳赶至清华大学要回王光美，并打电话催蒯大富放人。七日，接见七机部造反派时批评骗揪王光美行动：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磊落，是背后耍鬼，这种作风不能提倡。现在不是揪斗了，而是骗斗，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人不这样做。
△得悉军队在京院校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等院校红卫兵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拟于次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的报告后，批示：“不要去揪，我去办。”
1月6日、7日 三次与江渭清通电话，了解南京两派武斗和交通停断情况，提出处理建议和措施。两次接见南京大学红卫兵赴京造反团，说：交通问题最关紧要，上海的煤也不够了。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恢复交通。交通问题我最担心。对挑起双方武斗的人要法办。
1月7日 就北京建工学院两派红卫兵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事，找该校两派谈话，说：你们可以进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江青在一份材料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九日，周恩来就此事批告王力；周荣鑫、童小鹏应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晚至八日晨，接见七机部两派代表，告诫要警惕滑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路上去。提出：（一）不要武斗，要恢复正常生活秩序。（二）开门整风。（三）不要揪人，不但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不能揪，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陶铸也不能揪。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揪了，如何保卫党中央？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四）搞个业务会议，把业务工作抓起来。（五）建议搞军训，加强组织纪律性。
1月8日 凌晨，接到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它中央负责人的报告后，把冲中南海的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说：党中央不同意这样做。你们要揪斗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的大事需要他们参与。
△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针对大庆油田领导班子瘫痪、铁人王进喜遭揪斗、油田生产失去正常指挥等情况，指出：王进喜反对工人离开油田放弃生产，这是对的。为什么有人硬要反对大庆、硬要打倒铁人王进喜？这是阴谋，是为了毁掉毛主席树立的这个典型。无数的油井停下来了，我们忍心看着这样吗？抓革命、促生产是这样抓的吗？你们造什么反？如果把应该进行的业务工作停下来，那就是造错了方向。当有造反派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口号时，周恩来当即背过身去以示抗议，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方法。
1月9日 得知红卫兵已进驻贺龙家并要揪斗贺龙后。同住在西花厅的贺龙谈话。对贺说：你不要回家，我顶着。并当即打电话到贺龙家，要红卫兵们赶快搬出来，说：有什么事跟我说，晚上，在大会堂接见北京体育学院的红卫兵。
△接见全国来京串联的公安、检察、法院系统代表，说；公安、政法部门成立的群众组织要有独立性，不能受公安政法部门以外组织的领导。串联应在指定的地方，不要放弃和妨碍专政工作和保卫人民的工作，要把这一光荣任务放在首位。
△接见外事口造反派代表。当有的造反派提出要打倒陈毅时即予反驳：我反对，我不能接受。怎么能这样武断？又说：外事口是一个重要的口，关系国家命运，我提议成立外事口联络总站。
1月10日 接见铁道部联络站和北京乘务员代表时指出，在本地闹革命才能促生产，跑到外地去，不能促生产，只能破坏生产。大庆油田一万多人离开大庆跑到北京，使许多油井停了下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丢开业务，光搞革命，革命不就落空了吗？铁道部门要对铁路员工进行从上到下的全面动员，保证交通运输的正常进行。又说：不要把铁道部长吕正操揪来揪去，要让他在工作中考验自己。
△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与北京“三司”、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等群众组织代表座谈，说：因为造反，就不工作了，这是造什么反？我找不到管铁路的人，只好叫李先念抓，我自己来抓。从去年底到现在，我打算把铁路系统的各路代表找到一起，成立一个全铁路系统联络总站，这样来发动群众保证铁路运输的正常进行，但这个事情一直搞不好，要让吕正操来抓这个事。
1月11日 参加毛泽东提议召开、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了。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注〕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等五个文件；决定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顾问，萧华、杨成武等为副组长。同日，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注〕“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审阅时加写的。
1月12日 在接见北京接待工作人员时说，要向广大红卫兵和群众讲清楚，对领导干部不要采取揪走的办法，一揪走，工作就停止了。干部犯了错误，要让他在工作中考验自己，给他改正的机会。
△连日来，就昆明造反派冲入昆明军区大院事几次找昆明军区有关人员和昆明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造反派退出军区大院。本日，得悉昆明造反派答应撤出军区大院的消息后，嘱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致电昆明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工人、农民、学生，呼吁他们离开军区大院。
1月13日 找抢夺国防部机密文件的化工部有关人员谈话，说，国防部的机密文件被抢走了，这是个例子，我非抓不可。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注〕。同日，《规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注〕“公安六条”的主要内容是：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制造交通事故、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及以各种方式攻击、污蔑毛泽东，林彪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保护左派；地富反坏右等类人员不准外出串联，不准混入革命组织；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它手段散布反动言论。
△在接见一九六五年大专毕业生代表时说，已分配到工矿、企事业单位的，不要抛开自己的工作再到母校去，也不要到别的工厂、农村去串联，就在本单位向工人、农民学习。
1月14日 同各大区负责人及省委书记谈话，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有跟不上的，有思想抵触的，甚至还有对立的。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精神准备。过好这一关。
△接见安徽、全国妇联等单位的造反派，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正向工厂、农村发展，在生产岗位上的同志应该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按系统、按工作岗位组织起来。我们不赞成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我们不承认。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叶剑英等老帅力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
1月15日 在全国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在京联合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号召各单位、工厂，学校依靠自己，把力量组织起来，认真抓好业务工作。
△得悉中共中央统战部档案被抢后，指示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周恩来、李富春的名义，找抢档案的造反派和保护档案的群众协商，将档案暂时封存。
1月16日 在接见全国石油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代表时说：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夺权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好。可以考虑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掌握石油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又说，大庆这面红旗不能倒。并嘱康世恩：生产由你们管，生产任务不能出问题。
△参加中央碰头会。会上，毛泽东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
△打电话告王光美要经得起考验。十二日，中南海造反派在江青授意下冲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住处，揪斗、围攻他们。
1月17日 在接见国家科委造反派代表时提出：有几个尖端任务要抓，你们的斗、批、改在三个月后进行。又说，刘少奇、邓小平是政治局常委，报纸上没有点名，你们开会不要把他们拉去。否则，我们不出席。
1月18日 在“左派”学生、机关干部“文化大革命”形势座谈会上指出：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在全国财贸系统大会上说：全国的造反派、革命派组织应该按产业、行业系统组织起来，使它成为不仅可以抓革命，而且还可以促生产的组织。财贸、石油、工交、铁路、外事、国防工业、政法，科学研究等系统都要成立这样的组织。
△接见中国科学院造反派代表，就有人指责他派往该单位的联络员中有和稀泥的问题说：要看大方向。不能要求一点缺点也没有。联络员辛辛苦苦，你们这样估价，我认为不公正。
△嘱秘书告刘杰：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
1月19日 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后他不放心，等。又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次日凌晨，派杨德中〔注〕秘密护送贺龙和薛明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之后，造反派多次吵闹要揪斗贺龙。二月十八日、十九日，周恩来两次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注〕杨德中，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
△看到叶剑英关于本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注〕的情况报告，就江青、陈伯达企图本日晚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萧华事电话告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
〔注〕此会议于一月十九日，二十日召开，主要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问题。二十日会上，叶剑英等老帅因江青、陈伯达企图批斗萧华事拍案怒斥江青等人，“大闹”京西宾馆。
△要中央文革办事组派记者去了解夺北京市委权的各派情况和农林口各单位的夺权情况。
1月20日晚—21日凌晨 找铁道部机关造反派谈话，说：铁道部要成立一个左派联合组织，否则，业务工作不容易搞好。全国铁路造反派要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要争取这个月下旬每天发列车六十列以上。
1月中上旬 得知造反派抄陈云家的消息后，立即派童小鹏前去制止。又指示杨德中把陈云从新六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月21日 接见二机部造反派代表时对该部副部长们说：夺部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对生产、财政等只能行使监督权。你们要好好工作，不能松懈。又告诫造反派代表说：对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
△接见中国科学院两派代表，强调：中央的权不能夺。
△毛泽东批告林彪：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月22日 在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上谈到夺权问题时说：在接管中必须实行大联合，反对分散主义、各自为政和无政府主义。夺权不是个人主义争权夺利，不是小团体主义的争权夺利。有些单位不能采取群众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逼讯致死。周恩来得知后，悲愤地说：一个部长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并要公安部报告张霖之的尸体解剖结果。之后，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多次谈到张霖之的死，说：我很难过。对干部不能这样斗，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老干部，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1月23日 嘱秘书告周荣鑫的联络员：如地质部造反派来揪周荣鑫，可答复周荣鑫还是先在机关内部作检查，以后再到外边去检查。
1月24日 接见来京和在京的军事院校代表，指出：军事机关不能冲进去，可以送大字报。各军兵种的司、政、后和通讯系统的工作是不能中断的。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就安徽、贵州等省监委的群众组织要求把钱瑛〔注〕揪回省里批斗事批示：暂不必去安徽、贵州。
〔注〕钱瑛，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
1月25日 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重申：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排弃，要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畅通。否则，你们就会走向反面。不打招呼。自由捉人，把那些部长随便揪走，这不是我们提倡的办法。又说：穆欣不能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说叶季壮和“黑帮”有关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就民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嘱秘书告吴法宪〔注〕：应立即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包括整个民航系统和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搞。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注〕吴法宪，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在“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说：夺权斗争要严肃认真，不能放任自流，不允许无政府状态。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扩大打击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笼统的、绝对化的思想很值得我们注意。革命性必须与科学性相结合。不能说因为革命了，愿意怎样就怎样，这是无政府主义。
1月26日 嘱秘书找联络员了解，昨晚是否将王恩茂要回来了。
△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夺权，首先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当权派。要分清性质，区别对待。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又说：余秋里是从“红小鬼”上来的。他在大庆艰苦创业，到小计委后，搞计划工作有成绩。他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需要他。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要保。在余秋里被造反派批斗期间，周恩来每次派联络员跟随，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间即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把人抢走。
1月27日 凌晨，接见新疆造反派代表，告诫说，新疆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停了，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不能把自治区党委、军区领导一脚踢开。同日，还批评天津造反派绑架市委领导人的行径。
△同李先念谈铁路问题。
1月28日 凌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一起修改“军委八条”，删去原稿中“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一句。同日，中央军委颁发八条命令〔注〕。
〔注〕八条命令的主要内容是：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指战员和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能自由抓人、任意抄家；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等。
△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责成铁道部机关造反派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说：立刻就推选，要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运输一时一刻也不能中断。要顾全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要求冲入省军区的群众立即撤出。说：什么问题都说是刘邓路线，这样不科学。不可能掌权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所有领导干部都一脚踢开。夺权怎么夺，我们有五点建议：（一）要发动群众，从下而上，要联合起来。条件不成熟、联合不起来的单位。暂时不能夺权。（二）以造反派为核心，团结大多数。（三）以本单位造反派为主，外单位造反派为辅。（四）夺权一般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对生产、业务的监督权。（五）省、地、县，从上而下地夺。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再三说要保。关于学校问题，提出：我准备向中央提议，春节以后，初中生可以考虑开课。数理化可以教。没有教师，你们大学生可以去教嘛。教师不能都打倒。
△就黑龙江省军区派部队到伊春接管公安、邮电、林业等部门后遭造反派围攻，袭击事批告总参：已告应派两个团去，并带红卫兵去做宣传。对反动头目，只要暴露或孤立起来，即予逮捕。如他们开枪拒捕或打解放军，在必要时可以还击。一般的向天放枪，先予警告，令其缴械。
1月29日 凌晨，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说：戴高帽子、罚跪、扒领章、游街、抄家，这是不好的，是对解放军的污辱。当权派也有好的，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当得知造反派不唱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时说：人家有一点错误，就连人家歌子也不唱了？要唱，我还要唱呢。萧华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过去是“红小鬼”。
△凌晨，接见“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说：还是让陶铸呆在中南海里，斗争方法可以背靠背。把陶铸揪出来，搞面对面斗争，中央不同意。
△嘱秘书告二机部九院造反派头头不能扣留刘西尧，中国科学院的事，还要他去办。
1月30日 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要求冲入省军区的“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迅速主动离开军区大院。
△得知在外地了解三线建设情况刚回到北京的谷牧被建委造反派绑架后，派联络员找建委机关造反派交涉，以“总理要听取谷牧的汇报”为由，要他们把谷牧送回中南海。
1月31日 接见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造反派时说，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李雪峰在处理天津问题，暂不回机关检查。
△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代表，阐述和解释“军委八条”，指出：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闹革命。军队像工厂和交通战线一样，不能中断工作，不能擅离职守。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搞。对军事机关和战备系统不能冲击。军队要保持坚定的稳定性。
△接见全国机要人员代表，批评北京的造反派不打招呼，随意抓走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省市委负责人的做法，强调：一定要事前打招呼，不然，可能会出意外的乱子。这个乱子不是小乱子，是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问题。并特别提醒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秘书局和国务院秘书厅的工作人员：“就怕我们内部插一刀，背后插一刀，我们毫无防备。”
△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的电报稿。电报指出：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就以治病名义将秦基伟〔注〕接来北京事批：告叶剑英，赞成将秦基伟接来北京。
〔注〕秦基伟，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
1月 除参加中央有关会议、处理重大事件外，仅据工作台历统计，还与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八十八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及群众代表一百一十四次。
2月1日 在接见从军队调来的接待工作人员时说：夺权里头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红旗》社论〔注〕没有说，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权，去掉私心杂念。对青年人的热情、勇气，既热情支持。又诚恳帮助。如果他们走错了，就告诉他们这个错了。看到他们犯错误而不指出，那我们就要犯罪。
〔注〕指同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接见铁道部造反派，批评说：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实行军管。我给你们开过七次大小会议，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不可一刻中断，你们有时就是不顾一切。你们想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还说：对老干部不要笼而统之，一概打倒。现在你们是大民主与个人独断结合在一起，这样脱离群众会走向反面的。
△接见工交口造反派，批评对干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游街等变相体罚的做法。说：不能认为各部委、各省市的负责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代理人。各省市统统都是“黑线”，那十几年来毛主席的“红线”又体现在哪里呢？谷牧不是“黑帮”，他在国务院有工作，不要揪来揪去。在谈到大庆问题时说：大庆最近很乱，反对余秋里，反对王铁人，我很着急，恨不得飞去看一看。
2月2日 召集副总理开办公会，商议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的《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联问题的通知》。会后，将通知送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审批。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这一《通知》。《通知》指出：长途步行串联，在全国暂时停止。已到各地的步行串联队要迅速返回原地，返回时原则上应步行，串联期间的市内交通费、伙食费应自理。来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食宿自二月八日起，不再免费。
△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四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长期疲惫不堪后突感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当即嘱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身边工作人员为周恩来的健康担忧，于次日写了一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请求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注意休息。看到这张大字报的陈毅、聂荣臻、李先念、叶剑英等也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四日，周恩来在大字报上写下“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随后，邓颖超提出五点“补充建议”〔注〕。
〔注〕这五点补充建议是：（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二）开会、谈话及其它活动之间，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三）每日工作安排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有关同志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五）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简练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2月3日 陪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
2月4日 派人查因连遭批斗致死的赵尔陆的死因后催要尸体解剖化验的结果。六日，参加赵和杨至成〔注〕的追悼会。
〔注〕赵尔陆，逝世前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杨至成，逝世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
2月5日 得悉有人在中央军委办公处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的情况后，嘱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傅崇碧等设法了解内情。
2月6日 致信毛泽东：“有些紧急问题，如接管津、京两公安局，某些中央部门和某些省市夺权等，需向主席请示。建议今日午后能约常委四同志和陈毅、叶剑英、谢富治、江青各同志一谈。”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
△约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谈军队问题。
△嘱秘书告李先念：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被夺。
2月7日 审改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关于驻外使馆、代办处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稿。指示提出：各驻外使馆、代办处仍应坚决执行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五大”〔注〕的规定。使馆内不建立战斗组织，不能进行夺权。周恩来修改时强调。已建立战斗组织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无监督权”，“不容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
〔注〕“五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
△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告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有些问题处理得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
2月7日、8日 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自治区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
2月8日 两次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萧华同张国华、陈明义〔注〕谈西藏问题。鉴于西藏造反派虽已夺自治区党委、人委的权，但工作瘫痪，告张、陈二人：要坚守军委八项命令，绝对保卫军区和军械仓库，不能容许造反派冲入夺权、夺枪。
〔注〕张国华，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兼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
△致毛泽东、林彪信，汇报新疆、西藏、山东、江苏、湖南、陕西、浙江、云南、广西等省、自治区的情况。建议：将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江华等接来北京养病；对京、津两市实行军管，拟先从公安局入手。
2月9日 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公安部、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经毛泽东批准后于二月十一日发出。
△嘱秘书告吴法宪、邝任农〔注〕：要尽快将北京、上海民航管理局和机场实行军管。
〔注〕邝任农，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国家民航总局局长。
△要傅崇碧、黄作珍〔注〕找北京通县军械技校和“工人红色造反总部”的代表座谈，令双方停止武斗，退出现场，退还枪支。
〔注〕黄作珍，时任北京卫戍区第三政委。
△就浙江省军区是否参加“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批判江华大会事批示：会议可以参加，但不讲话、不表态。
2月10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规定》指出；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分期分批进行“四大”；陆、海、空的军以下单位及北京卫戍区、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到这些单位串联；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地夺权，不允许冲击；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要分清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当权派不能一概打倒；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会后，将《规定》送毛泽东、林彪阅批。次日，毛泽东批：送总理照发。
2月11日 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的造反派赴京代表时说：王任重病得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他回来休养一个时期，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我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找到。今天才把人交出来。这真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泛滥到边缘了。
△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对“中央文革”一伙乱党乱军的行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叶剑英责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以中央代表身分在浙江省军区召集陈励耘、南萍、阮贤榜〔注〕及造反派代表开会，传达周恩来指示：中央十一日晚派专机接江华去北京，要保证把江华安全进到嘉兴机场。
〔注〕陈励耘，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南萍，时任浙江省军区政委；阮贤榜，时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接见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等夺权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说：今天找你们来谈，就是要求打好春耕生产第一炮。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过了季节就完了，要全力抓，各单位抓生产的班子要好好研究。农口要准备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
2月13日 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说：搞乱大庆，这是很危险的。大庆太重要了，不能不由军队来接管。又说：东北的农业还没过关，煤炭减产，交通也有问题。要帮助省委使一部分干部站出来抓生产。
2月14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夺权问题。
2月15日 陪毛泽东接见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
2月16日 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抨击。谭震林质问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谭震林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从《红旗》十三期社论〔注〕开始，“老干部统统打倒了”。周恩来责问陈伯达等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怀仁堂会议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江青密谋，整理“记录”向毛泽东汇报。汇报时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注〕指《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发表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首次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晚，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军区负责人及内蒙古造反派代表，强调军队要稳定，批评冲击解放军是“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指出：军区不能冲，军事工厂不能串联，军队不能夺权。要信任、爱护解放军。
2月17日 凌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当场下令逮捕拒不执行命令、操纵造反派叫党委“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权的杜向光〔注1〕。说：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权的。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我申明，凡是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要一个一个地审查。财政部、商业部的党组要恢复，党组还要行使职权，还是由先念、吴波、姚依林〔注2〕负责，其它取消党组的部委必须恢复，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又说：你们对姚依林的通缉令要取消，必须把段君毅、王磊〔注3〕交出来。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注1〕杜向光，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注2〕吴波，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姚依林，时任商业部部长。
〔注3〕段君毅，时任一机部部长；王磊，时任商业部副部长。
△谭震林给林彪写信，继续抨击江青等。其中写道：“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
2月18日 凌晨，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提出：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又说：对有错误的干部，不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无休止地斗争。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指出：军委紧急指示〔注〕起到了动员作用，也起了副作用。最近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
〔注〕军委紧急指示，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该文件为林彪下令起草，经中央文革小组逐句修改。
△主持怀仁堂碰头会。
△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得知二机部造反派夺了党委领导权时说：你们简直没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部党委靠边站。允许你们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只是监督。重申：“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宣传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又说：国防工业部部长、司局长除中央已宣布停职反省的外，你们一个也不能扣留。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没经中央批准。你们宣布罢官是不算数的。”现在对干部的斗争方式已发展到打人、挂牌、游街。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我看了心里很难过。如果不指出来，让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审阅《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提出：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出发去对待干部。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切怀疑，一概否定、排斥、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教人的政策，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周恩来阅后送毛泽东审批时注明：“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毛泽东阅批：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以后重要的社论都应这样做。三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这一社论。
△嘱秘书打电话告江西省委，限令江西造反派在二月二十日前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安全送到北京。十九日，杨、刘乘飞机到京。
2月19日 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注〕取代。
〔注〕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牵头，但成员大多是江青一伙，后又增加吴法宪等人。
△得悉“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兵团”等组成的“斗争彭、陆、罗、扬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将在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召开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大会，并要进行“上揪下扫”，把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吴晗、林枫、蒋南翔、陆平、彭珮云、陆定一、周扬、吴冷西、林默涵、许立群、熊复、夏衍、罗瑞卿、萧向荣、苏振华、徐子荣、杨尚昆、安子文等二十六人揪出示众。就此批问陈伯达、康生、江青：“请研究他们提出的口号‘下扫’是否合适？”“这个筹备处要揪这么多人出场，是否在斗、批上有利？”
2月20日 在关于山西夺权情况的介绍会上说：现在有连锁反应。自从一月份夺权以来，不管这个部门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派都要夺权。有些地方对带长字的、第一书记就要夺权，这样一解释，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不能这样，逻辑上站不住嘛！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并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派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的造反派要夺中央的大权。中央的党权、财权、外交权、文权不能夺。军事大权是中央的。夺军区的权，造军区的反，“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表示不赞成关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说：“如果这一条存在的话，任何人只要检讨不够，就可以说是顽固分子。”在讲话中还要求各省注意抓工农业生产，指出：“现在比较紧急的是农业，有季节问题，要好好抓。中央各部的业务，中间层干部很重要，中间层干部靠边站，就没法子把业务抓起来。”
△审阅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信中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建议立即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布置春耕生产工作。阅后批告汪东兴送毛泽东审批后印发登报。毛泽东批：照办。
2月21日 到毛泽东处后，找陈毅、谭震林谈话。
2月22日 凌晨，与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关锋谈话。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七条〔注〕外其它各条都适用于地方。《通知》还规定：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财政部、经委、建委、科委，各级银行，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解放军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
〔注〕第七条是专讲军队内事情的。
2月23日 与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各级都要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说：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领导拿总，吸收省地干部参加。领导干部有些没过关的，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持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2月2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东问题。会后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还建议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拟亦先行军管。毛泽东阅批：“同意这样做。”二十八日，周恩来再同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面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业务。同日，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谈对云南实行军管事。
2月 本月内，仅据工作台历统计，接见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四十三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二十七次。
3月1日 召开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会议，听取各部业务工作情况汇报。说：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的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对造反派说：现在不许乱揪人了，国务院要你们保证不得随意揪斗干部。要揪，打电话告诉我，我派联络员去把人要回来。打、砸、抢、抄、揪这股风一定要刹住。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不能都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如果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那不是提倡奴隶主义吗？不要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当权派。又说：现在，业务工作已经耽误了。各部要恢复正常秩序，部级、司局级干部要恢复工作。
3月2日 同杨德中谈对北京饭店军管事。
△接见“西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代表和西安交通大学学生代表，指出：（一）造反派组织内部要整风。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二）西安提出“打、砸、抢”的口号是反动的。（三）“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能提，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今后不要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四）不要再上街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我就不相信游行不影响生产。（五）是否尊重解放军，是真假革命的标志。（六）对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要给他们检查、立功的机会。（七）大联合要按系统，不要跨行业。
△同余秋里、宋任穷、陈锡联、康世恩等谈大庆油田问题。
3月3日 出席萧华的检查会并讲话，说：萧华同志犯的错误是不自觉的，缺乏经验。他是个“红小鬼”，从他整个历史看是光荣的。不要用放大镜看一个人眼前的错误，要看他的整个历史。还说：抄萧华的家是股“妖风”。
3月6日 接见浙江群众组织代表，说：你们现在的根本之计是整风，不是去争论。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
3月7日 毛泽东就北京军区某军报送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行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注〕批告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此件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次日，周恩来将原件及毛泽东批语印发参加碰头会各成员及军以上干部会议各代表，并要人代中央拟批语后转发全国。
〔注〕报告反映：部队进校军训前，到校的学生人数少，组织多而乱，并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多月的军政训练，学校面貌改变，到校人数达一千一百多人，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委会。
△就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江西、福建等地流行脑膜炎一事批告李富春、李先念：立即找卫生部孙正、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注〕四同志和“红色造反团”、“革命造反队联合总部”、“东方红公社”三个造反组织一谈。最好建立一防治脑膜炎办公室，以钱、崔二人和三个造反派组织各出一人，马上开始工作。这些人要全力以赴，不要以其它工作干扰他们。
〔注〕孙正，时任卫生部军代表；崔义田、黄树则，时均任卫生部副部长。
△同李雪峰、郑维山，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谈天津问题。
3月8日 嘱秘书告张春桥：三月十二日为孙中山逝世四十二周年纪念日，上海应按往年惯例进行纪念活动，上海党政负责人应前往孙中山故居敬献花圈。
3月10日 审改中共中央就江苏问题复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及张春桥、姚文元电报稿。电报指出：鉴于江苏省的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三结合条件还不成熟，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负责建立军管会。军管会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管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对重要工厂、轮渡、火车站、邮电等部门可派军代表。修改时，将原稿中“江苏的问题，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许世友同志商量决定”改为“江苏的一般问题，由许世友同志和江苏省军管会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商量解决”。
△就昆明钢铁公司要求军事接管事批示：同意，请剑英电话告军区。
3月13日 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又说：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急迫。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不要怕。各地军管会要注意帮助当地领导干部出来亮相。各单位群众组织必须归口。对反动组织，对严重违法乱纪和泄露国家机密的，应予以逮捕法办。
△审定并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五○四厂及西固发电厂实行军管给兰州军区的电报稿。电报指出：该厂系绝密工厂，不准夺权；要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厂内厂外不准串联。二十五日，审定并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给兰州军区的电报，重申五。四厂不准夺权，不准停产，立即停止“四大”，改为进行正面教育。本年三月中旬至十一月底，为保证核工业生产的安全，曾签发十一封给有关工厂的特急电。
△打电话给韦国清，说：广西地处抗美援越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要韦国清出来当军管会主任。
3月14日 审阅北京卫戍区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意见起草的对工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要求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生产岗位，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凡外出长期不归的人员，限一周内回厂，否则，将给以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十五日，参加碰头会讨论通过后，将布告送毛泽东批准。十六日，拟定中央向全国转发此布告的批语，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区党委的电报稿。电报指出：北京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很好，应在全国推广。各地“都要立即行动起来，以军事代表为主，建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尤其要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持工作。”起草后，将电文送陈伯达并转毛泽东批阅，注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组成，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3月15日 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信中号召：工人阶级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实行革命大联合，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模范；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同无故旷工、敷衍了事、不顾产品质量、浪费国家材料的不良现象作斗争。次日，将信送毛泽东批准后，指示公开广播登报。
3月17日 凌晨，看完福州军区党委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和夺权问题的报告后，觉得条件不成熟，当即与韩先楚通电话，提议：（一）福建还是经过军管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好：立即以驻军负责人组成军管会，管起全省工作。（二）如各方面认为三结合（不是三凑合）条件确已成熟，可推出代表来中央一谈。（三）如十八日大会〔注〕已宣布，无法取消，可改为准备夺权大会。毛泽东同意上述提议。
〔注〕指报告中提出的定于十八日举行的二十万人群众大会。此会的主要目的是向原中共福建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并宣布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致信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注〕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请你们明（十八）日上午集体一议。”
〔注〕一九六七年三月，为扭转国防工业部门许多单位瘫痪和半瘫痪的局面，聂荣臻请示周恩来后，向中央写出《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并提议对六个国防工业部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总理照办。
△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所属各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说：夺权和批判要分开，有的只要批判，不需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以来，国防生产受到了影响。对领导干部排个队，给他们检查的机会，但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许揪来揪去，否则，就是排斥一切，怀疑一切，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诤〔注〕前些日子我让他住中南海，保护起来，现在让他出来，以后不能再抓人了。
〔注〕王诤，时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
3月18日 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量军管问题后，致信毛泽东、林彪：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对每一部门派出三人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最后实现各部门的三结合。信中还就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军管问题提出意见。毛泽东阅批：退总理照办。
△就中共中央调查部三局因两派争斗致使业务工作停顿事批告：立即派杨德中从中央警卫团中选派三个负责人去调查部三局宣布实行军管。对调查部建议亦实行军管，请军委、总政准备派三至五人的军管代表小组。同日，还审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调查部三局实行军管的通知。通知指出：军管代表小组的任务是保证该局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安全。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对调查部全部实行军管。
3月19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联，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联的计划。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于本日发出。
3月21日 根据毛泽东“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的批示，要余秋里、谷牧立即研究拟出对铁路，交通、邮电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同日，在审改该稿时加写：在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是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一个是业务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部门的生产和业务工作。要正确对待干部，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不要一概排斥、打倒，也不要一概复职、一概结合。该通知在中央碰头会讨论时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剔。
△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和财贸各部党组成员时，要求各部赶紧抓业务，不能拖。针对造反派提出要批判陈云、把批判李先念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明确指出：我不能回答。中央常委内部的问题，由中央决定。中央常委没有决定拿出批判陈云的材料。我是不主张大字报上街的。李先念是副总理，中央还信任他嘛！又说：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随便抄家，打、砸、抢、揪、抓是不允许的。在回答为什么提“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时说：这要看是什么内容。如夺权超过了监督范围，夺党中央、国务院各部的业务大权，或者有私心杂念，有些权不该夺的夺了，这些都是复辟逆流。
△就西安外语学院外籍教师大卫·库普所写批评造反派极左做法的大字报〔注〕批示：“建议将这张大字报和主席批语登文化革命简报。”
〔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库普贴出一张大字报，认为：西安正受着“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由群众大会开除一个人的党籍是“全民党的做法”。“革命的打、砸、抢”问题需要注意，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做的，是流氓行径。“要把那些存心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才能实现群众、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西安市外办的高智（原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将这张大字报转送给毛泽东。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阅后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进文革小组阅。
△到毛泽东处开会，汇报七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情况。
△晚，接见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造反派代表和各部党组成员，说：请大家来，是要迅速解决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的工作问题。对三部要实行全面军管，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第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先搞大的。通过军管推动大联合，实现“三结合”。“三结合”的关键在于对领导干部的一分为二。要快点把业务抓起来。把业务恢复起来，不等于复辟。针对有人说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批驳道：他们如果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把他们带来吗？要实事求是，不要相信传闻。
3月22日 审改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北京医院实行军管的通知稿。修改时强调：医院内各群众组织“要开展整风”，“要正确对待干部”。
△参加北京市职工代表大会后，找蒯大富谈话。说：你们对干部不要绝对化。要么就批判不得，要么一批就打倒，都不对。你们要打倒余秋里，我看没有什么新材料。不要形“左”实右。
3月23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决定指出：要迅速健全和改选各级领导班子，积极恢复各级生产指挥系统的正常活动，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在送毛泽东批阅时注明：“对于这样一个带全国性的大企业的军管，并由一个师的兵力驻在大庆，我们认为应由中央、国务院、军委发布这一决定。”毛泽东批：照办。
△接见大庆工人代表，肯定大庆过去的成绩。谈到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时说：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有些口号绝对化，我不能干涉，现在是大民主，但我是不能同意的。例如，有人写“革命的打、砸、抢万岁”，这是形“左”实右，是“左”倾幼稚病。
3月24日 召集卫生部党组成员和四个造反派组织代表开会，询问防疫情况，说：我点钱信忠、崔义田抓流脑〔注1〕办公室，四个组织都要支持抓防疫。这个工作是最紧急的，一天都不能迟缓。又说：那个“百丑图”〔注2〕是丑化我们的党，对党不利。你们说先念同志批评错了，我看批评得不够。不能说他讲的是大毒草。
〔注1〕指防治流行性脑膜炎。
〔注2〕指当时造反派丑化党的高层领导干部的一幅漫画。
△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谈青海问题。
△同王恩茂、赛福鼎谈新疆问题。次日，接见新疆各造反派组织来京代表，说：“不要对王恩茂同志的问题先定性。”
3月27日 得悉河北河间，大城发生地震后，指示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石油部等有关部门前往地震现场考察，并派联络员刘西尧到地震现场指挥。二十九日，又对有关部门指示：“要密切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
3月28日 在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讨论：（一）关于铁道、交通、邮电部门实行军管的决定。（二）关于国防工厂和国防科学研究院（所）实行军管的试行草案。（三）关于军队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如何分工负责问题。
△接见水电、煤炭、冶金、物资、林业、计委、纺织等二十一个部委的党组成员和造反派代表，说：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的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缺乏经验。现在已进入第二阶段，经验多了，对干部不要揪来揪去。你们可以约好时间批判他们，批判完了让他们回去，他们还要抓业务。如余秋里和谷牧同志，国务院需要他们工作，中央现在没几个人抓业务。全国正值农忙，工业处于第二季度。不要搞全面的审干，要排排队解放一批干部到业务生产岗位上去。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决定说：安徽一月二十六日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应立即成立以钱钧〔注〕为首的军管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搞抓革命和抓生产两个班子。阅后送林彪转毛泽东批阅。毛泽东批准把该决定转发全国。
〔注〕钱钧，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3月29日 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时说：苏联说我们要去打它，我们才不去打它呢。中国这么大，我们国内好多事都管不过来。
3月30日 《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王力、关锋所写编辑部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这些文章集中攻击刘少奇，并首次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指名地公开加在刘少奇头上。
△晚，在怀仁堂看电影《清宫秘史》。
3月 在对福州军区的指示中提出：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搜、抓。
△本月内，仅据工作台历统计，接见各地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四十九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三十一次。
4月1日—4日 每天与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在三日会上说：群众组织不能把领导干部拉出来罚跪、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要文斗，不要武斗。还有什么“黑司令”、“黑（军）分区”。不要这样说。各群众组织要开门整风。整风首先是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
4月3日 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学生代表。会上，江青、康生指责北京卫戍区傅崇碧、李钟奇〔注〕在军训中支持右派，打击左派。次日凌晨，周恩来同北京卫戍区六十五军有关负责人谈军训问题。
〔注〕李钟奇，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
4月4日 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约福州军区负责人谈福建问题。
4月5日 就外交部请示回国留学生要求进驻外交部大楼“闹革命”一事批复：外交部大楼不开放。
4月6日 接见国家计委、经委、建委造反派代表，批评造反派提出的要斗倒薄一波必先斗倒谷牧和余秋里是逻辑不通。针对造反派所说余秋里至今没有检讨，说：他现在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就写不好。谷牧、先念同志的检讨也放在我这里。要给时间让他们准备嘛！他们还要工作。经济战线上现在抓工作的连我只有五个人嘛！把你们提拔上来能行吗？
4月7日、10日、11日 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多次会谈。九日，陪范文同等飞大寨参观，当天返京。在十日的会谈中说：战争总是要结束的。政治斗争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进行下去。战争是政治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不可能在战争中没有政治斗争。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削弱和分化敌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政治斗争。过去这样做了，今后更要这样做。在十一日的会谈中提出，越南战争要取得最后胜利，不要半途而废。在回答关于斯大林是否建议过解放军不要过长江的问题时说：对于一九四九年我们能不能渡过长江，斯大林是有怀疑的。他们还以为，蒋介石顶不住时，美国会出兵。但美国知道蒋介石是扶不起来了，而长江又挡不住解放军。如果美国出兵，就要负战争的责任。美国不会这样做。我们解放南京时，美国大使还留在南京。并向我们一位民主人士说，如果中共政府愿意和美国建立联系，他不仅不走，而且美国愿意承认中共政府，还可以援助中国五十亿美元。我们根本不理这一套，结果美国大使就跑掉了。
4月7日、9日、10日 三次接见天津各群众组织代表。在谈到挖“反党集团”的根子时指出：“不要打击面很广，要实事求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教人的方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应持这个态度。“一批必倒”的绝对化态度不好，批判一下不一定非倒不可嘛！一批就倒，那得倒多少？
4月12日 获悉郭沫若一子自杀。二十日前往看望郭沫若。
4月12日、13日 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注〕。会上，康生、陈伯达、江青发表大量煽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
〔注〕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和此次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原定议题是“三支两军”等问题。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却把这两次会议变成了动员打倒刘少奇的会议。
4月13日 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开好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给广东省军管会和中南财经委员会并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通知稿。修改时增写“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一句。通知提出了保证交易会顺利进行的五点指示。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
△约黄永胜、傅崇碧等谈广州交易会问题。
△晚，接见内蒙古造反派代表，说：不要揪乌兰夫。跨行业的组织应解散。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个人一时受点委屈不要紧，要有破私立公精神。对解放军不要揪住不放，要搞好军民关系。会上，还宣读并解释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
4月14日 就广州交易会问题致信毛泽东、林彪：“对广州交易会虽有五点指示发出，但据黄永胜报告，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因此，今晨在解决内蒙古问题之后，特约外贸部和外贸学院两造反派商谈，他们愿意派人去协助解决。考虑到目前各院校和机关造反派多忙于内争，因而影响了广州交易会各公司、各馆的内部领导，并与各地方造反派形成派别”。“如不立即劝阻，对明（十五）日开幕，极为不利。我现定今晨七时同黄永胜同志飞广州，亲往解决此事”。
△飞抵广州。在广州期间，为开好交易会并解决广东问题，多次同黄永胜、刘兴元、林李明、卢绪章、陈德、温玉成〔注〕等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四次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并到交易会产品陈列现场了解情况。
〔注〕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兼广东省军管会主任；刘兴元，时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兼广东省军管会副主任；陈德，时任广东省军区第二政委兼广东省军管会副主任，温玉成，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林李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卢绪章，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在广州市各界群众代表大会上讲话，强调并解释中央关于开好广州春季商品交易会的五点通知，说：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要保证把这个会开好。对解放军这个集体要尊重、信任，不能把批评解放军的大字报贴到外面去。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他们的丰富经验也是我们需要的，要让他们站出来，不然，我们的工作就难以继续。
4月15日 与广州市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对造反派声称要揪“广州的谭震林”、广州军区“一小撮”，反对军管等，提出严厉批评，说：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决定的，是我经手办的。你们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对军区说的话，不要抓住一点就上纲，不要什么事情都上纲。把每一个小问题都看成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对立，那就不可终日了。又说：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事情不习惯，要允许他们有一个摸索阶段。你们不要以为大方向对了就不会犯错误，大方向对，一样可以犯错误，可以失败。你们有再整风的必要。并告诫来广州的北京学生代表：想同去年一样，再造成一个大串联的形势，是不能允许的。到广东来说话、提口号都要慎重。
4月16日 到从化看望在此养病的胡志明。
4月17日 继续与广州市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批评有人以《清官秘史》中有“天下为公”四个字为名，把中山堂内孙中山所题的这四个字遮盖起来的做法，责令在天亮前要恢复这四个字。并说：古为今用。孙中山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要肯定的。去年把南京孙中山铜像搬掉了，是错误的。
4月18日 在第四次与广州市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说：广东面临前线。作战和备战任务都很重。如果铁路交通失灵，电话中断，对我们非常不利。广东的文化大革命，你们说发展慢了些，我看慢一些也许可能还好。因为快的经验不够，快了摔跤多一点。有些看来是冷冷清清。其实是在埋头苦干。最近北京还在打架，这个难道一定要学吗？如果说生产靠保守派搞得好，革命派参加进来反而搞不好。那么这个革命派也不能算是革命派了。抓革命、促生产，也不会压了革命。说谁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不能那样说；好像解放军或解放军某几个负责人这么做，我不这么看。你们要维护解放军的地位。说复课闹革命是压制了革命，我看这个话逻辑不通。只有复课闹革命，才可以整理思想、整理组织、整理作风。有些地方还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这是错误的口号，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这是不许可的。
4月19日 飞返北京。
4月20日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说：“在狠抓革命的同时，也要大促生产”，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领域里也放出光彩”。“在这方面，北京对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4月21日 接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时说：你们反映的面要广一些，解放军支左是中心，但还要报道一些解放军支工、支农的成绩，也要听一听群众性很大的保守派方面的意见。这样，我们看问题广阔一些，考虑问题更全面些。
4月21日、24日 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起草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认为：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几位同志〔注〕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一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
〔注〕指因所谓”二月逆流“在会上受批评而被迫检查的同志。
4月22日 与韩先楚〔注〕谈福建问题。次日，接见福建代表，要求占据福建日报社的群众组织立即撤出。说：福建面临前线，你们要特别注意。
〔注〕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4月23日 就成都铁路局军管会报告红卫兵组织五六百人住进铁路局，影响铁路局正常工作事批示：请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去一电话，看能否劝走。如无效，再考虑正式发电报。
4月25日 同谭启龙谈话。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原打算明年搞出个眉目，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很难说，要有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点代价，现在看来不一定。谈到干部问题时表示忧心：全国干部问题还解决不了，干部不能出来工作。这几年华东工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原来设想华东干部出来工作好解决一些，现在看来也不行。关于谭启龙回山东检讨问题，交待说：你回去主要是听取意见，不要随便表态，不要讲自己的成绩，多作些自我批评。我已交待他们你回去后只准提意见、批判，不准搞武斗、围攻。谭启龙回山东后，造反派违背周恩来的指示，对谭实行武斗、围攻。周恩来得知后，批评有关负责人和造反派：你们不按我交待的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4月26日 接见国防口军管干部时说；军管是过渡办法，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事管制。“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不是二元论，不是又抓革命又抓生产，是以革命推动生产”；“不是说对群众的思想没有可批评的地方。今天的社论就提出打倒无政府主义”。对群众“要有最大的耐心”，但“忍耐不等于容忍，容忍错误不行”。“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最大的忍耐性”。军管单位的革命和业务的最后决定权属军管会或军管小组，群众对业务不能监督，只能批评、建议。
△同顾卓新等东北局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必须团结合作，不能分裂，以免影响群众，造成对立和武斗。军区要支持东北局继续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抓好工农业生产。
4月27日 接见在中南海门口静坐的内蒙古来京上访群众代表，要他们取消“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等跨行业的组织，回到本单位、本行业中去。
4月28日 和康生、李富春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就“二月兵变”问题指出：据我知道没有这件事。“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的命令嘛。
△接见战友歌舞团两派代表时说：两派要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演《长征组歌》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去看。五月二日，前往观看两派在京联合演出的《长征组歌》。
4月30日 就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要立即释放因冲击军区而被捕者一条与陈伯达商量，在此条中加写一句：“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除外。”
△接见福建造反派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强调：你们回去后不要在像《福建日报》这样的大报纸上点叶飞的名，正式报纸要留有余地。不要组织群众再去冲军区，不要再去开像“二·七”那样“万炮齐轰”什么人的大会。福建处在前线，与北京不同。
△就首都群众代表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上观礼台事，找中央、国务院所属部门各派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要求一定要分配好上观礼台的票，不要因此在观礼台上吵。否则，就都不要去。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说：下一步怎么走，多数部门要求军管，不然生产上不去。订货会过了“五一”开，“三五”计划要报上去，物资部袁宝华〔注〕虽是监督留用，但这次订货会他非参加不可。不能在会上“造反”。
〔注〕袁宝华，时任物资部部长。
5月1日 约谷牧谈袁宝华问题。
5月3日 接见十四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就农民中存在的土地和粮食以多报少、人口和灾情以少报多的问题指出：这种现象是“藏富于民”。“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如果我们实事求是，依靠贫下中农，他们就会说真话。”“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征购多了，必然返销，造成假象，徒劳往返。”“藏富于民是好事。”针对有人把一些正确的粮食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都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批判，指出：是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水岭要从形势和政策实质去分析，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不要只凭一句话，不要一看到物质，就说是物质刺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
5月4日 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联络站”，严厉批评造反派把有些干部揪得不知下落，说：这是什么作风？是绑票作风。财贸各部不能这样做。谈到对“二月逆流”的看法时说：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先念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的整个历史。中央对干部是有数的。
5月5日 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李富春，提醒他们注意，不要因“五一团结”〔注〕而造成错觉，否则，“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
〔注〕指“五一”天安门焰火晚会。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受批判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与毛泽东一起，出席了焰火晚会。五月二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
△约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等几位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谈话。
5月6日 同甘渭汉〔注〕谈一三二厂武斗问题。
〔注〕甘渭汉，时任成都军区第四政委。
5月7日 同李大章、曾希圣、廖井丹〔注1〕等谈话后，接见四川一部分市县代表。针对有人对甘渭汉、韦杰〔注2〕等的检讨不满意一事，说：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有个过程。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会上，陈伯达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注1〕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曾希圣，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廖井丹，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注2〕韦杰，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5月8日 凌晨，先后与有关人谈西藏、天津、北京、内蒙古问题。
△就西藏自治区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事批示：同意西藏立即实行军管，目前还不忙邀各革命造反派来京会商，昨夜已在四川会上与张国华同志谈定。
△就交通部机关造反派提出要派人去监督即将举行的中国交通部和阿尔巴尼亚轮船股份公司会谈事批：对外谈判，按中央方针办，不要进行监督。因为在外事系统中，还没有开这个先例。
△和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等参加军训干部座谈会。会上，军训干部反映蒯大富攻击军训的解放军“比工作组还工作组”。
5月9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检查氢弹空爆试验的准备工作。要求对试验的各个环节进行反复检查，确保安全，保证试验成功；要切实做好烟云经过地区的卫生防护工作，并准备好应急措施，以预防发生意外。
5月10日 召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辽北京军区关于对河北省及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衡水等五个专区实行军管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次日，将这两个文件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河北问题已谈过几次，大家都认为在目前需要实行军管，作为过渡。河北是大省，以郑维山兼这个军管会主任为好。对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和刘子厚、阎达开、李颉伯、林铁，现在都不忙作结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毛泽东批准这两个文件〔注〕。
〔注〕]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就甘肃军管问题又批：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后即成立省革命委员会。
5月11日 审阅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通告》指出：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人和打人凶手要受法律制裁；不准破坏国家财产和劳动纪律，不许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许无故旷工；坚决执行中央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联的通知。阅后，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拟原则同意发这个重要通告。经毛泽东批准，通告于五月十四日发出。
△晚，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劝说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指出：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还要工作。陈毅去参加大会作检讨，要创造好条件。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那怎么行？等有了条件，我陪他去。会上，造反派围攻周恩来，并企图把“陈毅是三反分子”的说法强加于周恩来。周恩来愤然指出：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保，我们还要做工作。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样，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
5月11日、12日 就呼和浩特市数千名群众冲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大楼并发生武斗事，连续召集杨成武、萧华、郑维山、吴法宪和内蒙古军区负责人滕海清〔注〕等开会解决。
〔注〕滕海清，时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
5月12日 就红卫兵占驻江西日报社事致电“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并江西省军区党委，要求红卫兵立即撤出，以便报纸启封出版。
5月13日 同张国华等谈四川重庆问题后，与重庆两派代表座谈。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周恩来指示北京陆、海、空三军文艺团体联合演出。李作鹏等违背周恩来关于联合演出的指示，有预谋地支持一派演出，压制另一派，酿成“五一三”两派武斗流血事件。周恩来批评了参加武斗的两派。事后，林彪、江青等通过观看演出等活动支持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所支持的这一派。因此，这一派就成了所谓“林副主席所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5月15日 凌晨，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严厉批评他们为揪陈毅冲入外交部。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待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冲，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
5月16日 得知对外经委造反派要揪方毅〔注〕后，指示将方毅从医院接回国务院，并嘱秘书：如对外经委造反派来问时，可告“是总理找他来谈问题的”。十八日，在接见对外经委造反派代表时说：方毅同志出国是中央批准的。
〔注〕方毅，时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
△接见重庆各派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强调：各派要向前看，停止争论；各群众组织不要互相抓人，要尊重和信任解放军。
5月17日 指示联络员办公室将杨超〔注〕接到中直招待所去住。
〔注〕杨超，时任四川省副省长。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次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
5月18日 召集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
△先后接见内蒙古来京人员和内蒙古军区警卫营代表。接见警卫营代表时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要保持稳定，不能像学生一样说走就走。解放军不要带红袖章，不要和其它群众组织串联，跨行业的组织要解散。
△江青将南开大学造反派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同日，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信中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5月19日 就专案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
△接见铁道部造反派代表。针对有人提出要砸烂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说：你们上纲太快了。现在我宣布铁道部实行军管。如果你们再来冲击，就按军管处理。
5月20日 和有关人员谈鞍钢问题。
5月21日 接见陆海空三军文工团部分文艺工作者，提出：解放军在工厂、学校要起模范作用，不要闹宗派，要团结起来，联合演出。
△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军区负责人谈话后，参加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会议作出中央军委关于解决内蒙古问题的五条决定：（一）内蒙古全体来京人员必须于五月二十四日前全部离京返回内蒙古。（二）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军队不许串联，不允许有战斗组织，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三）对少数对抗中央指示的人，要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分。（四）军区指战员绝对不准参加武斗，要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五）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群众。二十二日，内蒙古军区据此颁发五条命令。周恩来将这五条命令和中央军委的批语审阅后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批：照办。
5月24日、27日 约外办、外交部和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强调在香港问题上同港英当局的斗争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的口号和采取的极左做法。六月上旬，又两次约有关负责人谈这一问题。
5月25日 接见日本记者同盟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想通过东方通讯社多得到些有关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消息。日本统治阶级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情况的了解多。这是我们的一个弱点。请你们帮助弥补这个弱点。中国记者有其主观愿望，愿意听他们愿听的消息。只有一个侧面，这样比较狭窄。这方面工作可由新华社、记协向日本记者同盟特约一些特定方面的采访报道，作长期的、全面的、系统的调查。
△下令逮捕在二十四日政协礼堂解决内蒙古问题会议上殴打内蒙古军区负责人的凶手，并到毛泽东处报告内蒙古问题。次日，约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粟裕等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
5月26日 接见“中国科学院夺权委员会”成员和部分干部代表时说：“三结合”要把郭沫若结合进去。针对有人说以刘西尧为首的总理联络员是变相的工作组，要打倒，指出：简直不符合实际嘛，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不怕，喊打倒的多啦。
△接见内蒙古呼和浩特群众组织代表，宣布中央军委关于内蒙古问题的五条决定，并说：不能因为观点不同，互相吵架不做工作。这不允许，要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批判乌兰夫。不忙马上抓回去，现在还没有到时机，还有一个民族问题。
△就王恩茂关于乌鲁木齐市最大的六道沟煤矿和羊湖梁发电厂的群众组织连续两天武斗，劝阻无效。并有扩大趋势的报告批示，“电厂既已军管，不容双方武斗，要派不带武器的军队对双方进行隔离，做群众工作，但不忙捕人。”同时电示羊湖梁电厂：要密切配合新疆军区，立即停止武斗，动员工人迅速回厂坚守岗位，从乌鲁木齐市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不能使电厂停止发电。
5月27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次日，将该决定进毛泽东、林彪审阅，并附信说：“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生产和业务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同日，经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
5月28日 接见卫生部系统造反派代表，批评他们未经中央批准，先斩后奏，随意揪走卫生部几位负责人的行为，要求各派联合起来，共同商量从司局长中找出几个人来抓业务。说：卫生部不同于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不能停止工作，这么多医院是现实问题，停下来问题就严重了。
△指示新华总社：《参考消息》报喜不报忧。敌人骂我们的话还是要登一些，不登一些骂我们的东西，群众、造反派就不能知道多方面的情况。不要“怕”字当头。
5月29日 毛泽东在王海容、唐闻生〔注〕反映最近社会上有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来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注〕王海容，时为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唐闻生，时为外交部翻译室翻译。
△同宋任穷、陈锡联〔注〕商议后又和造反派谈鞍钢问题。
〔注〕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参加中央文革召开的解决河南问题的会议。次日，得悉郑州两派武斗激烈，伤员无人救治，指示卫生部组织医疗队迅速前往救治，并做些有利于团结的工作。
5月30日 嘱秘书告卫生系统联络员：已同北京中医学院“红旗”派谈妥，要他们今日将卫生部的几个部长从医科大学放回来，先到国务院，等总理接见后再回家。六月一日，与李富春、李先念谈卫生部问题后，接见卫生部各派代表。说：这几天，我和富春抓卫生部运动。今后卫生系统要约法三章，不要随便抓人，找人谈话可以，谈完之后，有被抓危险的，马上报告。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张凯、贺彪〔注〕等暂时在国务院写材料。卫生系统业务工作不能停。
〔注〕张凯、贺彪，时均任卫生部副部长。
5月31日 接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报告，郑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段因两派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四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六十九列。当即批示同意济南军区六十八军党委常委关于要求对徐州铁路分局和火车站实行军管的急电。中午。到毛泽东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毛泽东表示同意。下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开会，商定如下对策：（一）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二）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三）参加军管的军队人员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铁路、轮船运输的管理，免受干扰；（四）责成总参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次日拿出方案。会后，周恩来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措施，连同铁路中断情况的八份电讯，一并送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告“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注〕。定稿后再送阅”。
〔注〕告铁路职工书即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的《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5月 除参加各种会议外，仅据工作台历统计，与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话三十余次。接见各群众组织代表二十八次。
6月1日 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广西问题。次日凌晨，同广西军区负责人谈话。
6月3日 与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同河南省军区负责人何运洪〔注〕等谈河南问题。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接见河南两派代表。
〔注〕何运洪，时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
△嘱秘书告占据国防部大楼的七机部造反派组织“九一六”：立即撤出，如不撤出就不予接见。
△晚十时至次日凌晨四时，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代表，指出：七机部“九一六”在国防部门口搞大喇叭，“万炮齐轰聂荣臻”，这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你们要承认错误。批判领导干部，要把他们的工作时间留出来，任务下来了，就要把批判推迟一点。军工厂，不能过分疲劳，疲劳了容易出事故。又说，不允许打人这股风发展下去，无理，残暴，不像无产阶级革命派。授权军管会，对于打群架的，可当场逮捕打人凶手。现在完全是派别斗争。不顾大局。对六个机械工业部要军管。关于“抓叛徒”问题，重申：材料要送中央核实，不要在街上贴大字报。有的是敌人搞的陷害材料。要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着想，不能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看得那么坏。
6月5日 召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令（草稿），《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二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增加收入、节约开支的通知》、《对铁道部实行全面军事管制的部署（草稿）》、《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补充决定（草案）》等。
6月6日 就浙江省“联总”造反派冲进杭州丝绸印染厂砸机器、抓人。并发生大规模武斗流血事指示浙江省军管会：要部队进去做工作，把两派隔开。十一日，得知“联总”和“红暴派”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后，指示浙江省驻军以及“联总”、“红暴派”派代表来京会谈。十三日，接见浙江来京代表。
△同参加亚非作协会议的工作人员谈话，指出：对严肃的国际会议，不能强加于人。外国人有些是进步的，有些是爱国的。要允许人家有不同意见，不能搞千篇一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允许人家讨论。九日，陪毛泽东接见亚非作协会议代表。
6月9日 同中央有关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听取温玉成汇报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时说：“保守组织怎么能打倒？要团结教育嘛！”要帮助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实现大联合。“现在造反派要揪下命令的后台。领导下决心，有什么后台？”湖南“‘湘江风雷’几乎遍全省，跨行业，其头头确是很坏，有的是帮会”。又说：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陶铸，要请示主席。当汇报到铁路各部门派性斗争激烈时，指出：“势必要实行军管”，“恐怕不能再等了”。晚上，继续同温玉成谈话。
6月11日 与李先念、卢绪章同外贸部广州交易会协助小组及外贸部两派代表谈广州交易会问题。严厉批评两派打派仗、随意揪走并扣留领导干部等行为，说：非要刹住这股风不可。根本不顾对党和国家的影响，打倒还不过瘾，还叫“大叛徒头子”，这对中央有什么好处？你们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便乱打倒，究竟是你们专政，还是毛主席领导的专政？对叶季壮下敌我矛盾的结论早了，他在外贸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叶季壮快死了，但党要公道。你们双方要达成一个协议：对干部不抓、不抢、不打、不冲会场，批判每次不要超过三小时。不要搞“喷气式”。
6月11日、13日 接见农口造反派。针对造反派提出要揪出谭震林，说：你们写的谭震林的材料，我看过了，还要核实，结论不能作这么早。又说，我身体不好，一天工作这么长时间，哪能受得了啊！我就是没躺倒，我希望不要躺倒。
6月12日 参加蒋光鼐的追悼会。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同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等听取罗舜初汇报氢弹试验的全部准备工作。提醒说：不要犯经验主义，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试验又有新的特点，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还要求在十三日综合预演后对氢弹总装再一次认真地做全面检查，确保安全可靠。并请聂荣臻赴现场主持这次试验。会议确定，试验场区外的安全工作由周恩来、李富春、罗舜初直接领导。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6月14日 同宋任穷谈话后，与李富春、陈锡联谈鞍钢问题。此前，李富春曾遵周恩来指示，四次与鞍山钢铁厂代表座谈。
△就国际列车在广西柳州被截事，找在京广西两派代表谈话，责令他们赶快打电话回去，保证列车正常运行。次日上午，列车从柳州站开出。
△致信毛泽东，请他召集一次会议，听取当前国民经济情况和一九六七年计划安排的报告。并提议到会者范围可否扩大到碰头会人数二十二三人。次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6月15日 派飞机将章伯森、詹才芳〔注〕等接至北京，并安排在京西宾馆住下。次日，接见他们时要他们转告湖南两派：（一）不要上街游行；（二）不冲击别人；（三）不搞武斗；（四）不号召农民进城；（五）学好文件，搞好生产。强调：这五条谁执行好，谁就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
〔注〕章伯森，时任湖南省副省长；詹才芳，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
6月16日 凌晨，接见外贸部、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等财贸系统单位造反派，严厉批评他们不听劝阻。在十三日执意召开打倒李先念的大会，说：提打倒李先念，我不赞成。你们不调查，不核实，就随便把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说成是“叛徒头子”，这谁高兴？敌人高兴！事前我劝你们不要开十三日的大会，你们却不向中央打招呼。最高指示还听不听？自去年起我就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劝阻了好几个大会。看到有些小将越走越远，我心里十分难过，昨天我还同主席说过。针对有人提出要打倒陈国栋，说：你提你的“打倒”，我还要看材料上报中央，陈国栋还要工作，粮食这条战线不能再受影响了。不能每一个地方都希望打出一个“大老虎”。并当场责令造反派限期把被他们扣留的有关领导干部送回。
6月17日 约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小组和部业务监督小组成员谈中国驻印度使馆被砸问题。
△接见卫生部两派代表，了解所派农村医疗队情况。说：你们组织医疗队赶紧下去，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抓爱国卫生运动。要以预防为主。二十日晚，接见即将赴西北的第一批医疗队队员，提出：医疗队既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不是去串联的。有五个方面的任务：搞好调查研究，帮助群众治病防病，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广泛进行卫生防护常识宣传，帮助农村培养卫生人员。
6月20日 派飞机将刘瑞森等接至北京。次日，接见刘培善、刘瑞森〔注〕等时就江西问题指出：（一）群众不要上街游行；（二）不准武斗，不准在一个单位彼此冲击；（三）不准扰乱铁路运输和客运、航运；（四）不准乱抓人；（五）不准动员农民进城；（六）不准开枪、夺权。
〔注〕刘培善，时任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瑞森，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6月21日—25日 接待并同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会谈。在二十二日会谈中说：帝国主义就是拿原子弹、导弹、氢弹吓人的，并且想垄断它们。我们要揭穿它。帝国主义的“禁止核扩散”是一句假话，这意味着他们搞核垄断。在二十三日会谈中说：要巩固民族独立，就要取得经济独立。二十四日，陪毛泽东会见卡翁达。二十五日陪卡翁达及其夫人到上海参观。同日在会谈中提出中国派援外专家的三条原则：（一）不干涉驻在国内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教会驻在国的人后尽快回国；（三）工资待遇和驻在国同等技术人员完全相同，不能有任何特权，不得有大国沙文主义。
6月24日 就即将召开的全国订货会议接见中央有关各部各派代表和出席订货会议的代表，要求各派无论如何都不能冲击订货会议。保证会议顺利进行，并要各派当场立下“保证书”。强调，订货工作推迟了两个季度，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迟。要拿这件事来考验你们是不是真正的造反派。对干部，要解放一大片。
△接见参加全国生产供销会议的各省、市军管会代表团负责人时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还大。“六六”通令〔注〕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经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必须遵守。
〔注〕指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令。针对当时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通令指出：除专政机关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抢夺、窃取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不准侵占，砸抢、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严禁武斗和行凶打人，对于肇事者、背后煽动者、打人凶手，卫成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
6月25日 在上海送卡翁达总统回国后，同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座谈。说：我在上海睡不着觉，江西、广西、河南、湖南、浙江等六个省的问题要回去解决，马上要走。谈到“三结合”问题时说：主席说，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
6月26日 回到北京。
△接见日本科学仪器展览团团长萩原定司和日本工会活动家高野实，说：诸位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会不会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有人民性的文化都一律打倒呢？不会的。对历史上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和有人民性的东西，我们要批判地继承。
6月28日 同陈毅及外交部党组成员和外交部各司业务监督小组组长、“造反联络总站”核心组成员、各群众组织负责人谈外交部运动和业务问题。谈到造反派要批判陈毅的问题时，说：最好的办法还是我提议的，范围小一点。对陈老总，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但中央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
△得知四○四厂两派武斗，造成该厂百分之八十的车间停产后，指示聂荣臻召集会议，并要求四○四厂各有关方面派代表来京商决。
6月29日 就北京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西门要求揪斗刘少奇事，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要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
△得知成都一万多学生和工人离开成都来京请愿的情况后，致电绵阳县委转“红卫兵成都部队赴京请愿”全体人员，并告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群众组织应严格遵守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四月二十日通知〔注〕，“你们这么多人来京，不仅阻碍交通，影响生产，而且极其不利于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希望同志们接电后立即停在绵阳，推出十名代表乘车来京商谈，其它人员返回成都”。七月一日，再次致电在绵阳的张国华转赴京请愿全体人员，对他们要动员五万余人来京告状进行劝阻，说“这对抓革命、促生产，支持三线建设，交通运输，节约闹革命，影响各地各派，都会引起不良后果”。“希望同志们仍以大局为重”，“与张国华同志切实商定代表人数，以便通知铁路局接待你们早日来京”。八日，“红成总部”复电周恩来表示同意推六十名代表赴京，并尽力说服其它人立即返回成都。十日，周恩来和陈伯达联名致电“红成总部”并告四川革委会筹备小组、中央派往西南代表团，希望他们“把在来京途中的八九千人迅速劝回成都”。
〔注〕该通知重申中央停止全国大串联的决定，要求在本地区，本部门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问题，以免影响本地区的运动和生产。
△分三次同江西省军区、江西赴京两派代表谈江西问题，接见两派代表时严厉批评所谓“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夺权、夺枪”等论调。责令两派立即打电话回去，告双方立即停止夺权、夺枪的错误，退出军事机关，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听候中央派人去处理。同时要求两派达成一致协议：不上街游行，不互相打架、冲击，不抓人、扣人，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不夺权，不开枪。强调，现在无论如何不能中断铁路、公路、轮船的正常运行，首先是煤的生产和运输无论如何要保证。那么多煤运不出来，生产要停了。
△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要求两派先“冷静”下来，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然后就保证执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通知〔注〕达成一致协议。七月四日，广西在京两派代表达成了十条协议。次日，周恩来批示：立即印发给广西来京全体代表，并请两派和军区以明电和电话打回去转告全省照办。
〔注〕指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四日发出的《通知》。《通知》要求来北京会谈的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鞍山市等代表团保证能在各地实现以下六条：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冲击，不抓人，不扣人，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不夺权，不开枪。
6月30日 参加叶季壮追悼会。
6月 就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注〕当面问康生：外交部总的政策不论是我兼外交部长的时候还是陈毅当外交部长，都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讲的，我们办具体事项。康生推说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
〔注〕康生在一次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文件，发现不是三和一少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
上半年 在国务院一些部长遭揪斗时，为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轮流把他们接到中南海居住，少则几天，一般住二三个星期，还有的住一两年或更长时间，这些部长有的白天挨斗，晚上住进中南海。挨斗时，周恩来派秘书或联络员跟随。据不完全统计，到中南海“避过难”的有：余秋里、谷牧、王震、陈正人、廖承志、方毅、姚依林、康世恩、刘宁一、周荣鑫、段君毅、吕东、王诤、刘澜波、钱之光、邱创成、江一真、王磊、孙正、钱信忠、钱正英、周子健、萧望东、林乎加、萧鹏、刘建章、王子纲、徐今强、李人俊、张经武、江学斌、饶兴、刘秉彦等。
△在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遭冲击期间，周恩来不顾江青、康生查问这些人的下落。在傅崇碧等协助下，分别把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些大区、省市委负责人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中直招待所等地方加以保护，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受到这种保护的有：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欧阳钦、黄火青、黄欧东、曾希圣、廖志高、霍士廉、朱德海、王鹤寿、杨超、高克林等。这一措施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有的地方负责人被造反派裹胁到北京后，也受到周恩来、陈毅的关心和安排，如西北的刘澜涛。
7月2日 晚，就河南安阳铁路运输中断事接见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等群众组织代表，要求他们立即派人回去和中央代表一道查清事故原因。对因“七一”游行而停产提出批评，说；纪念党的生日应当抓革命、促生产，停产闹革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提议三方面就保证执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通知达成协议，再增加不要停产停业、不要扒车一条。请河南军区立刻下令，责成军分区、人武部不许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并封存枪支。在谈到“抓叛徒”问题时指出：你公布他，他公布你，捕风捉影。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不是儿戏，不能信口开河。随后，找铁道部军管、生产小组人员谈话，解决安阳铁路运输中断问题。
7月3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江西情况。提请批准调二十六军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和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次日，毛泽东批：调一个师问题，待江西会议开得有眉目后再定为宜。
7月3日—8日 接待并同率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的毛雷尔进行多次会谈。
7月4日 接见河南各派代表，说：在防汛问题上，不管哪派观点，防汛要共同防。不许抢劫任何防汛器材，以前抢的要追回来。今后对抢劫防汛器材、殴打防汛工作人员的首犯要抓起来处罚。这一点非严格不可，这是千万人的生命问题。又说，防汛最后归军管方面管。各派要马上打电话回去，联合公告。
7月6日、7日、9日 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十日，周恩来电话告武汉军区：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不要来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
7月上、中旬 湖南长沙发生武斗，打死十几人。为解决湖南问题，周恩来连续找湖南省军区和省委负责人及各派群众组织谈话。
7月9日 要铁道部生产指挥小组了解京广、宝成两铁路干线堵塞情况。
7月10日 在听取黄永胜汇报广东问题时说：以左派为核心大联合，不是垄断，要向他们说清楚，不能独霸。搞大联合，一点“保守派”也没有，不可能，不能排斥“保守派”。否则，不批准他们开红代会。谈到香港问题时说：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我们之所以不拿澳门，是保持一个口子在那里，市场是我们的。香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
△接见江西赴京两派代表，就双方尽快达成“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周恩来指示协议书”问题指出，革命群众里头可以有激进、有缓进，不能都是激进的，不能把保守和反动、反革命划到一块。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思想保守，看事情看得迟一点，一般的保守是这个意思。群众组织里有的造反精神旺，有的造反精神弱一点，偏于保守，这个允许存在。都是造反的，就走到极左、偏激方面去了。十一日，召集在京江西省军区干部会议，谈江西问题。十三日，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交待说：回去后不要搞小动作，也不要开什么群众大会把某个同志揪去斗争，要按《十六条》办事。这一点必须说清楚。武斗、打人，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7月12日 在钓鱼台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等文件。十三日，对上述两文件审定后送毛泽东批发。
△接见外事口群众组织代表，批评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在对外宣传中强迫外国友人挂毛泽东像章等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
7月13日 审核并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制止二二一厂武斗给该厂军管会并转“草原红色造反总部”等群众组织的电报。电报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迅速恢复生产和正常工作秩序。
7月14日 晨二时半，离开北京飞武汉。抵武汉后，先后同武汉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谈话。晚，到毛泽东处。
7月15日—18日 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十八日下午，在会上作总结发言，肯定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建议陈再道、钟汉华〔注〕主动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军区支左有错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会前，还告钟汉华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保陈再道。
〔注〕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时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
7月16日 找武昌东湖招待所两派谈话。
7月1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问题和武汉问题。与会者还有杨成武、征东兴、余立金，郑维山等。会上，毛泽东讲话，并要周恩来十八日回北京解决湖南问题。还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注〕，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
〔注〕指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事。
△同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7月18日 江青、康生、陈伯达趁周恩来不在北京，策动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夫人，并抄他们的家。
△晚，同陈再道、钟汉华等到毛泽东处后，于晚十一时半飞返北京。
7月19日 晚，同湖南省负责人谈话后，接见湖南两派代表，解决长沙铁路问题。
7月20日 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处理问题，压制被武汉军区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并把它定为“保守组织”，招致该组织的不满。本日，“百万雄师”把王力从住所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被诬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是“反革命事件”。此事通称为“七二○事件”。
△到林彪处开会，下午飞赴武汉。吴法宪谎称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周恩来。把周恩来的飞机调至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周恩来下飞机后把秘书和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留在山坡机场，仅带两名卫士，乘汽车赶往市区，找武汉军区干部谈话，稳定局势。
7月21日 安排毛泽东凌晨离开武汉，到上海。
7月22日 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注〕等开会，要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指明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武汉军区指挥，不能随意表态。并请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下午，飞回北京。
〔注〕叶明，时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孔庆德，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作鹏，时任海军第一政委；刘丰，时任武汉空军副司令员。
△参加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林彪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为中央起草给武汉军区电报稿。电报说：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安定，拟先约陈再道、钟双华、傅传作、刘丰、牛怀龙〔注〕等十二位同志来京一商。
〔注〕傅传作，时任武汉空军司令员，牛怀龙，时任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
△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并煽动说：“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7月23日、24日 到林彪处开会。
7月24日 安排抵京的陈再道等十二人住京西宾馆，并嘱注意保密。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怂恿的造反派包围、冲击京西宾馆，欲将陈再道等揪出批斗后，要傅崇碧等立即赶往现场，并交待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之后，又责令戚本禹前去处理，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代。”戚本禹被迫到现场叫造反派退出。
△听取随毛泽东南巡回到北京的杨成武汇报。
7月25日 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百万人欢迎王力“胜利”归来大会。
△接见鞍钢两派代表，严厉批评两派为派别之争而影响生产，要求他们联合起来，立即回去恢复生产。说：我就不相信鞍钢问题解决不了。我实在分不开身，如果能抽出时间，我一定去看看〔注〕。生产几乎下降到一天一千多吨，许多炼焦炉都停了。我就不相信鞍钢的工人阶级看着鞍钢垮下来不痛心，我不相信老工人不关心生产，会破坏生产。
〔注〕鉴于鞍钢局势混乱，不能正常生产，周恩来曾建议派李富春去鞍钢解决生产问题。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先是反对，后又提出派关锋去。周恩来没有同意，表示“等几天再作决定”，为此，江青一伙围攻并指责周恩来“不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只安生产，不要革命”。周恩来反驳说；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7月26日 凌晨，同吴法宪、张秀川、郑维山、谭甫仁〔注〕、黄永胜、陈锡联等谈话。
△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到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备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在京负责人。会上，谢富治、吴法宪指责陈再道等是“七二○”“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并攻击徐向前。吴法宪还对陈再道等进行武斗，受到周恩来严肃批评。而江青却表扬吴“有造反派的精神。”
〔注〕张秀川，时任海军政治部主任；谭甫仁，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委。
△晚，在林彪处开会。
7月27日 接见湖南省军医负责人和湖南两派代表，批评造反派抢劫军火库，要求双方把现有武器封存，在四十七军领导下，达成协议。谈到武汉“七二○事件”时说：他们有个好处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注〕都带有臂章。“百万雄师”犯了错误，它是一个群众组织，可以教育。戚本禹在一旁打断周恩来的话说：对“百万雄师”不能表扬。
〔注〕指湖北省军区独立师，该师部分官兵曾参与“七二○”事件。
7月28日 凌晨，接见江西两派代表。要求省“大联合筹委会”团结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说：要有高姿态，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过是认识上的问题。针对有人用“百匪”一词称武汉“百万雄师”，指出：骂，是国民党采取的方法，我们不要采取这个方法。
△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制止夺枪的问题。
7月29日 嘱秘书告北京卫戍区：向韩爱晶〔注〕要回北航“红旗”揪走的张体学、叶飞、张平化。
〔注〕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造反派头头。
△清华大学造反派抄徐向前的家，抢走大批机密文件。周恩来得知后指示：（一）所有进到徐向前同志家的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徐向前同志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北京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7月29日、30日 三次同谢富治、杨成武、王力、刘丰等开会，讨论武汉问题。
7月30日 和康生接见河南省军区负责人和河南两派代表。康生当众斥骂武汉“百万雄师”，并称陈再道是“反革命分子”。周恩来说：不要说“百万雄师”是“百匪”，中央没有这样说，只是说“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因它还是群众组织。对犯过错误的“百万雄师”群众，要允许和欢迎他们回到生产岗位，用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的具体行动来改正错误。又说：对军区、军分区、野战部队有意见，可以给他们送大字报，不要贴到外面。
7月30日、8月1日 两次接见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和湖南两派代表。指出：湖南的形势如果不控制很危险，军区、军分区的同志要负起责任，立即制止乱发枪，乱抢枪的局面。发出的枪要收回来。
7月31日 就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纪念“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事请示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它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下午，周恩来与刘宁一、杨成武、王新亭〔注〕等商谈出席招待会名单，并亲自通知徐向前，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从徐向前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以防意外。晚，出席纪念“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注〕王新亭，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8月1日 得知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把被康生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叛徒”的贺希明、霍泛〔注〕押回南宁批斗的消息，即电告限期将贺、霍安全进京。十一月，“联指”将贺、霍二人送回北京。
〔注〕贺希明、霍泛，均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主持起草、陈伯达签发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并说，“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8月2日 同杨得志、程世清〔注〕、刘培善等谈江西问题。三日、五日，接见江西来京全体代表，重申：军分区、人武部不能再随便乱发枪，发了的应该收回。群众组织要停止武斗，停止夺枪，停止号召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要信任解放军。
〔注〕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医司令员；程世清，时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8月3日 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复广州军区电稿。电稿指出：同意摘掉“八一战斗兵团”的反革命组织帽子，但原“八一战斗兵团”的跨行业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在摘帽后不再恢复。毛泽东审阅此电稿后加写：“但如广州其它群众组织尚有跨行业的，则应允许这个组织暂时跨行业，将来再归口。”
8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配发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进一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天安门参加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会上，针对蒯大富等说的“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联的阶段，北京的学生要到全国去串联”，指出，这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这样的估计。现在是大批判、大联合的形势。
△自七月中旬以来，在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的煽动下，北京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成立“揪刘火线”〔注〕，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周恩来多次批评造反派，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终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在中南海中的许多领导人。在毛泽东干预下，“揪刘火线”本日被迫撤除。
〔注〕指揪斗刘少奇。
8月6日 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代表，就外事口召开批判陈毅会议问题同造反派“约法三章”：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
△晚，接见湖南赴京群众组织代表，强调：乱抢枪、乱夺枪是非法的。解放军支左犯了错误，不等于是黑司令部。对野战部队这样不尊重，等于不要领导了。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谈到交通运输问题时说；任何组织都要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问题上一致起来，联合行动。运输停顿了，整个交通命脉割断，国计民生就要受影响。
8月7日 到外交部小礼堂参加外事口批判陈毅的会议。当得知会场内挂有“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后，坚持要造反派取下标语后才入会场，并质问；昨天说好了，已达成协议了，你们还这样干！此后几天里，为保护陈毅，连续出席外事日“批陈”会议。如遇事不能参加，就派秘书前去掌握情况。一次，造反派闻知周恩来不能出席会议，便纠集几百人冲入会场，要揪走陈毅。周恩来接秘书报告后，当即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前往保护陈毅，将陈接回中南海。
△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号召砸烂公、幢、法，“把原来那一套政治、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此后，全国各地冲击公、检、法机关，残害公、检、法人员之风日盛。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接见广西两派时指出：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不能说没有好的。
△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煽动夺外交部大权。次日。王力将讲话内容分别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汇报，江、陈均表示支持。中旬，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并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
8月8日 看到王力“八七”讲话〔注〕的传单后，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一谈。但康、王未到。
〔注〕指王力八月七日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
△要全军文革小组支左办公室将南京、广州、沈阳三个军区受冲击的详细情况立即报来。同日，约广州、沈阳军区和驻京三军负责人谈话。
△批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关门开展“四大”。十六日，亲自打电话告陈励耘、南萍，强调：“省军区所属部队不能乱”，要和造反派讲清楚，不要到军区来住，军民不准串联，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浙江是前线，敌情第一。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不能成立战斗小组。
8月9日 到林彪处参加会议。林彪在会上称：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是代价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起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垮就让它垮”。
8月10日 嘱秘书电告黄永胜和驻湖南的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湖南的二七二厂，一定要派军队保护，已被抢去的武器要交还军队。要下死命令，不准抢夺国防工厂的武器。如再说服不了，可让他们派少数代表来京解决，由国防口军管小组粟裕处理。二十一日，就二八二兵工厂被造反派“接管”事电告黎原：务必要求该组织撤出。国防仓库的武器绝对不准动。同日，还嘱找军队有关负责人谈如何制止抢夺国防仓库武器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注〕。
〔注〕此件由周恩来拟定，经毛泽东批准。
8月12日 凌晨，接见江西两派代表和江西省军区负责人，说：不能把拥军联络站设到军区里去，要马上撤出。中央设有号召第三次大串联，“第三次大串联”的说法不对。同日，江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就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周恩来对江西问题的一系列指示达成八条协议。
△就中国援助马里共和国贷款事致信林彪、陈伯迭、康生、李富春、江青，提出：“决不能以我方援助，填补马（里）法（国）贸易差额，把马里重新推入殖民地经济而不能自拔。”十四日，在同马里共和国部长级代表库亚特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了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8月12日—16日 连续同湖南“工联”、“湘江风雷”等各派代表和湖南党、政、军负责人谈话，解决湖南问题。在十五日谈话中说：“一定要号召工人回厂、回矿搞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工作。保证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要做实干的革命家，而不是口头的革命家。
8月14日 凌晨，就广州治安混乱问题接见广州来京上访的各群众组织代表，批评“广铁总司”八月十二日冲击机场、强占超远导航台、抢夺民兵枪支的行为，说，哪一派都不能动武器，都不应该去抢枪。要有敌情观念。现在公安部门瘫痪了，香港特务进来怎么办？外流逃窜犯交给谁？抢光公安局的枪，我不能原谅。十六日凌晨，再次接见广州来京各派代表，听取他们解决问题的意见。
△就国防科研系统千余批斗可以，批斗后还让他回去，不能揪走。
△召集小范围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周恩来在修改此信时加写：“凡是坚持下井、坚持生产、做出成绩的职工，不论属于哪个群众组织，或者未参加群众组织，都应当给予表扬和适当奖励。”该信送毛泽东批准后于十六日发出。
8月15日 接见财贸口代表。十七日，参加李先念检讨大会。
8月17日、18日 接见农口代表。十九日，参加批谭震林大会。
8月17日、19日 两次接见柬埔寨外交大臣普里萨拉。
8月18日 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批评不听劝告，印制、张贴有关打、砸、抢的材料和图片的行为，说：把这种东西在北京贴出来，对外国记者是最好的材料。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个样子，这对我们国家没什么好处。
8月19日 就西安“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事批示：“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
8月21日 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各部军代表、抓业务的负责人及有关院校学生代表，说：冲击军管会是不许可的，是把群众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应该支持军管会，它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因为全线铁路都靠野战军一段一段地护路，保证全线畅通。本来铁路军管以后好些，但现在又受冲击。针对交通中断、煤炭生产急剧下降的态势，指出：铁路交通与煤炭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急迫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煤送不到，工业用煤、工业用电，甚至连生活用电都要停止了。首先解决铁路交通，同时要解决煤炭问题，这二者是相互影响的。现在生产显然是在下降。又说，铁道部、交通部要照煤炭部的方式，派人下到各线路上去疏通，劝铁路系统两派不要武斗，不要停车、破路、误点、夺枪等。其它各部都要组织人下去，帮助搞好生产。北京的大专院校不要再像去年那样搞大串联了。红代会在各地的联络站要统统收回。
△得悉厦门群众组织要抢夺驻军某部炮舰武器，致使炮舰不敢靠岸，立即告中央文革办事组：“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军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8月22日 凌晨，接见广州两派赴京代表，批评造反派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和援越军用物资。说：简直没有敌情观念，是无知。不要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又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月二十日事件〔注〕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提出夺军权，这是错误的。当场责令双方就各群众组织停止抢夺并归还解放军武器装备，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抄、抓等达成协议。
〔注〕指武汉“七二○事件”。
△审改中共中央就制止群众组织抢夺援越军用物资给广州军区并各群众组织电报稿。
△审阅为制止重庆武斗给重庆警备司令部并各群众组织的电报稿，批：请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名义发出。
8月23日 凌晨，得悉二十二日晚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又说：“七二○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本日，还连续同外交部“联络站”、北京外语学院代表和外办、外交部负责人谈话。
8月24日 凌晨，接见广西赴京两派代表，严厉批评抢夺援越军用物资和派性武斗。呼吁各派立即停止“内战”，封存并上交武器，保证铁路畅通。说：你们看一看，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一段的铁路比过去军阀内战还搞得凶。这种现象再也不能容忍了。攻铁路、夺野战军的枪，完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军队不能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把矛头引偏了。
8月25日 晨一时，找刚由上海回京的杨成武谈话，讲了各省情况、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本日，杨成武飞上海见毛泽东。
△江青反对周恩来要宋任穷回辽宁工作，指使造反派夜间闯入京西宾馆揪宋任穷、陈锡联等，并扬言“往死里打”。周恩来得知后，命傅崇碧带人将宋、陈从造反派手中救出。并指示将宋、陈等转移。次日凌晨，在接见辽宁赴京代表时，对此提出严肃批评，说：这种办法完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说坏一点，是国民党特务作风。还要求各派做到：停止武斗；支持解放军，不干扰他们执行任务，封存各种枪支和弹药；保证铁路交通畅通。强调：东北是工业区，铁路运输进出量也多，关内外变通不能停。
8月26日 毛泽东二十五日听取杨成武汇报后，今日对杨说：王、关、戚〔注〕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并对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稍后又对杨说，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之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注〕王、关、戚，指王力、关锋、戚本禹。
8月27日 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就一些造反派在“批判”陈毅问题上继续无理纠缠怒斥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造反派置之不理，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在场的保健医生搀扶他离开会场。造反派仍不罢休，称：“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走到门口的周恩来转身怒斥：“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从此因病一天半无法工作。
8月29日 就造反派抢夺云南某兵工厂武器事批复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中央和中央文革同意昆明军区派部队保护和进行劝说。如劝说无效，即抓其头头。
8月30日 就七机部两派武斗事告北京卫戍区：用中央文革名义喊话，如不听，立即增派部队隔离，要求双方派出代表。
8月31日 同陈毅谈话后，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并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革命领导干部”，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8月 在一次讲话中说：武汉出了陈再道，就到处抓“陈再道”，这个不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军队犯了这个错误与党内、政府内犯了这个错误还要有所区别。对解放军首先应该有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要信任解放军。夺解放军的枪，夺军衣，夺物资，甚至把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抓起来，是错误的。我想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得严重些，不能用去年初期到处抓一小撮走资派的方式，用那个方式我们要犯大错误。
△得知住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被造反派抓走游斗后，指示傅崇碧等派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指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送到卫戍区部队一安全住所，并嘱要严格保密。江青等连续两天在会上当着周恩来面向傅崇碧逼问这些人的下落。后来毛泽东表示赞同周恩来的保护措施。
△对安徽白湖农场指示：（一）劳改农场的工作人员（包括干部）不进行“四大”。（二）不能让犯人利用文化大革命进行暴乱。（三）警告犯人不要进行暴乱，如进行暴乱，就要镇压。
△本月，除参加各种会议外，据台历统计。同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话四十五次，接见全国各地群众组织代表五十余次。
9月1日 凌晨，接见广州赴京代表，说：我看派性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不能再往下发展了，再不回头，不管哪一方面，就要犯罪了。现在黄埔港无法卸货，每条船每天赔五百英镑。这不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严重浪费。你们再这样搞，黄埔港就要实行军管。军管是可以武装保卫，可以抓人的。同日下午，双方代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达成了停止武斗、封存上交武器，支持解放军等协议。下午三时，周恩来接见中央赴广州调查组成员，要他们监督双方切实执行协议，不要介入两派斗争。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说：制止武斗是当前的一个主要任务，包括不准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派性斗争和武斗一直影响生产。现在生产情况很不好，特别是运输量降到最低水平。外国船在港口卸不了货，每天罚款，国家财产损失相当大。要使生产恢复起来。检验我们革命的最好成绩是搞好生产。还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多少年前的东西找出来。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只要是善意的。但是，拿这个要挟，煽阴风，点阴火来搞阴谋。那我是反对的。
△由于中国驻外人员受极左思潮影响干涉柬埔寨内政，西哈努克宣布解散柬中友协。事后，周恩来对中国驻柬人员提出批评。十一日，西哈努克又宣布封闭五家华侨报纸。十三日，西哈努克宣布撤回驻华使馆人员，但不断交。为此，十四日周恩来接见柬驻华大使张岗，表示遗憾，同时进行劝说和挽留。十八日，西哈努克撤销其撤回使馆人员的决定。
9月2日 凌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批评造反派要打倒事先念，呼吁财贸口各派停止武斗，联合起来。针对外贸部造反派有效仿外交部“夺权”的苗头，指出：外交部那个“夺权”是错误的，已经受批判了，我希望你们就此打住，不要学外交部。夺解放军的枪。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这是中央的决定，如果夺金库，解放军有权开枪，不能永远被“四不”〔注〕捆住。现在就欺侮人民解放军的“四不”。“四不”是对待人民群众的。夺金库，就是强盗。
〔注〕“四不”，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
△就穆欣〔注〕被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秘密抓走事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要谢富治查究。提出：在查明此事经过后，也须申明在“六六”通令后仍然发生这类绑架事件，绝不容许。应写出公开认错书。如拒不认错。将通报全国。
〔注〕穆欣，“文化大革命”前是光明日报杜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接见在广西上空击落美国来犯飞机的空军有功人员。
9月3日 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会后，又连夜召集在京大军区、省军区和三军两总部负责人会议，对命令作了增改。次日，将命令进毛泽东批发。五日，命令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
△审核并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就二机部一○三公司大批绝密技术资料在武斗中被抢事给兰州军区并当地驻军、中央调查组的电报。电报指出：这个行动是极端错误的。兰州军区、中央调查组要严肃处理此事。应将抢走的所有档案资料、材料，立即如数交出。如有人拒绝交出，应以违犯国法论罪。
9月5日 接见坦桑尼亚财政部长贾马勒、赞比亚国务部长索科及由他们率领的坦赞联合经济代表团，并出席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关于修建坦赞铁路协定的签字仪式。
9月6日 接见黑龙江群众组织代表，要求双方立即执行已达成的停止武斗的协议。随后，接见中央赴黑龙江调查组成员。
△鉴于公安部预审局两派斗争激烈，机构瘫痪，同意公安部党组提出的由北京卫戍区接管公安部预审局的请示。
△接见联络员、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站记者，针对有的地方提出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指出：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倾向，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当前任何一个省都首先要停止武斗和夺枪，建立革命秩序。强调：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要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交通运输，然后是煤矿、钢铁、石油等几个工业生产最主要的部门，要先搞好。
9月7日 就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八个院校的造反派组织要求《光明日报》停刊事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光明日报》究竟应如何处理，我不甚了了。但由各院校造反派去实行停刊，不妥。
9月8日 接见国防科研会议代表时批评两派斗争搞乱了生产。说，生产模范想维护原来的生产秩序，这种愿望是好的。造反派要打破旧秩序，不能打乱生产秩序，两派打架，不知影响了多少生产，特别是损害国家资财，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派性。
△晚，接见福建赴京代表，要求各派立即回福建，达成协议，执行中央九月五日命令〔注〕。指出：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有矛盾时，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把矛头指向军区，特别是“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对。
〔注〕指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9月9日 凌晨，接见辽宁赴京代表，要求各派去掉派性，联合起来，达成停止武斗、封存武器、恢复生产、保证铁路变通畅通的协议。并保证坚决执行。下午，接见中央赴辽宁调查组。
9月10日 凌晨，接见国防工业各部军管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对各部在中央九月五日命令颁发之后仍继续武斗提出批评，要求各部军管会召集各派代表就停止武斗和串联，抓革命、促生产等达成协议。说：国防工业部门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如何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要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中心问题。像现在这种派别斗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军区及南京三派群众组织的电报，同意和支持三派达成的“坚决制止武斗协议书”，要他们把协议书和中央复电印发全省，号召全省各群众组织贯彻执行，在大批判中联合起来。
9月11日 就印度军队向中国边防武装挑衅事提出部署方案：这次冲突，如敌不再射击，我可不再还击。
9月12日 得知张经武家被抄、民族学院造反派到处抓张后，批准将张接进国务院住下。并告联络员对造反派的这种行为提出批评。
△接见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和信访工作人员，要求总结经验，进一步向中央提供一些既客观、又要解决问题的报道，使中央能够看到一些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9月13日 就广州农民进入军区大院进行武斗，并要召开大会事，找广州郊区“贫联”赴京代表谈话，责令他们立即打电话回广州，劝说冲占军区大院的人员撤出，停止召开大会，以免引起更大规模的武斗。十五日，接见广州地区赴京代表，批评“地总”不听劝阻，执意召开大会，到军区静坐；限他们在本日十二时以前退出军区大院。指出：要增强党性，不要搞派性，这是目前的大方向。广州的秩序必须尽快恢复，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广州的交易会不能停开。
△打电话给杨成武转报在外地的毛泽东，天津塘沽港因两派武斗完全陷于停顿，现有四十多艘外国轮船停在该港。为解决该港问题，找了两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已达成停止武斗、保证八小时工作的协议。由此，准备对塘沽港实行军管，协助该港的装卸工作。毛泽东表示同意。
△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要求铁路由解放军全线接管，桂林“老多”参加护路，“四二二”〔注〕要拆除工事，两派封存武器。十六日，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
〔注〕“老多”、“四二二”，均系群众组织。
9月16日、17日 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分别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地派”代表，警告蒯大富等继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跟解放军对立”的做法是错误的，是一种极左思潮。同时指出：对干部搞体罚或变相体罚，爬墙抓人，偷听电话，偷会议记录，抓住一句话来曲解攻击等行为是法西斯行为。批评北京市大专院校各派还在“包打天下”，四处串联。把自己的派性观点带下去影响各地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说；不要唯我独尊、唯我独左，要联合。北京两派的派性观点应该批判。对还在外面串联的学生，给一个月的限期，不回来就开除校籍。哪有这样闹革命的。不管大学、中学，要军训。只有通过军训才能使散乱的组织、无组织的现象得到统一。谈到批“五一六”兵团〔注〕问题时指出：这仅仅是一小撮坏头头，蒙蔽了一些群众，把他们揭发出来就行了，“不要扩大化”，“不要在群众中抓一批、打一批”。
〔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北京街头散发和贴出了一批传单，内容都是攻击、诬蔑周恩来的，传单的署名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9月17日 外交部未经中央批准。就同意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对巴基斯坦非官方报纸刊登台湾反共消息和勃列日涅夫反华言论事向巴政府提出抗议。本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后，就此事严肃批评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说：你们又给我捅了个乱子。给使馆的复电〔注〕经我批了没有？为什么不送我看？这样的事经过谈话就可以解决，值得抗议吗？你们把所有的关系都给破坏了。这是极左行径。次日，同外交部党委成员和业务监督小组成员谈话。
〔注〕指外交部同意向巴政府提出紧急交涉复中国驻巴大使馆的电报。
9月19日 与陈锡联等谈话后，接见辽宁赴京代表，责令旅大、抚顺、丹东、阜新、锦州、本溪等地的各群众组织一律在本月二十五日前达成协议，上交封存全部武器，停止武斗，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迎接国庆。
9月20日 在国庆节筹备工作动员大会上讲话，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北京学生尽快返回北京，改正“武装夺取政权”、“第三次大串联”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去掉打人、绑架、抄家、抓人、私设公堂、抢档案、窃听电话、私设电台等坏作风，搞好大联合，迎接国庆。谈到解放军在支左中犯错误的原因时说：由于军队很久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经验，认识不够，因而不得力、不认真，犯了一些错误。这是认识问题。
9月22日 接见广西群众组织代表，要求各派联合起来，恢复铁路畅通。说，哪一派的头头站起来把铁路运输搞好，就是好的，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谁反对，谁就是搞派性，就不是无产阶级。要把这套道理讲清楚。
△审阅《关于在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稿。送毛泽东批准后，二十三日批示：此件请以中央文件发中央各有关同志和各机关，并以大字印发各单位张贴，以明码发各地。
9月24日 近来健康状况日差，仍通宵工作。今日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二十七日，应要求为国庆节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因手发抖均未成功。嘱秘书告有关负责人准备用仿宋体。
△到毛泽东处〔注〕开会。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
〔注〕毛泽东于九月下旬回到北京。
9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七、八、九三个月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并已回到北京。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在视察期间的讲话转发全国。
9月26日 出席财贸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庆祝大会。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回到北京后所作的指示。要求各群众组织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多作自我批评，去掉“私”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联合起来。
△接见在北京集训的湖北、河南等省的军队负责人时说，当前风起云涌的大联合是一件好事，要善于推动，善于领导，善于促进。又说，不能无原则地联合，不要急躁，不要草率，不要掩盖一些应该指出的矛盾。
9月26日—10月14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党政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并参加国庆。代表团访华期间，周恩来与谢胡等举行三次会谈。
9月27日 凌晨，第四次接见广州地区赴京各群众组织代表，呼吁两派去掉“私”字，建立“公”字；不要派性，要党性；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强调：不能把矛头指向军区。犯了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是内部矛盾，不能搞成敌我矛盾。犯错误的责任，主要在领导，不能层层负责。广州既要防止极左情绪，又要防止右的情绪。我们批评极左。不能让右的思想复活起来；批评右的思想，不能让极左思想复活起来。又说：公安部门在业务上不能分派别。现在公安机关瘫痪，派别很多，我们必须实行军管。机场、铁路、仓库、码头，港口等都要实行军管，不容许侵犯。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曾分别同广州军区党委常委及黄永胜谈广东问题。
9月28日 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责问：你们现在为什么还提“揪军内一小撮”？这是错误的。工人阶级为什么要势不两立？工厂停产你们心瑞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十五个月，再搞十五个月行吗？还要“放假闹革命”，“第三次大串联”，大错特错嘛！指出：军管会要维护交通，这是死命令，哪一派阻碍铁路运输都不行，要抓头头。封存、上交枪支，通过大批判，斗私批修，实现大联合，这是重要任务。
9月29日 同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第一次会谈时介绍说：“我们要推动卫生人员下乡为农民服务。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而医生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农业是基础，如果粮食要进口。就很不利。”十月五日第二次会谈时又说，集体经济主要靠自力更生，要使他们自己感到需要。如果完全依靠国家供给农具、牲畜、资金，只要情况一变化，政府力量不够，就垮了。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召开九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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