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指出：现在农业合作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新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早并超额完成。“这样，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遵守这四条要求，我们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进行全面规划。”“因此，这是稳步前进，而不是盲目冒进。”
1月2日 就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出席苏联和东欧八党会议一事，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在杭州的毛泽东电；“经书记处各同志商讨，认为会议主要内容为经济合作问题，并兼及军事问题和国际问题，故拟派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三同志前往。”“富春同志去，对商定我们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规模和速度有好处，但对我们自己在一月底的讨论将要推迟几天。”三日晚，同将于四日出国的李富春谈话。深夜，看完李富春报送的四份文件和陈云转来的一份文件后，接连两次致信李富春。在第一封信中说：这些文件所涉及经济建设的有关任务，“除已完成的和已确定的外，只能作为非正式的设想材料供给苏共中央同志参考”。“但设计项目一九七个则可以当作初步方案向苏联和其它有关兄弟国家同志提出。”“如他们愿意交谈，也可以进行初步交谈，并准备以后派人去继续商谈。对我们远景计划的设想，如苏共中央同志愿意提出一些意见，我们将非常欢迎。”在第二封信中说：关于请苏联帮助我国规划原子能工业远景计划以及建立原子能工业的“两个方案只能作为草稿向苏方试行提出，不能作为正式方案。因为（一）我们对此既无知识，（二）中央又没有正式决定，故你可先提出第一方案。看他们如何反应。如他们进一步问我们对建造原子堆和筹建各种原料工业如何打算，你再将第二方案提出。总之，你要从如何进行规划上谈出一个眉目。”
1月4日 接见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说：不论巴基斯坦、印度或中国，都受过西方殖民统治的灾难，这种灾难在政治上的特点就是分裂。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总是要分裂东方国家，例如荷兰还占着印度尼西亚的西伊瑞安，葡萄牙还占着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英国还占着香港，美国还占着台湾。在谈到克什米尔问题时说，对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历来的基本观点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成两个国家，这是英国的传统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人为的，是很不幸的。现在既然如此，中国政府愿意同这两个国家友好。对于两国来说，首先不应该用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武力解决，对于你们这对双生兄弟是不利的，只会使西方国家高兴。其次，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而不应引入外力来干涉。拿中国来说，中国同一些国家还有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好。如果使所有问题都严重化，那就会天天吵架，我们就没有精力进行建设了。我们东方国家过去受殖民主义压迫，现在独立起来了，我们之间的问题容易解决，我们之间的意见容易接近。
△签署《国务院关于发行一九五六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指示》指出：这项公债“应该根据合理分配、自愿认购的原则组织推销”。
1月5日 接见泰国经济代表团，说：中国同亚洲国家交朋友，希望各国都能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我们希望大家有自己的工业，不用依赖外国。当然，关起门来自己搞，不同人家往来，也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帮助别的国家要附条件，要特权，要别的国家出卖主权来换取援助。中国反对殖民主义。中国同各国进行贸易是按照三项原则的：一是互通有无，二是中国愿意帮助其它国家搞工业，三是中国的帮助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的。我们不要求特权，也不要求附加什么条件。中泰两国进行贸易，对泰国是有利的。中国商人是重信用的，说话算数。我们说过的事，我们一定能办到，不能办的事，我们就不说。
△晚，举行宴会，庆祝中国、蒙古和苏联三国铁路联运通车和欢迎蒙古和苏联两国政府代表团。在讲话中说：三国铁路的联运通车，是三国间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的标志。因此，人们把这条铁路叫做“友谊之路”是非常恰当的。
1月6日 接见全日本电机机器工会联合会访华代表团，说；日本朋友担心中国工业化了，会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不利。我们肯定答复这个问题：中国经济越发展，我们两国经济合作，贸易发展的可能性会加大，不会缩小。在谈到中国、日本参加联合国问题时说；我们可以预见，联合国总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他们很被动。我们一点不着急，我们主动。将来他们会请我们进去的，不要着急。
1月6日、9日、10日 召集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稿。
1月7日 复电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事务局局长马岛间，感谢他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来电祝贺新年，并说：“中国人民和政府衷心支持日本国民为促进恢复中日两国邦交所作的努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早日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1月8日、9日 先后收到毛泽东两封来信。八日来信建议在知识分子会议开幕之前，将他和各地负责同志一道替中央拟出的〔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先在政治局委员、在京各中央委员及其它若干负责同志范围内征求修改意见，作为草案通过后，发给知识分子会议到会各同志再征求修改意见，然后发给各地党委，直至支部，征求意见。九日来信表示同意各省同志将《纲要》以草案初稿的形式马上印发给下级党委的要求，建议周召集政治局或者书记处开会。待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定稿，通知各省时，再正式下达。九日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这个发展纲要（草案）。在十一日所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后，十七日、二十三日，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讨论这一草案的中共中央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
〔注〕指一月四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部分省委书记会议拟出的中央还有陈毅、谭震林、罗瑞卿、陈伯达，廖鲁言等参加。
1月10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通过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增补委员名单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各项报告。
△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六万多职工、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分别举行游行。周恩来接见西单区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报喜群众，并讲话：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已经来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也已经到来，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将大大加快。希望大家认识自己的重大责任，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工作，学习、学习、再学习，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1月11日 召集水利部等单位负责人讨论治理长江的规划问题。
1月12日、13日 修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稿，并增写一些重要内容。在《报告》第八段中增写：“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的重要因素。”在第二部分第三段中增写：“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在第二部分第十段中增写：“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在第二部分第十五段中增写：“许多拥有大量图书资料的单位，没有充分重视这些宝贵财产，没有派适当干部去进行整理，因而使一些专家不能利用这些图书资料进行研究。”在第三部分第六段中增写：“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目前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是具有这种愿望的，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实现这种愿望，任何排斥和歧视他们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在第五部分第一、二段中增写：“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那种认为党不能够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先后同彭真、陈毅、谭震林、柯庆施〔注1〕、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张际春和薛暮桥、范长江、钱俊瑞、安子文、平杰三、齐燕铭、于光远〔注2〕等谈知识分子问题。
〔注1〕谭震林，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柯庆施，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注2〕于光远，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处长。
1月14日—20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十四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因此，“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报告》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报告》指出：“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机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报告》指出：为此，要在十二年内，“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二十日，作总结讲话，回答与会代表提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关系、数量和质量、理论和实践、长远和目前、教育和研究、发扬祖国文化遗产等问题。同时强调：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次，国务院召集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形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1月15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北京市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全国第一个城市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18日 约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张玺〔注〕等谈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
〔注〕张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书记。
1月21日 在中南海听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注〕等科学家作关于科学工作的报告。
〔注〕吴有训，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主任；竺可桢，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地学部主任；严济慈，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技术科学部主任。
1月22日 陪同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后又和彭真、邓小平在毛泽东处商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1月24日 同陈毅商谈组织由陈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事宜，并商定届时做西藏各界人士工作的一些办法。随后，致信邓小平，介绍商谈情况。
△晚，陪毛泽东会见越南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
1月25日 出席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就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等问题发言。会议讨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26日 凌晨，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在政协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和各省市五人小组会议事。参加的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胡乔木、陆定一、罗瑞卿。
△接见尤金大使，听取他转告苏联政府的通知：同意满足周恩来提出的增派十九名苏联专家来中国，以便加快长江水利整体规划工作的请求。随后，对苏联政府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将中共中央出席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初步人选通知苏共中央。
1月30日—2月7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三十日，作《政治报告》。此前，曾先后就其中涉及的对台方针、政策和其它问题，分别征求李克农等和全国政协方面有关人士的意见，并经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说：我国目前国内状况的特点，是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胜负已经被决定了。”在谈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问题时指出：“我国手工业有经营分散、散布面广、行业复杂，一般技术落后、社会经济性质不同等特点。”“应该注意保持过去手工业者十分关心他们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市场销路的优点。在合作化以后，凡是不宜于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还应该注意某些手工业在手工艺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和历史传统。”在一切私营企业中实行按行业的全部公私合营，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在进行这个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不要轻易改变原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办法，并且必须善于保存原有经营方法中一切好的经验，作为历史遗产加以继承和发扬”。“对于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贩，不要急于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因为这种经营方式对人民是方便的，也是受人民欢迎的，应该在长时期内将它保留下来。”《报告》还提出了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问题，号召知识分子向现代化科学进军。《报告》强调：中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到大陆参观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同时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七日，在闭幕时讲话：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提出了很多好意见和积极的建议，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切都表现了会议的民主精神的发扬，表现了大家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的积极性的发展，也表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同时，就有人提出《政治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解释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这就是说，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说加快速度，但不是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1月31日 审阅陆定一关于为配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并批示：“所拟九项，均可同意。但执行步骤不必太急，宣传广播都要有间隙，而且针对台湾的反应，要有新的内容。”
△致信郭沫若：“你的报告稿〔注1〕已经改好，现在先交印厂排出清样，以便今早八九时后可以送到你家。请你再好好将它审阅，特别是文字修辞、逻辑和说理方面，看有无不妥之处。”“今早科学家会议，你不必去了，已经要我处秘书打电话通知陈、李两同志〔注2〕。”
〔注1〕指郭沫若将于本日下午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稿。
〔注2〕指陈毅、李富春。
2月6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在讲话中说：过渡时期有两个“过渡”：一个过渡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渡将在三年内基本上可以完成，比我们过去设想的，当然是大大地提前了，但并不是完全完成了。再一个过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两个过渡合起来，就成为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又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工业化可以提早完成；另一种是在规模和速度上能够扩大和加快，但不等于提前完成工业化。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十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这值得考虑，因为要完全进入就得建成，而要建成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和贫困，照列宁说的还要消灭愚昧，还要有文化的高潮等。因此，现在国家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
△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张玺和金明〔注〕开会，听取李富春介绍莫斯科之行的情况，研究解决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存在的冒进问题。说：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倾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打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
〔注〕金明，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签署《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示》指出：“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并且是世界上最发展的语言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的发展现在还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的地步。”现在，“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指示》对如何推广普通话作出了规定。
2月8日 主持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说：“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9日 接见乃贴·触的努七团长率领的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团，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和中国的睦邻政策，说：中国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在旧时代，汉族是欺负兄弟民族的，所以很多少数民族居住在边境、山上和沙漠里。他们生活水平很低，经济落后。新中国改变了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对兄弟民族友好。我们的祖宗做了对不起兄弟民族的事情，我们要向他们赔不是，所以我们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个地区成立自治区。这是为了贯彻民族平等的政策。新中国是各个民族的大家庭。傣族自治区同所谓“自由泰”是毫无关系的。说中国在傣族自治区有很多军队准备侵略泰国，这也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在云南的军队很少，中国边境靠着缅甸，同泰国还有一段距离。何况，中国需要同东南亚各国友好。中国不会侵略泰国，也不可能那样做。“一个国家想要确立什么制度，革命不革命，这要由他们本国人民去选择，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如果有人想把他们的政治制度强加在别人身上，那么他一定要失败。”我们不仅要提高我们自己的经济和文化，我们也希望我们周围的国家、亚非的国家都能够强盛，都有自己的工业，科学水平都能提高，这样人类就能幸福。
△接见将赴意大利访问的李德全团长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就出访中可能遇到的政治问题的答复发表意见：“两个中国”的阴谋原是英国发起的，英国采取的是两面政策。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在联合国中都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这是我们绝对不容许的。如果有人问：既然可以有东西德并存，为何不可以暂时容许有“两个中国”并存？我们的回答是：东西德的分裂是战争的结果，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属于另外的性质。中国原来是统一的，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更不容许帝国主义来制造“两个中国”。如果没有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台湾早就解放了。又说，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不同意同意大利而同意同埃及互设商务代表机构？回答是：因为埃及同意大利不同，埃及属于另外一个系统即阿拉伯系统，阿拉伯国家是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埃及是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万隆会议没有蒋介石的代表。而包括意大利在内的美国的同盟国家是在联合国追随美国的，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投反对票，埃及是投弃权票的。埃及愿意同中国建交，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暂时尚不能赶走蒋介石代表，不过迟早是要赶走的。因此，对于埃及，我们可以同他取得默契，在赶走蒋代表前互设商务代表机构，这样，可以扩大埃及同中国的来往，以促成早日正式建交〔注〕。意大利政府想利用同中国互设商务代表机构的办法来敷衍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国内人民，拖延与中国正式建交。如果我们同意设立，那正陷入美国阴谋造成“两个中国”的圈套，对促成中意建交不利。
〔注〕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
2月10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同意李富春关于在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的解决意见，并且对一九五六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决定：（一）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百分之六，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一百七十多亿元削减到一百四十七亿元；（二）双轮双铧犁产量由五百万部削减到三百五十万部。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的决定开始修订《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致电布尔加宁：“为了使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并且使某些重要的学科尽快地接近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水平，我们科学家正在积极进行拟制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长期规划的工作。”我国科学家“希望苏联科学家在这个工作中给予他们直接的帮助”。根据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拉扎连科的建议，我们拟请机械数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自动控制与远程操纵、无线电工学等十六门学科的科学家来中国“短期讲学，并且帮助我国科学家进行拟制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长期规划的工作”。“这十六门学科都是中国科学界的主要的空白点或薄弱环节。”三月二十二日，尤金大使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同意派出十六位学者来中国。
2月13日 审查将赴埃及等非洲国家演出的新疆军区政治部歌舞团的节目。在接见演员时说：你们是第一批去非洲的，是外交工作的先遣队，要虚心向非洲人民学习，以表达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深情厚谊，千万不能有大国主义思想。同时叮嘱道：非洲气候很热，路途遥远，所带的演出物资要宽裕一些，要准备吃苦。
2月14日—19日 接待来访的诺罗敦·西哈努克首相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十五日，在同西哈努克的会谈中说：柬埔寨执行和平中立政策在东南亚是有影响的，这使柬埔寨在亚洲的地位升高了。中国对柬埔寨进行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决不附带任何条件，更不要任何特权。十八日，同西哈努克签署《联合声明》。晚，和毛泽东接受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赠予的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
2月14日—27日 先后九次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重工业各部工作汇报会议。二十五日，就建国后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的问题发表意见：由于我国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经验。为了更好地进行建设，我们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把各国的经验都学过来，要有些气魄。
2月16日 由陈毅、范长江、张稼夫、刘杰〔注1〕等陪同，会见科学家钱学森，并委托钱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注2〕意见书》。二十一日，审阅钱起草的《意见书》。《意见书》提出了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实施步骤，认为“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作为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航空工业应实行“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的方针。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上，兼及设计和研究。二十二日，周恩来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并致函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注3〕时一谈。”
〔注1〕]张稼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刘杰，时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地质部副部长。
〔注2〕当时为了保密起见，采用“国防航空工业”一词代表火箭、导弹工业。
〔注3〕指毛泽东召集的听取刘杰等谈中国原子能工业发展问题的汇报会议。
△接见法国参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罗希洛为团长的法国经济代表团，说：中国很落后，不论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是如此。新中国建立只有六年，要摆脱落后，需要很长的时间搞建设。尽管现在的缺点很多，但只要全体人民发动起来，力量也很大，有信心可以赶上先进国家。中国需要国际和平，也希望彼此往来，互通有无。工业化并不妨碍贸易，而是要增加贸易，这也是欢迎诸位来中国的道理。法国在科学和技术上是有成就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很愿意有机会派代表团去。我们是要去学习，对于法国经济、文化、技术都愿意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
△国家计委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十五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次修改稿。稿中规定：到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由一九五二年的八百二十七亿元分别增长到一千四百七十一亿元、三千一百一十四亿元、五千四百六十九亿元，十五年共增长五点六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三点四（“二五”期间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六点二）。其中，到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七年，工业总产值将由一九五二年的二百七十亿元分别增长到六百五十七亿元、一千八百四十八亿元、三千五百二十二亿元，十五年共增长十二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七（“二五”期间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三）；到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七年，粮食总产量将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千二百七十八亿斤分别增长到四千三百五十亿斤、六千四百亿斤、九千五百亿斤，十五年共增长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七点四〔注〕（“二五”期间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二）。
〔注〕粮食总产量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每年实际只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九，因此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中。只有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二，才能实现九千五百亿斤的指标。
2月17日 在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周扬关于迁移鲁迅墓和修建鲁迅纪念馆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迁移鲁迅墓至虹口公园，但不要以人名命名，虹口公园名称不改，更无需成立什么空头的筹委会，就由上海市政府办理即妥。”“北京鲁迅故居扩充地面可以，便于多人瞻仰参观，但无须改建。”
2月18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一）将重工业部分成三个部，将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分为三个部，将城市建设总局扩大为城市建设部，成立城市服务部，将轻工业部、地方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分成四个部。关于分部的具体方案，还需进一步研究。（二）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经常召开常务会议，每周举行一至二次，以便及时了解情况，并向中共中央反映，以适应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新形势。
△和李富春、薄一波、刘杰商谈原子能工业的发展问题。
2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议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等。三月三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会议的情况。十一日、十二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商谈苏共二十大问题。经过多次商谈，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一）在国务院设立五个委员会，即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物资供应委员会；取消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保留第一、第四、第八办公室，适当加强第二、第五、第六、第七办公室。（二）批准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和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名单。二十三日，将以上名单报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请批准。
2月2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原子能工业问题。参加者还有彭真、陈伯达、李雪峰〔注〕、薄一波、刘杰、李富春。
〔注〕李雪峰，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
△审阅并批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小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批示。《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但重点应放在美国。”
2月23日 和李维汉、平杰三等谈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问题，并商改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随后，致信刘少奇：根据月初在书记处会议所谈，已将“文件中的某些不妥当和错误的说法与李维汉和统战部其它同志谈过”。他们现在已将文件重新写过，我觉得可以用了。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发出这个文件。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
2月24日、28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修订中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在二十四日会上，要薄一波、张玺、王首道、廖鲁言、李先念、钱俊瑞分别就钢材的平衡及其它工业方面的问题、运输与邮电计划、农林水与气象事业计划、商业计划、教育计划同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议，提出修改方案。在二十八日会上说生产潜力很大，应该挖掘。生产增加了，财政收入就会增加。先讨论生产，再讨论财政框子，根据财政情况再削去一些不必要的建设，这是好经验。过去国务院讨论计划很少，今后要多讨论。过去，我们搞计划没有经验，是先搞个财政框子，然后在框子里摘计划。今后需要将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分设机构掌管，把搞年度计划和生产督促检查的经济委员会搞起来，这很重要。但是年度计划与长远计划必须相结合。又说；陈云同志说得好，过去“吵”财力，现在“吵”物力，我看以后还要“吵”人力。各方面能够提出问题，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制订计划不能只有加减法，还要有乘除。有比例。我希望大家在财力、物力、人力的平衡上交锋。这样有好处。因此，我希望各部部长都能够来参加国务院的会议。部长不能来时，副部长、部长助理和办公厅主任来参加会议后，一定要向部长汇报，部长要向部务会议传达。这样上下才能通气。会议原则通过《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并要求生产、基本建设部门分别节约钢材百分之四、百分之二点五。三月二十五日，国务院下达《计划（草案）》。
3月1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介绍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说：会谈已经进行了七个月，对第二项议程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第一项议程的协议，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美国只是想要回它的人，在让中国侨民回国方面，它的诚意是可怀疑的。关于第二项议程，现在所争执的是发表声明问题。这是一个阴谋。美国的阴谋就是要骗出一个声明，在声明中说中美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此外还说两国大使继续会谈来寻求实际可行的途径。这将会替美国带来三种结果：第一，美国可以冻结台湾地区的现状，而在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台湾地区的局势和缓了；第二，美国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选举年；第三，在冻结台湾地区现状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加强在台湾、金门和马祖的军事部署。这样，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使中国不能对台湾、金门和马祖行使主权，使中国的双手被束缚起来。这是美国的阴谋所在，我们不能答应。如果美国继续纠缠，我们准备再一次宣布会谈的真相，
3月1日—27日 先后七次出席毛泽东召集的轻工业各部、交通部，邮电部和财贸各部工作汇报会议。
3月1日—28日 多次召集有李富春、薄一波、贾拓夫、刘澜涛等参加的工资问题十人小组会议，并审阅全国劳动工资会议文件。根据周恩来的有关指示，二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召开的全国工资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了工资改革方案。
3月4日 向出席全国基本建设和劳动工资等二十一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说：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国际紧张局势更会趋向于和缓。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当世界形势发生这样重大变化，和平更加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战争是可以制止的。我们正是为着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就更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利用有利于和平建设的条件，加快加紧地建设，包括国防建设。并说：要把门开开。今后邀请来访，不仅请进步的、中间的来看，还可以让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来看，要敢于和人家接触。这样做，对国家是有利的。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出国工作。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怎样摆脱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呢？就是要把人家的长处学来，融会贯通，用于中国的实际。比如，拿粮食生产来说，水稻是日本的生产水准高，小麦是美国，加拿大的产量高。将来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学回来增加我们的粮食生产。因此，要注意学习。我们不但到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还要到资本主义国家、亚非国家，出去就要学点东西回来。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点长处，我们都要把它学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腐朽的、落后的，但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没有一点长处。在谈到工资问题时说：工资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关系到每一个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工资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党、政府和工会组织的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的经常性的工作。建国后。人民政府所提出的“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生活（就是逐步提高工资）的政策，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六年来我们还没有采取工资改革的办法，还是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工资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部分的或者临时的改革办法，不是采取全面改革的办法，因此，我们在工资问题上没有能够实现全面的改革。现在，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等问题突出出来，非解决不可了，因此要求我们来一个全面的解决，以更大地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我们对工资制度实行全面改革的原因。总之，在这次全国劳动工资会议上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比较好的工资改革方案。
3月6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
3月8日 拜访宋庆龄。
△同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部分理事座谈。在谈话中说：苏联作家写的《旅顺口》这部小说，是宣传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为沙皇侵略战争歌功颂德的。书里的康特拉琴珂根本不是英雄，他是沙俄的侵略工具。列宁在《中国的战争》里提到，欧洲资本家的魔掌伸向中国，侵略中国的旅顺口。沙俄和日本争夺旅顺口，他们都是侵略者。书里写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好的，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歪曲。
3月9日 主持国务院第二十五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随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这一草案的议案和说明。十七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将此照原案通过，成为正式章程。
3月10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国务院所属财经部门机构的调整方案和领导人的配备问题。以后，根据会议精神写成的《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财经各部门组织机构的请示报告（草稿）》，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再次讨论和三次修改后于五月二日正式形成报送中共中央的文件。《请示报告》提出：最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新形势，为了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均衡发展，必须加强国家对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为此，对于国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组织机构也必须相应地进行一次调整”。具体方案是：将重工业部划分为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三个部；将第一、第三机械工业部重新划分为第一机械工业、第二机械工业和电器工业三个部；将轻工业和地方工业部重新划分为食品工业部和轻工业部，增设水产部；将农业部划分为农业、农垦两个部；将林业部划分为林业和森林工业两个部；扩大城市建设总局为城市建设部，成立城市服务部。综合职能机构的调整方案是：除已成立的综合机构两委、两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劳动部）外，准备新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在国家经济委员会下设物资供应总局。国务院各办公室的调整方案是：暂时保留重工业办公室和轻工业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合署办公）；加强财贸办公室、交通办公室和农林水办公室；保留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办公室。同时，《请示报告》提出了各新设组织机构领导人员配备的意见。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批准。
3月12日 听取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长期规划工作的汇报。十四日，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陈毅，副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秘书长张劲夫。
3月13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联名致电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外交部长斯坦尼斯瓦夫·斯克拉歇夫斯基，深切哀悼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莱斯瓦夫·贝鲁特逝世。晚十一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前往波兰大使馆吊唁。
3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事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四月十三日，国务院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和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的航空工业委员会。
3月14日、15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十四日，介绍中国政府对外籍战犯和本国战犯处理的方针政策，说：对于日本战犯，总的是要实行宽大政策，分批释放，不判刑：要判的也是极少数，如果表现好也可以减刑或赦免。对要释放的日本战犯，中国政府打算分三批释放。对于国内战犯，考虑到战争已经结束六年了，国内人民现已过上了和平生活，他们的罪行已成为历史并且又经过了多年监狱生活的改造，因此也采取“一个不杀”的政策。杀他们是容易的，但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被杀的，增加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符。同时，针对会上出现的“马上全部释放”和“逐步释放”的两种不同意见，说：虽然按前一种办法处理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步地来做好。国内战犯释放后，第一步要在当地先集中他们去参观，允许亲友访问他们。等他们对国内情况有了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他们来去自由、言论自由。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十五日，在总结发言时说：释放日本战犯的时间是拖得久了一些，这是因为：（一）对重要战犯，在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后，已由国际法庭处理了，当时还是蒋介石代表中国处理的。现在这些战犯，主要是苏联移交来的，还有一些是在日本投降后，又被蒋介石、阎锡山利用来打内战，被我们逮捕的。他们在中国犯了罪，因此必须进行调查。（二）由于日本还不承认新中国，和台湾单独订立了和约，中日两国还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过早地处理这些战犯，在内容上、形式上都不妥当，必须经过一个时期。只有在与日本人民的来往多起来时再处理，才是适时的。同时重申：对国内战犯处理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释放的形式和数量，还要再研究。有的人身体弱，表现好，可以提前释放。释放战犯，不只在中国有很深远的影响，而且有国际意义，对东方，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也有影响。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从朝鲜停战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提出与美国坐下来谈，然后提到和平解放台湾，这是一个发展。今年更强调和平解放台湾，但并不放弃武力解放。
3月15日 接见以陈毅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说：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之际，中央派出有八百多人的代表团去庆贺，这是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我们国家版图大，人口六万万多，是祖宗做的好事，我们非常高兴。但是，过去把兄弟民族挤到边疆和沙漠中去，这是我们祖宗的错误。好事要继承下来，错误我们要赔不是。今天我们应抱着真正的民族平等、尊重他们的心情去，要从心里尊重他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汉族主义。又说：西藏经济落后，我们更应该帮助他们。西藏宝藏很丰富，帮助他们开发，这是政治上应尽的责任。大家到那里必须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但要在口头上，而且要在实际上做好工作。同时，希望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
△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散会后，同前来拜访的齐白石谈话，并共进午餐。后亲自送齐回家，对齐的亲属说：老人是国家的人瑞，要好好地照顾他，你们还要好好向他学习，学习他的艺术、人品、风范和道德。
3月16日 接见李济深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说；你是一个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人。我们欢迎你来。你到台湾去，不会有坏处，只会有好处。如果你这次或者以后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或你的其它朋友转达几句话：首先，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识毛主席，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南京，那是一九四六年那次谈判破裂以后，接着打了三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说，我们永久不再谈判。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入历史。中国共产党讲话是算数的，我们说的话是兑现的，我们从不欺骗人。
3月17日 深夜，召集薄一波、刘杰商谈中国出席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问题国际会议的有关事宜。随后，致电刘晓大使：“苏方通知，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将在三月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讨论建立东方核子研究院问题的会议。我国决定由刘杰（地质部副部长）、钱三强、彭桓武、赵忠尧四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会议。”“会上将讨论的问题，国内已给他们原则指示。”“这个会议结束后，苏方有可能同我们继续商谈援助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中央决定由刘杰、钱三强、冯麟、白文治和刘伟参加商谈。三月二十六日，刘杰代表中国政府在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决定》上签字。
3月18日 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陈伯达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商谈西方通讯社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问题。
3月21日 听取外交部使节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此后，多次约回国参加使节会议的驻外大使谈话，了解他们在国外的工作情况。
3月22日 接见瑞典基督教行道会牧师聂思仁、印度信义会主教孟尼根，说：中国人民在宗教信仰上完全自由。但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和反抗政府是犯法的，犯了法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人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是有自由的。没有自由的那部分人改过以后，我们还给他自由。已判罪的人，虽然在狱内，还可以让他出来参观。悔过了，可以减刑，可以免刑。我们不必隐讳，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不反对人家信仰宗教。信仰宗教与不信仰宗教的互相尊重。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数很多。
△观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老舍新作《西望长安》散场后，同剧院负责人吴雪、孙维世和剧组主要演员座谈，针对当时戏剧界正在争论的能否反映阴暗面问题发表意见，说：不要光演一些歌功颂德的东西，暴露和批判阴暗面的东西也应该演一些。我们的干部品质上大多数是好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在生活中间总是有好有坏，是发展的，好的东西永远是进步的，萌芽的东西可能一时会受到打击，我们应该批判坏的、歌颂好的。有人夸大阴暗面。也就是否定了自己。主流是歌颂光明的正当的事物，副的方面是批判和暴露坏的。要典型化，要让时代的典型人物上场。剧中大骗子李万铭这种人所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我们要把这种阴暗面表现出来，使之典型化。你们的方向是对的。傍晚，走访老舍。
3月23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对《人民日报》报道预计到一九六七年我国平均每人可食肉八十多斤的消息提出批评：这个消息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对那时的人口、猪、粮食饲料数字均无法知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要进行检查，哪个部门批准的就批评哪个部门；并发表短评，公开更正。以后要发表的经济数字，应经过各主管部门或国家计委审查，如果拿不准时，应报总理和主管副总理审批。
3月26日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本日国务院体制研究十人小组正式宣布成立。二十九日，国务院体制研究十人小组成员李先念、张玺向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提出《关于研究和解决财政、事业、企业和计划问题的工作安排的报告》。
3月27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国务院关于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几项具体规定》时说：检查的目的是改进工作，提高水平，增加生产。因此，在检查中要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防止虚假现象，反对锦标主义，防止只注意最后一年的水平、不注意产量总额的现象发生，应该把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把五年和年度计划结合起来，把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指标和五年产量、产值的累计数字的完成情况结合起来进行检查。在谈到报纸工作时说，《人民日报》错了要进行自我批评，过去学《真理报》，错了不能更正，党报只能登结论，不能发表不同意见，不能争论，这样做不对，报纸可以活泼一些。
3月31日 向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和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的全体代表，作关于培养和扩大文艺界的新生力量的报告。
4月1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工作的通知》。随后，送刘少奇、彭真、邓小平核阅，并委托邓约李雪峰、安子文一谈，商定发给哪些有关省市和有关部门。二十三日，《通知》发出。
4月2日 得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谭平山逝世，下午，前往中山公园中山堂亲视入殓。四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公祭谭平山大会。
△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听取朱德关于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4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日深夜和次日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修改此文。五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篇文章。
4月4日 在招待参加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第十六届理事会和成立十周年纪念会的世界科协第十六届执行理事会理事、各国观察员和工作人员的晚宴上致词说：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在进行建设，需要在经济上、文化上逐步地接近和赶上许多先进国家的水平，需要得到许多先进国家科学家的帮助。中国的大门是为世界正义的科学家们敞开的。中国科学界人士也愿意到世界上愿意让他们去的国家访问，他们愿意在这个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事业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希望各国科学家在中国旅行期间，能为中国科学界、教育界讲学，希望科学家们倡导和平共处，提倡学术交流。
△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讨论彭德怀所提从朝鲜撒出四十四万名志愿军以及部队装备、补充等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
4月5日 在外交部驻外使节会上作报告。在谈到苏共二十大时说；苏共二十大“在国际问题上很成功，但对斯大林的批判并不那么全面。揭开盖子，破除迷信是好的、是不容易的，但做法上有缺点。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领导了将近三十年，形成了党的作风和社会风气，主要是成功的，但有阴暗面。我们要求对斯大林的功过做全面的估计是正确的，要求对整个党的错误作自我批评，从党的生活讲也是应该的。但他们的党有他们的习惯，只要错了就是人民公敌，就不能革命，也不允许革命。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错误而不自觉的马列主义者。又说：对一切问题，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不要盲从，思想懒惰训练不出品质优良、有坚强意志的共产党员。驻外使节对兄弟党的经验，不管哪一方面，都要经过思考，不要硬搬。在外交方面，苏联有好的方面，也有僵化的方面。我们不要骄傲，要防止大国主义，有一点成就就沾沾自喜，非常危险。目前最主要的是防止骄傲。骄傲的结果对内是脱离群众，对外是大国主义。
△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商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来访时签订协议的有关事宜。
4月6日—8日 接待并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同米高扬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七日，出席签字仪式。李富春同米高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五十五项新的工业企业的协定和关于修建从中国兰州到苏联阿克斗卡的铁路以及组织这条铁路联运的协定。同日，两国政府发表《中苏公报》。这期间，米高扬还通报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的有关情况。
4月6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听取陈云作赴越南情况汇报。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王稼祥。
4月9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听取财政部的工作汇报。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贾拓夫等。十日，继续汇报。
4月10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时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我们要自力更生，要靠自己，首先就要进行很多平衡工作。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和物资的平衡问题已经搞很久，可以先按照现有的物资情况（钢四百四十二万吨、水泥六百四十七万吨）作个框框，进行分配。定下来。不够时再设法开源，争取从增产、进口、库存、节约、减少出口、调剂六个方面想办法。”“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又指出：计委提出的关于新增基本建设投资的三个方案，“还是采取第二方案，即以新代旧的办法，实际上是新旧调剂的办法”，补进三点五亿元必须增加的新项目。“保证重点建设的次序也不是死的，要实事求是。有的没有材料，只好不建。给商业部王磊同志一点钢，他可以拿去活跃市场，积累资金，也有利于重点建设。”
4月11日 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为了能够统一地和有计划地领导利用原子能的工作和发展航空工业，拟分别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直属国务院，主任陈云，副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穷，秘书长刘杰。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主任聂荣臻，副主任黄克诚、赵尔陆，秘书长安东。十二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批准周恩来提出的两个委员会领导成员名单。
△出席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亚非会议死难烈士遇难周年纪念大会和安葬仪式。汉白玉墓碑正面镌刻着周恩来书写的碑文：“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
△在共青团中央反映小学教师“三低”（待遇低、地位低、质量低）的《简报》上批示，要“提出解决办法”。四五月间，教育部起草了《关于提高小学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报告》并经国务院批转各地执行。报告提出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不应低于同等程度的其它部门人员，实行教龄津贴，对有特殊贡献的教师给予特级待遇等。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听取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参加者还有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先念、曹菊如、胡景沄等。
4月13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会议原则通过工业部门的工资改革方案，通过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收支控制数字。
4月14日 乘火车离京赴鞍山、抚顺、天津视察钢铁工业。十五日、十六日参观鞍钢，访问鞍钢工人宿舍，询问他们生活上有哪些困难。参观中，对烧结厂负责人说：当前国家急需钢铁，你们能否进一步发动群众。最大的潜力在群众之中。如果你们把形势向群众讲清楚，群众起来了，力量就大了，困难也就克服了。现在炼铁厂还缺十五万吨原料，总不能让高炉老饿着肚子啊！十六日晚，给鞍山市党政干部作报告。十七日上午，参观抚顺炼钢厂。对炼钢厂负责人说：要多炼钢，炼好钢，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奋斗目标要明确，要让每一个工人、每一个技术和管理人员都知道，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下午，参观天津炼钢厂。十八日飞返北京。
4月16日 经周恩来批准，国务院发出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
4月18日、19日、20日、21日、23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的设想的汇报。会上，毛泽东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建设和行政开支与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问题讲话。
4月19日 观看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散场后，到后台看望剧团演职人员，在讲话中说。“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我们不但要歌颂劳动人民，揭露反动的统治阶级，也需要像《十五贯》这样的戏。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人民在那个环境中，没有办法摆脱困难，有时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上的事情。”“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镜子。”“况钟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于唯物主义思想的。”又指出：“百花齐放，并不是要荷花离开水池到外边去开，而是要因地制宜。有的剧种一时还不适应演现代戏的，可以先多演些古装戏、历史戏。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是进步的。昆曲的一些保留剧目和曲牌不要轻易改动，不要急，凡适合于目前演的要多演，熟悉了以后再改。”四月二十五日晚，再看《十五贯》。五月十七日，出席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的昆剧《十五贯》座谈会，听取编剧和导演介绍创作经验，并发言说：“《十五贯》轰动了全国，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昆曲受过长期的压抑。但是经过艺人们的努力奋斗，使得这株兰花更加芬芳了。”“粤剧也是受了批评以后奋斗出来的。”“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只要奋斗。就有出路；不奋斗，就无法生存。在我们的新社会，只要你在正确的道路上奋斗，是会产生成果的。决定性条件是自己奋斗。”“两个剧种的成绩，都是奋斗不息的结果。”“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都应受到重视。”“《十五贯》是从传统剧目的基础上改编的，改得切合了历史主义的要求。”它“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还说：“这个剧本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我们搞艺术，不要只是搞一种单调的东西，要善于吸收，对外国的也是这样。”“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东西，但要防止盲目性。只有学到了家，才能说是吸收。”总之，“《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树立了良好榜样”。
△约重工业部副部长吕东同上海钢铁厂和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厂长商谈增产事宜。
4月20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国务院体制研究十人小组《关于研究和解决财政、事业、企业和计划体制问题的工作安排》的报告时，阐释毛泽东在十九日中共中央会议上提出的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问题，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农业的忽视不能不影响到工业。重工业搞多了，轻工业就要少搞。不要怕搞轻工业，搞轻工业，国家、人民有利可图，又积累了资金。为了国防，防止战争，重点建设在内地是可以的。国防工业应搞在内地，不要搞在沿海，但沿海原有工业，有利可图，也可以扩建，使技术设备充分发挥作用。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注意了个人利益，也就照顾了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存在着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注意分权也就是为了集权。二者也是辩证的，不是绝对的，否则就犯错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就过分集中了。我们是在集权之下的分权，不是只有分权。发挥地方上的积极性，就有利于集权。体制问题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每个都都要订一些制约的办法。搞体制就是为了适应这个要求。在讨论《工人、职工伤亡事故规程》时说；工资和安全是我们关心工人利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中的两个大问题，不能忽视。关心事故就少，不关心事故就多。最紧急的安全措施要赶快解决。卫生方面，避孕要大力宣传。最近，我出去，访问了几个工人家庭。现在工人养两个孩子以上生活就困难，有孩子与没有孩子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差很大。在工人、职员中生育要有计划，别的都有计划了，为什么生育不能有计划呢？生育有计划就可以把后一代教育得更好。卫生部要好好研究一下，多访问些职工家属，研究些科学的好的避孕方法。这一点上，邵力子的意见是对的，不会发生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错误。计划生育也是保健的一种。会议通过国务院任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名单。
△电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并为庆贺筹备委员会成立题词：“为加强团结，培养干部，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实现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而努力！”
4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
4月24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讨论处理日本战犯问题。二十五日，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指出：“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因此，决定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
4月25日—28日 出席有各省、市和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注〕。二十五日，毛泽东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卜种关系问题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二十七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国内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不再抬恩格斯、斯大林像，只抬马克思、列宁像给中共中央通知一事作说明，说毛泽东建议中国国内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一律不再抬古今中外领袖人物像。这个建议获得与会者的一致赞成。二十八日，周恩来就体制问题发言：在制度上的中心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集权集得多也有好处，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搞起来了。但是，也有毛病，也带来了阴暗的一面，就是容易缺乏民主，忽视民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很容易生长出严重的官僚主义，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东西保留下来，甚至更浓厚起来。我们的制度要求我们不仅不能扩大和怂恿这种事情，而且要防止这类事情。还指出：在学习苏联问题上，有很多是学得不得当的，有一些盲目性，没有批判地、独立思考地学习。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废止土葬、实行火化的建议，提议自愿签名，以表示身后照此办理，不得毁约。周恩来签名后，回西花厅当众告知邓颖超，在得她赞成后说：签了字就要执行。我俩要互相保证，后死者要负责执行先死者的意愿。
〔注〕开会之初称为省市委书记会议。
4月27日 召集叶季壮、李哲人、黄克诚〔注〕、赵尔陆等谈军事订货问题。
〔注〕黄克诚，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4月29日 接见印度大使尼赫鲁，就老挝问题、中英关系问题等交换意见，并在大使谈到现住马来亚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想回中国探亲和参观，但又存在顾虑一事时说：不仅海外的中国人，就是入了外国籍的中国人，都可以自由来去。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党的八大的问题。
4月30日 召集李富春、李先念、邓子恢、薄一波、习仲勋、罗瑞卿等开会，商谈国务院新增各部委的有关问题。
△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开幕式。
5月1日 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指出：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注〕的学说，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不对的。其次，再对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进行研究，看哪些是对的不应该否定，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然后，再对中国科学家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进行研究，看看批评对不对、对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这样把科学与政治分开了，然后再把科学与政治结合起来。
〔注〕李森科，苏联农学家，时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
5月2日 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讲话中说在执行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感到有一个中央和地方的权限问题和中央各部门的分工问题，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搞社会主义，集权的事情比较多，过去对分权给地方注意得少，集中多、民主少，这方面是有缺陷的。现在，需要把一些体制问题搞一搞，使中央与地方分权分得恰当。我们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为地方更接近实际，更接近下层。政府组织上也是这样，准备用五、六两个月的时间，把各项体制研究一下。同时，介绍国务院准备新成立九个部委的情况。
5月3日 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传达毛泽东关于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告（即以后所说的《论十大关系》）。在阐释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指出：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因此“一五”计划开始后，“我们的建设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等”。一般地说，这个方针是执行得比较好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需要农业有很大的增长，才能适合人民的需要首先是生活上的需要，才能使我们国家的很低的生活水平增长”；而且，“轻工业也需要由农业来供应原料，这就使得我们对农业的发展应有足够的注意”。同时，轻工业也应得到相应的发展。这样，“就可帮助积累资金，满足人民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对农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使农业发展不大”。战后，东欧国家对轻工业、农业的发展也有忽视。“这一点，我们应引以为训，应很早注意。”在阐释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说：为了防止战争的突然爆发，迁一部分工厂到内地和把新的建设项目放在内地，这是对的。但却出现了“对沿海工业发展注意得比较差，甚至于限制的倾向”。根据目前世界局势，世界战争“有推迟而且避免的可能”。因此，我们既“不应忽视准备，但也不要过分地受杜勒斯的恐吓，造成被动”。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沿海的便利条件，发展工业，积累资金，增长人才，提高技术”，“以沿海的发展来刺激内地工业的发展，帮助和支援内地工业的发展”。在谈到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应该是双方兼顾，公私两利”，即“不能其照顾国家，不管一个个的生产单位”，必须给每一个单位以一定的自治权利，给每一个劳动者以应得的福利。在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集权比较容易。“中央集权的政府，权太多了，根容易养成官僚主义，要时常警惕。”当然，如果只强调民主那一面也会有些副作用，会带来极端民主化。“因此，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阐释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指出：“从社会制度来说，我们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世界的前途，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国家就没有可学的地方”。“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任何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有不值得学习的地方。”因此，“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同时，提议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政府各部门中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并强调：这十种关系也就是十种矛盾。关系到政府工作的地方很多。因此，政府部门要结合实际工作，准备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讨论。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与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这样，“对于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会有帮助，对搞计划经济会有帮助，对政府工作也会有推进”。应各省、市、自治区的要求，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周恩来的传达报告记录印发各地。
5月4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监察部《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纪律处分与奖励的暂时规定》时说：开除工作人员应该严格控制，应该分清性质，予以不同的处理，大体应按以下分类：（一）对于混入国家机关进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经过肃反小组确定后，可予清洗，交由公安部门进行劳改或依法惩办。（二）对于错误严重、屡教不改的人经过监察和机关审定，可给予开除处分。对被开除无家可归的，由内务部交劳动教养院进行劳动教养。（三）对于老弱残病不能继续工作的人员，可由人事部门负责接退职退休办法处理。（四）对于不属于上述三类，只是因为能力弱不称职的人员，由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帮助其转业。国家采取以上措施，目的是为了改造人。
5月5日 在接见印度尼西亚记者公会副主席、《泗水邮报》总编辑阿齐兹率领的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是会宽恕他们的。
△接见日本工人代表团、日本五金机械产业工会代表团、日本机关报代表团，针对日本政府的担心，说；中国接待日本客人，不打算宣传共产主义，我们只宣传一件事，就是日中友好。中日两国友好不是一方面的事情，而是两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广泛的要求。我们友好关系的基础是两国人民，而劳动人民又是基础的基础。在远东，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对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两国友好，双方都有利；不友好，双方都不利。我们友好就能够共存共荣；不友好，存在和繁荣都要受到影响。所以，保证远东和平，也就是对世界和平作了贡献。又指出：日本朋友说，看到、感到中国的情况在变化。这是正确的。新中国和旧中国是有区别的。但是，时间还很短，我们的进步很少，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比起日本来，还是落后的。我们要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这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需要朋友，从朋友中学习长处。日本是我们的老朋友，你们的长处我们要学，在科学方面、经济方面都要学。
5月6日 飞往太原，视察全国唯一能生产硅钢的太原钢铁厂，对有关人员说：钢铁事关重大，建设社会主义离不了，产量少了还不行。一定要把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一定要把生产系数很快赶上去。过去我们需要的硅钢全靠进口，卡脖子的苦头已经吃够。没有硅钢，很多事情都办不成。现在国家急需这种钢，能不能多生产，有什么困难？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挖掘潜力，勤俭办企业，发挥老企业的作用。在厂时，到现场同钢厂干部和工人共商解决困难的办法，并勉励工人说：要努力工作，迅速发展我国钢铁工业，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而努力奋斗。次日，飞抵唐山，视察唐山钢铁厂。当日下午。返抵北京。
5月8日 接见前工党议员威尔逊率领的新西兰文化界人士访华团，在回答提问时说我们的各个党派要继续长期存在，我国各个政党在宪法的原则上是相同的，但对许多问题的意见并不相同。没有不同意见，没有矛盾，就不能进步。我们要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不断进步。几个党互相监督，这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好处的。我们不怕人家看到我们的短处，希望你们提出友好的意见和批评，这对我们有好处。一个国家没有别的国家的批评，就不会进步。闭关自守是会阻碍进步的。在世界上中国产生比你们的国家早得多，但因为长期闭关自守，所以进步很慢。因此，闭关是不好的。但是现在不是我们闭关，而是美国想关住我们，不让我们同各国来往。中国发展的方向，当然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
5月10日 在接见前横滨市市长、左派社会党党员石河京节团长率领的日本和平代表团和东京都和平会议主席宫崎龙介等时说；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赶上世界先进工业国，所需时间绝不是十几年而是几十年，而且没有长期的和平环境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不仅不愿意有战争，而且需要各国朋友的援助。中国不可能关起门来建设，许多任务业器材需要外国进口，我们需要苏联援助，但并不拒绝亚洲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和经济援助。经济贸易、互相往来是我们两国友好合作的物质基础，也是共存共荣的可靠基础。
5月11日 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二十八次全体会议。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财经部门组织机构的议案》、《关于批准国务院设立专家局的议案》作说明：根据几年来的经验，一个部门管几种业务有些顾此失彼，如燃料工业部注意了煤炭工业，而把石油工业忽略了。同时，有的部的业务需要调整，如现在私营企业全部公私合营了，管理企业就应该按产业划分，不能再按中央与地方划分了。另外，还要增加一些新的部和成立综合性机构。其中，共产党以外的其它党派的部级正职也需要相应增加。我们的政府是统一战线的政府，与各党派要长期合作下去，不仅安排部长时要注意，安排副部长时也要注意。并强调：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同时，就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作出安排说：会议从本日开始，每周开三至四次会议。成立财政、计划、工业、事业、基本建设、政法、综合七个研究体制问题的小组。以上七个研究小组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可分别请示李先念、李富春、贾拓夫、王首道、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解决，重大问题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解决。
5月12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提出关于直辖市、县、市和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名额等问题的建议，并作关于提请调整国务院所属财经部门组织机构和提请批准国务院设立专家局两个议案的说明。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议》。
△在接见叙利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时说：人类仇恨应解不应结，这是中国的古话，但是与马列主义相通，我想宗教的教义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永远不承认以色列。现在，我们与以色列无外交关系，因为它侵略你们，但不能说将来以色列不侵略的时候，我们也不承认。还说：中国人民对阿拉伯人民的独立运动很同情，只要能有一点贡献。我们都愿意去做。我们对这些国家提供帮助，目的是使它们的经济能够独立地发展。我们的政策是：第一，要使被帮助的国家建立自己的独立工业。第二，相互援助而不附加任何经济、政治上的条件。第三，以技术教给其它国家，使其获得独立，而不是代替。阿拉伯各国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统治之后，仍然可以和那些国家往来，那些国家提出的要求，凡有利于独立主权，不干涉内政的都可以接受。凡是会损害本国的独立主权的，就不要接受。
△批示同意国家计委派人去莫斯科向苏方说明本年初李富春向其提出的一百八十八项建设项目的详细情况。为六七月间同苏方正式商谈这些委托苏方设计的项目作准备。
5月13日 接见并宴请程思远〔注1〕、郭增恺〔注2〕。在谈话中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靠美、反共、反蒋的第三条道路也走不通，对李宗仁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说：他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即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后，还需要军队保卫嘛！我们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北伐战争以来有过两次合作，并肩作战。今天，虽然彼此处境不同，但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希望台湾全部过来，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大陆情况，尽可以派人来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他们不必帕特务来破坏。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其来去自由，允许保留自己意见。请李宗仁先生也回国看看。同时，号召海外朋友爱社会主义的祖国，欢迎一切爱国人士参加到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和统一祖国的事业中来，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相见以诚。
〔注1〕程思远，曾任李宗仁秘书、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根据李宗仁的意见，程于一九四九年底留香港。此次，随港澳观光团到北京参观。
〔注2〕郭增恺，曾任冯玉祥秘书、杨虎城参议、张学良顾问、胡宗南顾问和宋子文秘书。一九四七年赴香港任《星岛日报》顾问。自一九四八年起，在香港从事写作。此次，随港澳观光团到北京参观。
5月15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生产双轮双铧犁问题时说：我们并不否定它的作用，但根据陈云同志讲，在南方水田中牛不能合作，需要训练，尤其是淤泥田中很难使用。因此，不要生产得太多，可考虑减为一百八十万部，到第四季度不够时，还可以设法生产。会议在讨论关于国务院财经系统新批准成立部门的组建中提出方案的人选时决定：国家经委和国家技术委员会分别为薄一波和黄敬，冶金、化学、建筑材料工业部为王鹤寿，食品工业部和轻工业部为贾拓夫，机械工业部为黄敬，农垦、森工二部为廖鲁言。
5月16日—26日 十余次召集有关副总理、办公室正副主任和部委负责人研究国务院一些新的部委机构的设置方案。
5月17日、19日、21日、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
5月19日 接见澳中协会全国会长费兹吉拉教授率领的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对代表团中有人不同意中国文字改革作解释和说明：繁体汉字，这是中国历史的长处，现在已是包袱，它阻碍我们前进。汉字简化对中国很适用、很需要。青年人逼着我们简化汉字，力量很大，不可抗拒。学生记笔记用简体字才能记得快。翻译要译得好，不用简体字迅速记下来是不行的。工厂里许多工作程序，机关办公，都要快。因此，他们自己创造了很多简体字。这个问题是群众性的创造，群众需要形成群众力量，推动我们前进。另外，正如团长所说，文字改革还便于外国朋友学汉字。近代中国不仅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要普遍提高科学水平，一定要先扫除文盲。
5月21日 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协会理事长南乡三郎、副理事长似田博、业务部副部长村上弘之，说：美国有一部分人不想让中国建设。这是做不到的。禁运不能使中国放弃建设。我们和苏联、东欧来往，建设起来了，过去几年是个证明。如果打破禁运，中日贸易就会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两国要发展经济，要通有无，不能闭关自守。要为了中日友好，能够共存共荣。鸠山先生在国会上几次说他愿意到中国来，和我国政府负责人见面，我们欢迎他来，希望他能很快实现这个说法。如果重光先生愿意来，我们也欢迎。我曾对许多朋友们说过，北京的飞机场开放着，等他们两位先生坐飞机来。现在我重复说这些话表示中国的心意。
5月22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会上有人提出双轮双铧犁的大量生产是个问题时说：既然不行，何必提倡？绝对不要强销给农民。会议决定：双轮双铧犁的生产，有些省如果还能压缩的，还可研究再行压缩。
△接见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报》记者斯帕特，说：一个国家如果要建设工业，要摆脱落后，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但是也不可能关着门干，不同其它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其它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如果愿意帮助我们，那是我们非常高兴的。还说；如果问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意见，那么，我的意见是人类总是要前进的，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长久的，总有一天要被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这是任何势力也不能阻挡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要建立的话，它必须在本地生根。因此，我们相信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正因为我们有这种信心，我们不怕资本主义的宣传，不怕同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往来。如果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它会给世界人民带来很大损失，但不能够设想，新的世界大战会毁灭世界。因为那样，战争的挑衅者也会同样地被毁灭。“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各国之间可以进行和平竞赛，从事和平建设。万一有人果真要发动战争，那么，中国人民一定会找到自己的防御措施，而且一定会把战争的挑衅者打败的。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有这种信心，那么战争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相反战争是有可能避免的。”
△在接见苏丹文化代表团时说：中国现在中心的问题是国家工业化。如果国家不工业化，在联合国的地位恢复也好、不恢复也好，有些国家总是要欺负的。西方国家一直看东方国家穷、落后、野蛮，看不起我们。因此，我们要多做、埋头苦干。只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像个样子，西方国家会改变态度的。
5月25日 主持国务院第二十九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司法部《关于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律师收费暂行办法》时说：文件的重点不要放在收钱上，重点要放在人们不犯法，不要打官司上。在谈到体制问题时说；来北京参加了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的各省市负责人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体制，在两个月内提出方案。在研究时要交锋，只有针锋相对才能解决问题。
△接见英国前坎特伯雷市市长、英国公谊会会友凯塞林·威廉逊夫人，说：新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起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全国人民都有联系，各阶层人民都乐意和共产党合作，包括教会、女青年会、佛教、回教和西藏的喇嘛等。我们主张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愿意和平友好以及和平共处的，都应该合作，我们也愿意和他们合作。连外国骂新中国的人我们都让他进来。就证明我们的门是开着的。
5月26日 出席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会。
△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工作的三百多名科学家，勉励科学家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学习苏联和其它一切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争取在十二年内使我国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对曾留学西方国家的科学家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则应该虚心学习。六月十四日，和毛泽东、朱德、陈云、康生、林伯渠、邓小平接见参加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工作的科学家。在制订科学规划期间，多次听取汇报，并说：要根据世界科学技术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国的科学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新兴科学、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同时又要根据中国解放不久、国力有限的客观实际，重点发展，避免力量分散，拖延时日。为了有系统地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同时，指导制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选定五十七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将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机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等十二个项目作为科学研究重点。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指出：导弹研究工作应当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这项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同时，责成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织导弹管理机构（国防部五局）和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十月，两个机构正式成立。
△和陈毅视察中央民族学院，参观大礼堂、图书馆、学生宿舍、食堂等，在会见各民族师生时说：要把民族学院办好，为少数民族多培养共产主义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作贡献。
5月28日 接见阿根廷医学代表团和文化代表团，说：这么多的阿根廷代表来中国是第一次，我很高兴，很感谢你们不远千里而来。在回答两国建交的可能性时说：“中国方面没有困难，我们随时准备与阿根廷立即建交。困难是在阿根廷，处在美洲，在美国的干涉之下。阿根廷国内外的情况，我们是谅解的，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可以想法从医学、科学、文化、贸易交流等方面推动建立邦交。阿根廷首先突破重洋，带头出来，缩短隔阂，我们很感激。
△签署《国务院关于一九五六年选举工作的指示》。《指示》阐述了在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时期的一九五六年中搞好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对选举工作如何开展作出了明确规定。
5月29日 接见法国文化代表团，说：“法国人有和平、博爱、自由的传统。中法两国人民的接近，有利于东方和西方的接近。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增进。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国歌是最好的，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法国的《马赛曲》。这两个国歌都是在国家成立之前，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并对陪同的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梅益说：我们应该放些法国的音乐、歌曲，不要使法国的《马赛曲》都不容易听见。
5月30日 在接见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代表团、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时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在实实在在地执行着的。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习惯：不信教的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教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人们都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汉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各占一条。所以，我们各民族必须互相合作，互相帮助，才能发展。而且，汉族应该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要互相帮助，就要互相尊重，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还说：“作为六亿人口的国家，我们对世界的贡献还很小。比起我们的祖先来，我们做得还很差。”我们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要互相帮助，进行合作，我们也愿意和西方国家合作。“你们说中国是‘长兄’，这是不妥当的。亚洲国家不论大小，大家都是平等的。中国虽是大国，也不能居‘长’。”
△在接见叙利亚议会议员鲁斯托姆时说：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斗争是应该的。希望两国人民的来往更多地增加起来，贸易发展起来，这样可以推动中叙邦交，使之有新的发展。两国的邦交常常由于外来的干涉，不能一下子就建交。但我们可以从另外的方面来推动，走点迂回的路。如先从人民团体、经济文化的交往做起，然后水到渠成，最后宣布建立邦交，交换大使。困难在你们那方面，什么时候承认我们都可以，我们能等待，能理解。客人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对其政府困难处境的理解，并说相信叙利亚政府会承认中国的，我们会与埃及一致行动的。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不管别人的压力的。八月一日，中叙两国建交。
5月31日 接见埃及古代史学家费克里和文化使团成员，说；我们是有许多好东西的，但需要好好整理。在这方面，郭沫若院长很有成就，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例如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的正确估价，他是有过贡献的。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我们批判孔子，因为要反对封建文化。现在新文化已占住了阵地，我们就有必要回过头来肯定历史文化中一些积极的东西。郭院长对历史文化的评价还是肯定的居多。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特长，在世界文化中都有它自己的贡献，都能放出自己的光彩。
△接见路透社记者漆德卫，说：现在可以看出，被禁运政策伤害的不是中国。中国要进行经济建设，是需要同各国发展经济合作的。我们也愿意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关系，但是禁运政策要阻挡这种贸易关系。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另想办法，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展贸易。你们想必已经看到，虽然有禁运，但中国还是能够建设的。这是因为我们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国际贸易，对彼此都有利。但是，这事责任不在我们。这种人为的障碍是不能维持多久的。
△晚，出席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为庆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诞辰而举行的招待会。在答《每日快报》记者马考尔的提问时说：在我看整个世界的时候，我看到还有一些阻碍各国自由往来和建立彼此友好关系的困难。这些困难大部分是人为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们造成的。又说：毫无理由的乐观主义是愚蠢的，但是在严格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乐观是可以允许的。我认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还要采取主动。
6月1日 和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关于一九五六年度计划的修改问题和编制一九五七年计划控制数字的进度安排问题的报告》时说：首先得承认今年的计划搞得不十分妥帖，国务院有责任。超过客观经济条件的可能去搞，结果不是窝工，就是粗制滥造。涨上去以后，收回来很费劲。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教训。今年计划不再大变了，大体不变，个别调整。在讨论《关于筹建中国画院和中国戏曲学院的报告》时说：地方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员，不仅要吸收学理水平较高的老画家，而且还应吸收学理水平虽不高、但手艺高实践本领大的人。参加画院工作的老画家不必集中到画院，可以在家里或到画室里或采用带徒弟的方法教学。招收的学员不一定都是高中毕业生。学生中可以有学的，也可以有研究的，不要和普通高等学校采取同样的规格。总之，要本着百花齐放、各显所长的方针去筹办。
6月3日 前往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参观北京规划模型展览，听取城市建设规划汇报。在听潮白河、滦河引水方案的汇报时，提出要注意解决北京用水和河北省的用水矛盾，要好好研究，不能光顾了北京，让河北遭殃。在议论天安门广场规划的第一方案时说：如果在纪念碑两旁盖两个圆顶博物馆，这样一摆，把纪念碑挡住了，不好，圆顶和中国建筑也不相配。在听到机关单位和福利设施的规划时说，目前投资也不合理，光投资在机关办公楼、工厂上，不管修建宿舍、商店等。建国初期这样做，是因为房子、设施都有点富余，现在不行了，既然要组成社会，就要有相应的福利设施。因此，将来新建机关办公楼，在附近必须要有宿舍、商场、学校、托儿所一套设施，否则交通、生活都会发生问题。还对把石评梅、高君宇墓碑移出陶然亭一事提出意见，说：留着它可以向青年宣传革命与恋爱是不矛盾的。十一以前必须把高君宇的墓碑搬回来。
6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在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时，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急躁冒进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据此，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十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再次讨论并原则通过《报告（初稿）》，批准四日会议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6月4日、7日、9日 约出席国务院体制会议的山东、河南、安徽三省代表谈话。
6月5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压缩仍不切实际的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问题时说：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我们的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争取超收。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预算数字一定要削减。明知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同意将李富春和薄一波的办法相结合，预算一律削减百分之五。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作出了削减国家预算的决定。
△接见来中国参加世界文化名人海涅纪念活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恩斯特·舒马赫和汉斯·齐布尔卡，说目前客观存在着两个德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德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做，我们愿意和西德来往，同全德意志人民友好往来，不分东德和西德。中国愿意和一切国家，包括两个德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不能太急，我们在等待。
6月7日 凌晨，和李先念、吴波〔注〕商谈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有关问题。
〔注〕吴波，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转廖承志、方方关于制止侨眷外流和侨汇下降等问题的报告给广东、福建并告各省市委的指示。指示称：“望根据广东、福建两省有侨眷的地区的具体情况，研究和采取参照廖、方所提意见若干紧急措施，以有效制止目前侨眷大批外流和侨汇下降的趋势。”
6月8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一九五六年对外贸易计划中主要情况及问题的报告》时说；对外贸易总的情况是发展的，但还存在需要和可能的矛盾。现在战争打不起来，资本主义国家都要找市场。我们的外贸政策是反对禁运，但也不急于解除，再搞上七年，那时我们生产大发展了，可以有更多的产品出口。目前的外贸方针，主要是平等互利。
6月9日 发出关于各部门应派有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出席体制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各部门派去参加会议的同志，很少发言，展开争辩。这样，不同意见不能真正地交锋和通过分组会议集中起来，必然增加了最后制定方案的困难。”为了补救这一缺陷，在国务院六月七日已经发出一个通知的情况下，再发一个通知，即：“各部门遇到体制会议分组讨论和本部门有关的体制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派有关的司、局长以上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参加讨论，并讲出本部门和自己的看法，与各省（市）同志详尽地交换意见。”
6月12日 和陈云主持国务院第三十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通过《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草案）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草案）》时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各项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加强计划性。首先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反过来预算又会影响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向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提出的这个报告是工作报告，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会议通过这个文件，决定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晚，参加最高国务会议。会上讨论有关一届三次人大的事宜。
6月13日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定的《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草案）和一九五六年预算（草案）》的说明。
6月14日 主持国务院第三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决定提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看望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后归来的陈毅。
△接见印度大使尼赫鲁，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说：中美大使级会谈已进行十多个月了。中心的问题是美国企图要么发表一项有利于美国一方的联合声明，要么就不发表声明而使会议拖下去。美国提出的修改后的联合声明只照顾到美国的片面利益，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美国提出的这种修改，使声明的整个内容变了质。摆在美国面前有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不达成协议而拖下去。我们也有两条道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如果美国要拖下去，我们有自由，就是说，如果拖对我们有利，我们就跟它拖，如果拖对我们不利，我们随时都可以不跟他拖。这就是我们对中美会谈前途的看法。当今世界局势是有利于世界和缓的。尽管美国政府中一部分人要阻止和缓，要继续冷战，但是要拖回总的趋势是困难的。基本因素是：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越来越拥护和平，反对战争。又指出：中国支持印度倡导的扩大和平地区的政策，美国也不好表示反对，但是它很恐惧。我们不排斥同美国合作，我们其反对美国现行的侵略和冷战政策，但是美国却至今在各方面排斥中国。英国是想和缓的，但是它的做法使我们怀疑其效果。以禁运问题为倒，英国利用例外程序批准一些仅仅对英国有利的出口货，这样做，并没有照顾到中国的需要，因此不是对双方有利的。以这种办法来打破禁运是困难的，虽然英国采取了同美国不同的步骤是值得欢迎的。
6月15日—3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二十八日，作《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说：“本着‘万隆精神’，中国从各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国际接触，推进和改善同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的关系。中国为了继续和缓和消除印度支那、朝鲜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也是大家知道的。”还说：“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它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是永远敞开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都有权利和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注〕三十日，在会上讲话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表示接受大家就政府工作提出的批评，研究这些意见，并愿意在实际工作中，督促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检查和纠正缺点和错误，改善政府各方面的工作。同时。就政府工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体制、财政工作、职工群众生活、文教工作和反对官僚主义）作出说明和解答：“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中央与地方的适当分权，是为了更能发挥地方和广大人民发展生产、加强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职权的划分。具体表现在各种体制上。”“过去我们提出了‘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群众的生活，的方针，这是正确的；反过来说，我们适当提高职工的工资，改善职工的生活，正是为了促进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注〕六月二十八日晨，毛泽东审阅这个发言稿时批：“此件很好。”
6月16日 主持国务院第三十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实施程序的通知》。
6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讨论委派李富春去苏联的问题。
6月18日 接见印度大使尼赫鲁，谈话中说：“当前，整个国际局势肯定是有利于和缓的。”“不参加军事同盟、坚持和平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所形成的和平地区，已经扩大，这就使战争难以打起来。”“我们不排斥任何国家。”
△接见来中国参加世界文化名人海涅纪念活动的苏联作家索布柯、凯特玲斯卡娅和穆卡诺夫，在答话中说：三蛱水电站还在研究规划中，年底才能确定方向。还要苏联专家的帮助。总的方向是在长江建水库。它能防汛、灌溉、通航、发电，但要建几个坝、什么样规模、在什么地方建，还要好好地研究。
6月20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工资改革后对多子女人员生活困难的补助问题时说：在文件中不好写上解决多子女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写了就等于鼓励多生子女。避孕今后还是要大力提倡。我们应该做到有计划生育。
△《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指示中宣部根据五月以来国务院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6月22日 接见缅甸大使吴拉茂，在接受转交的吴努总理的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和中缅边界问题的信时说：中国的基本精神是赞成在当地出生并愿意留居的华侨更多地取得居留国的公民籍。现在，双方可以就此问题先行接触，讨论程序问题。目前处理边界问题的首要的也是最好的原则是维持现状，然后设法解决。但这个原则在实行时还会有许多问题。就中缅边界的现状而言，是可以以缅甸独立、新中国成立那时的现状来做根据的。中缅间南段有未定界。北段也有未定界，但那里双方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因此我们看到南段的问题，也要看到北段关系好的原因。关于设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的事将加以研究。
6月23日 在国务院体制会议上讲话，针对集权过多给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说：“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中心，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了分权给地方的问题，以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便于动员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有些部门有这样的顾虑，怕分权后分散力量，影响生产、基建、技术和计划。”其实，“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是为了发展生产，不是为了缩小和妨碍生产”。“过去担子一个人挑，现在很多人挑，可以大大发展生产力。”中央要分一部分权力给地方，“主要的是为了增产，而不是分产，这是太原则”；“主要的是使地方有权，有权才能动员”，“有权就能增加生产”。不要怕分权，“适当分权给地方就会更好地集权于中央”。“中央有权，地方也有权，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初期“体制那样集中是有必要的，搞五年计划，大家都没有经验”。“现在来研究体制不是太晚，条件成熟是到去年底和今年初。”“这个改进不是一下子实现，而是逐步实现”，“就是说今年准备，明年试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会有更好的改进”。总之，“不要急躁冒进，也不要右倾保守；要逐步实现，不要求一步登天。”
△接见印度大使尼赫鲁时说：世界的形势趋向和缓，这不能不影响到美国的政策。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致力于促进国际局势的和缓，这是对世界和平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处于尖锐的对立，不仅在台湾地区如此，在日内瓦的会场上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让美国国内主张冷战的那些人得到一种错觉，以为可以用战争叫嚣来威胁我们，或者无理拖延会谈，以为威胁可以得势，欺骗可以得手。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并且加强自己的力量。否则，我们要和缓却反而得不到和缓。这就是我们对形势的观察。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会议的准备等问题。
6月25日 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三四月份劳动部召开的全国工资会议，初步拟定了工资改革方案。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国务院又召开全国工资改革方案平衡会议，确定增加工资十四点零八亿元。。今年工资总额的增长是解放后最高的一年，而增加工资的人员中约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是月收入五十元以下的职工。”“这次工资改革，主要从制度方面解决了四个主要问题。”“第一，取消工资分和物价津贴制度，实行直接用货币规定工资标准的制度。”“第二，改进产业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工资关系。”“第三，改进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对于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与轻易劳动，在工资标准上规定了比较明显的差别。”“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工资待遇上的平均主义。”“第四，改进企业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制度。”《报告》对工资改革的领导和步骤等作了具体部署。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
6月27日 接见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合会三团体谈判代表和接运战犯代表，听取日中友好协会的长野重右卫门转达重光外相对中国释放日本战犯的宽大措施所表示的谢意，并说：几年来的情况起了变化，所以我们决定了这一方针。中国政府决定分三批释放日本战犯，释放的人数超过一千人，只有四十五人已经和准备判刑。这些都是犯有严重罪行的。在中国人民面前，如果日本战犯一个也不判刑很难交代。
6月28日 接见日本国营铁道工人访华友好代表团、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文化代表团、日本法学代表团和日本电影界和贸易界人士，说：“战后中日两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是站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日本处在一个和从前不同的地位，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而是反过来受别人压迫。这就引起我们很大的同情”，这“就使我们两国人民愿意站在同情的地位互相接近、互相友好”。又说：现在中国关押的一千多名日本战犯，我们处理的办法是，对其中绝大多数由于罪行比较不是那么严重，而且在关押期中又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的，不予起诉，送回日本，大概有两批即可送完。另一部分罪行严重的共有四十五人，我们也从轻判刑，并且决定，如果他们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对年老、患病或身体不好的还可以考虑假释。“战犯在东京、纽伦堡的法庭上都有判死刑的。但是，我们考虑现在不需要这样做，可以从轻处理。而且，我们还考虑可以邀请这些战犯的家属来中国访问，看看自己的亲人。”“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一小部分战犯判刑呢？这是因为对中国人民要有一个交代。”我报告这些情形，希望诸位回到日本后向日本人民解释。“中国政府也要向本国人民解释”，“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结束了，再开始中日间全面的友好合作”。“我们的飞机场、火车站、码头为你们开放得越多，那就越能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强调：“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随时都伸出友谊之手，随时都愿意和日本政府商谈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问题。”
7月1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指示》指出：“大量养猪，对于增产肥料、提高农作物产量是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为了保证肥料的供应、城乡的肉食供应和出口贸易的迫切需要，“必须积极发展养猪业”。具体办法是：（一）“积极组织社员家庭多养猪，‘私有、私养、公助’是当前发展养猪的主要办法。”（二）“在粮食增产的基础上，切实解决猪的精饲料。”（三）有的地区生猪收购价格偏低，致农民养猪无利，甚至亏本，应该迅速加以调整。（四）“加强猪的疫病防治工作。”
7月2日 和张玺、王光伟〔注〕商谈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方案轮廓初步试算草案。此前，国家计委曾函报周恩来，经过中央先反右倾保守，后反冒进，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收入和各种指标虽经削减，仍然偏高。
〔注〕王光伟，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约黄河三门峡水电防洪工程部门负责人和有关同志谈话。三日，接见参加这个工程设计的苏联专家。四日，又约陕西、甘肃、河南、山西四省有关人员谈三门峡工程问题。
7月3日—5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方案轮廓初步试算草案。三日，发言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对今天讨论的第二方案要精打细算，要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这就需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要大致准确。为此，第二方案确定二千六百亿元的财政框框可以推翻。大家要注意三个问题：生产收入、基建开支要平衡；基建投资要有个限制；预算收入不能应付支出，要减只有减国防和基建。又说：双轮双铧犁的生产可以停一下，拨一部分钢材给商业部用。我摸了五个月了，现在敢下命令了。四日，发言指出：在生产与财政的关系中，生产是中心。生产多，上缴利润就大。五日，发言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详细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数字和方针问题。数字和方针是有联系的。第二方案既然是为了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那么，提出在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五百亿斤就有很大虚假，是很不可靠的。因为，如果把一九五七年的产量设想为四千一百二十五亿斤，那就要递增百分之六才能实现，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两年歉收，以实绩计算每年只递增百分之四点六。虽然合作化后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影响。因此，搞这么个假象不好，是危险的，即使把一九六二年产量定为五千三百亿斤，也值得考虑。又指出：在工业生产指标上，设想到一九六七年钢铁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到三千万吨，这是高的想法。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联邦德国都没有达到二千万吨钢，但国内什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个工业国。在财政收支指标上，每年以百分之十六的速度增长，我们觉得有困难，应该压下来，最后压到二千三百五十亿，递增百分之十二。随后，全力主持编制“二五”计划的建议，指示国家计委根据“一五”计划的经验，做好各项平衡工作，留有余地，即要正确估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在此基础上安排积累与消费比例，妥善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提出稳妥的投资总额，以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
7月4日、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商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关问题。
7月5日 接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就其提出的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和其它党派参加政府等问题发表意见。
7月6日 接见巴西、智利、阿根廷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就客人谈到新中国的成就和周恩来个人所起的杰出作用时说：个人在整个国家中只能起螺丝钉的作用，主要还是由于人民自己的觉醒才能得到胜利。中国是个古老的落后的国家，在解放后的六七年中，虽然做了一些事，但做得还很少，进步有限。又说：你们在参观中看到中国落后和不好的现象，可以提出来，不必客气，也不一定要集体去看。不要管他们的招待计划，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可以采取袭击办法，在他们没有准备的时候就去看。我就常常采用这种办法。他们常常问我到哪里去，我总是临时决定，让他们不能预先准备，这样我就能看到我要看的东西。还说：中国革命的确经过了很多困难才取得了胜利，在困难中犯了一些错误，也走了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经常回忆这些历史，这样可以改进工作，可以少犯一些错误。
7月7日 召集聂荣臻、薄一波、宋任穷〔注〕、黄敬谈科学发展远景规划问题。
〔注〕宋任穷，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7月8日 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说我们正在试验着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因此一定会有缺点和错误的。同时，虽然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制度，但是要在各国建立这种制度，就必须把它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各国的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因此两者结合的时候一定会产生许多矛盾。只有克服这些矛盾，才能得到进步。在谈到民主问题时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已使国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可以扩大民主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正在从事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体制问题，以防过分集中所带来的缺点和阴暗面，也就是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也将便于我们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在谈到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问题时说：这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说来，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功劳，但也有过损害。中国共产党认为，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着想，把这个问题放在党内解决更为有利。
7月11日、12日 出席第二届政协全国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二十七次会议，座谈《关于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办法（草案）》。在会上就肃反要否继续、如何实行宪法、过去肃反工作成就大还是偏差大、从严处理还是从宽处理以及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法律和人道主义等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7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关于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的办法（草案）》时提出的意见。
7月12日 复信达赖：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成就，这主要是你和班禅几年来为西藏的团结和进步事业努力的结果。筹备委员会担负着艰巨的任务，这就需要更加加强西藏的内部团结，以保证任务的完成。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请随时写信或打电话来同我们商量。中央人民政府将给予你一切帮助。对于你姊姊提到的，由于你的家属在国外的一些活动使你常感不安的问题，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感到不安，因为你的情况和他们完全不同。中央和毛主席完全信任你。你也不必急于劝他们回国，可以先同他们经常通信，告诉他们中央的政策和西藏的真实情况。如果他们有经济上的困难，你也可以设法接济。关于印度和尼泊尔最近对你的邀请，我们同意你的答复，那就是，在原则上不排除将来去访问的可能性，但由于西藏自治区在筹备期中，工作重要，现在不能去。
7月13日、16日、19日 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注〕、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在谈话中，就曹问及周恩来十几天前在全国人大会上发言谈到“和平解放台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时说：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它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中共说什么，要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注〕邵力子，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屈武，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7月14日 接见奥地利工业协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哈斯格率领的奥地利工商界代表团，就客人谈到中国是大国、奥地利是小国，不过奥地利工业还可以，如互通有无，彼此都会有好处时说：非常需要。一个国家不可能闭关自守。国家不分大小，要看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中国虽大，但是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奥地利虽小，但是工业水平很高，文化也不低，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至于大小的问题，在朋友交往中不能这样讲。如果从人来比较，那你们的个子都比我们高大。还说：中国人听惯了东方的音乐，也要听听西方优美的音乐。美国的音乐我们也欢迎。中国有句话是百花齐放，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喜爱，让它们都开花。
7月15日 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和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讲话，介绍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并强调它的重点所在：你要搞更多的重工业，就要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你要真正地去建设内地工业基地，就要很好地发展沿海工业；你要加强国防力量，你就要很好地进行经济建设；你要集体利益更发展，你就要适当地照顾个人利益；你要巩固中央的集中领导，你就要适当地分权给地方；你要达到全国人民团结的目的，你就要加强各民族团结，和党外群众、各民主党派合作，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你要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少犯错误，你就要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你要巩固革命的专政，就要更好地改造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你要巩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扩大工人阶级的和平的统一战线，孤立美国好战集团。在谈到肃反问题时说；开国以来已进行了两次肃反了。第一次是在清匪反霸之后或同时进行的，那是大张旗鼓地镇压社会上的五种反革命分子。去年发动的机关肃反，就想把整个机关工作人员、拿工资的工人阶级队伍来一个清理。因为我们要巩固革命的专政，必须把我们的基本队伍——工人阶级的队伍搞纯洁。这个运动应该继续，应该善始善终地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数目字要比上一次少，因为整个社会进步了，我们搞过一次大的肃反运动了。又说；对犯人，对死刑缓刑，对劳动改造，对管制的，第一应该有人道主义，采取不人道主义的待遇是不对的，应该改正。另一方面，人道主义有一定的界限，不能超过法律范围。强调：在肃反工作中要小心谨慎，经常纠正缺点错误，尽量少犯错误，否则就会出偏差。要进行工作检查，这是现在要做的中心工作。我们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成绩。现在应该把民主范围扩大，来弥补专政中的一些缺陷，来纠正工作上的偏差。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讨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17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国家经委《关于一九五六年钢材、水泥、木材供需上存在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时说：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今年的生产和基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同时应该指出增产节约仍然是我们今后经常的任务。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它条件。根据目前材料的紧张情况，在安排今年下半年生产的时候，应该为明年生产作准备。强调：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这就要摸实际情况，每年下去看看。只要摸了实际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致信班禅：这几年，你协助达赖喇嘛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你和达赖喇嘛在增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方面和西藏内部团结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中央和毛主席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的。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干校校长人选问题给西藏工委的指示电稿。电稿称：“达赖表示愿当实权校长，是一种要求权力渴望有所作为的表现，迄今为止，达赖所处的无权的、处处要受贵族官员挟制干涉的地位，如不能逐步改变，对于开展工作是不利的。”周恩来审阅时增写：“应该认识，支持达赖积极性和逐步帮助他取得实权，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因此而使达赖在其周围完全陷于孤立，这就不利于达赖逐步有权，甚至有害。”
7月18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双轮双铧犁的产销问题时说：东北有大片早地、大马匹，马比牛听话，推行双轮双铧犁比较好。南方是水地，用的是牛，条件不同了。据陈正人说江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双轮双铧犁没有用，这样收回来的不会只十五万部。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做了些好事。用最大限度的集中权力，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利益，得出了最大的成绩。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有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忘记了民主，结果是滥用权力，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上面有官僚主义，下面有强迫命令。反下面的强迫命令，必须检查上面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结合，是我们行政工作部门的大问题，是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个问题。八大开会时应该讲一讲。我们每做一件事，总要有所得。
△国务院发出《关于双轮双铧犁减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今年双轮双铧犁的生产计划最高方案曾达五百万部。根据计算，全年最多能销售一百四十万到一百五十万部，因此决定今年的生产计划削减到一百七十五万部以下。
7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20日 离北京赴上海了解该市和江浙两省工资改革进展情况。抵达上海后，在听取上海市党政领导人汇报时，针对上海已经取消不合理的津贴，对过高的工人工资也有所降低，但接新的工资标准，许多任务人工资不仅不能增加反而有所降低的情况，说：上海是老工业基地，老工人多。在这次工资改革中，老工人工资应当适当增加，特别是高技术工人，工资高的也应有所增加。上海可以在规定的幅度之内采用较高的工资标准，也可以采取保留工资的办法。新录用的工人工资标准可以低一些。在听取江苏省党政领导人汇报时，针对其反映上海定为八类工资区，南京和苏州、常州、无锡四市都是四类工资区，差距过大的情况说；情况总是可以改变的嘛，你们工农业发展了，工资类别也可以提高。你们如果提高到五类，势必影响到周围许多地区，引起连锁反应。现在既然按“工资分”值和物价津贴计算，比四类工资区高百分之一（即零点三三）也不减少，就定为四点三三吧。对浙江省党政领导人反映杭州定为四类与上海差距太大的情况，解释说：上海工资水平高一些，工资区类别定为八类是历史形成的，不能攀比，你们回去后要向职工宣传和解释清楚。这期间，还分别向二省一市党政领导人强调：工资问题是关系生产和职工生活问题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抓紧抓好，做到绝大多数职工满意。
7月21日 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着重强调“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问题，说：“我们处在国际紧张局势肯定地趋向和缓的时期中。”“世界战争推迟的可能性加大，便于我们争取时机加速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专政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大不同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估计，必须认识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性”。据此，“今后处理反革命分子，在政策上会比从前更宽一点，而不是更严一点”。“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
△视察上海第一、第二钢铁厂。在第一钢铁厂参观时说：要关心工人的健康，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第二钢铁厂职工食堂参观时说；工人是创造财富的，他们很辛苦，你们领导要关心工人生活，要让他们休息好。吃好饭，要注意安全。
7月22日 返抵北京。途中，向刘子久、王榕〔注〕询问对处理江苏、浙江和上海一些具体工资问题的意见，并指出：对企业领导干部增加工资过多的问题要引起注意。如果照此下去，会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造成领导脱离群众，使领导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回京后，指示劳动部调查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劳动部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将各产业所属企业领导干部的职务工资标准压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企业科长以上干部增加工资的幅度，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厂一级主要领导干部增加工资的幅度，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十三。
〔注〕刘子九，时任劳动部副部长，王榕，时任全国总工会工资部部长。
△晚，出席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四川省甘孜藏区和凉山彝区叛乱和人民政府平叛问题。二十四日，召集来北京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廖志高、苗逢澍、张经武、张国华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对两地民主改革的指示，指出：党中央认为，这两个州的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我国各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我们应该遵照宪法办事，把奴隶、农奴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他们都有土地耕种。“这种改革是民主性质的改革。”过去云南、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改革的经验证明：“实行和平改革是可能的。”怎样做好今后的工作呢？（一）“力争实行和平改革。有关改革的问题，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上层人士同意后再去进行。”“在协商过程中，必须用道理说服人”，不要强加于人。改革内容有两条：“一条是使广大人民获得解放；一条是使上层人士失去对土地和奴隶或农奴的所有权，但得到政府的安置。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这样的民主改革，既有利于人民，也有利于上层人士”。（二）在四川藏区、彝区的改革中，对地主和奴隶主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等浮财，“也可以不动。不动就是不征收”。“当地劳动人民缺乏而又确实需要的，可以由政府出钱购买”。（三）“对藏区的寺庙应该采取更慎重的态度。”（四）“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族问题，都要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因为他们比汉族干部更懂得本民族的心理。他们点头，我们再干。他们不点头，我们就不要干。我们可以说服、等待，不能强加于人。”今后，“改革要更有准备，更有步骤地进行。在某些应该让步的问题上要让步。应该避免把改革问题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混淆起来，使改革做得更好”。（五）对于现在还在山上的叛乱武装可停战和谈。“要反复跟他们和谈，允许来去自由”，“如果他们硬要打，我们就自卫”。“诸葛亮七擒七纵，我们要十擒十纵，百擒百纵。四川省的气魄应该大些，否则就要甘拜诸葛丞相的下风了。”“只要叛乱分子停止叛乱，一律宽大处理，一个不杀。”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周恩来的传达报告转发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广西省委，新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西藏工委。
7月24日 召集有关部门领导人开会，商谈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有关问题，并交待以后的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八月下旬，陈毅主持召开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并修正《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十月，《草案》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十二月二十四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规划纲要（修正草案）》。
△主持原子能委员会会议，听取从莫斯科回来的刘杰、钱三强等汇报在苏联谈判的情况，并商讨中苏两国代表团共同商议起草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草案）》和中国方面的备忘录。
7月25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财政问题时说：今年计划就是冒进了。保守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冒进了更不好受。在讨论北京一九五六年度建筑任务时说：过去七年北京总共建筑了一千三百万平方米，怎么能在今年就建筑七百万或五百万平方米呢？这是冒进。我们应该很好总结经验教训，免得老犯错误。
7月28日 就中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与发展问题书面报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对原子能工业的建设速度与投资问题、技术干部问题、保证完成任务应采取的一些措施和成立原子能工业部等提出具体意见。十一月十六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
〔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拨专款对民间戏曲演员和艺人进行补助时说：不是救济，而是扶助，要重视他们。这方面，文化界有宗派主义，对民族艺术看不起。我们的音乐、舞蹈、美术应该吸收外国的东西来发展，但要在我们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吸取外国的长处，我们的艺术才能保持青春，才能发扬我们的民族之光。团结老艺人，也是个统一战线的工作。
△接见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任委员、古鹰产业公司董事长伊藤今朝市为团长的日本工商界代表团，就客人感谢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犯一事说：日本战犯已经释放两批，第三批八月间可能解决。判刑的四十五人中，武部六藏已经假释。他们在判决时一般都表示服罪，态度是好的。如果在监狱中表现得好，刑期也可以缩短。我们是想早日解决这个问题的，并不想拖。我们愿意结束这件事，为了双方友好的增进，把痕迹去掉。但是，我们不把这个问题作为恢复邦交、结束战争的前提。
△深夜，离北京赴北戴河。
7月31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一九五六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统筹分配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分配计划，是“根据国家需要、集中使用、重点分配和照顾一般的方针，并考虑到学用一致的原则”制订的。“尽先照顾了科学研究、高等学校的师资、工业部门（特别是国外设计项目）的需要；对其它部门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也给予了适当的照顾；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需要，也作了适当的配备。”
7月31日、8月1日 召集马文瑞、赖若愚〔注〕等开会，商谈工资和职工福利问题。
〔注〕马文瑞，时任劳动部部长；赖若愚，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夏末 以自己恋爱婚姻的历史教育侄女周秉德正确地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说：在旅欧初期，我曾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考虑，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注〕的。接着，就和她通起信来了。我和你们七妈是在共同的斗争和长期的通信中相互了解的，基础是坚实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
〔注〕指邓颖超。
8月1日 和薄一波、吕东、刘秀峰、万里〔注〕谈钢材平衡问题。
〔注〕刘秀峰、万里，当时分别任建筑工程部正副部长。
8月3日—16日 在北戴河先后召集多次会议，讨论修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稿），对第三方案和第三方案调整意见中的各项指标进行调整与核实。同时，讨论修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稿。
8月3日 晚，到毛泽东处谈话后，离北戴河，次日晨返抵北京。
8月4日 在彭真招待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沙多诺的酒会上向驻京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因为，“国有化是一个主权问题。我们不能干涉人家的主权，更不能用武力威胁，否则形势只会更加紧张”。主权问题是不应该在国际会议上讨论的。埃及政府已经保证运河通航的自由，如果英法还有所怀疑的话，那就应该通过协商求得解决。任何武力干涉的行动，一定要遭到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是一定要失败的。
△接见印度大使尼赫鲁，表示接受大使转告的尼赫鲁总理对自己访问印度的正式邀请。
△接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缅甸大使吴拉茂，请大使带回他致吴努总理的复信，并告吴努，他将于十二月前往缅甸访问。同时，就中缅关系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说：中国政府认为，缅甸政府关于成立中缅联合委员会来协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建议是好的，愿意接受。委员会成立后，就可以开始协商如何解决划定边界的问题，划界的程序和其它问题。缅甸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不复杂，中国愿意早点解决。将曾向吴努说明过的中国政府对待缅甸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主张告知大使。并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在华侨中停止发展组织，因为，那容易同本地的进步运动纠缠在一起。华侨在国外是为了贸易和进行其它的劳动，没有必要参加政治活动。如果他们要参加，可以回国参加。
△召集文化部电影局有关人员座谈影片《宋景诗》。
△深夜，离开北京，次日晨，抵达北戴河。
8月5日 主持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
8月8日 陪同毛泽东约见民主人士，座谈各民主党派为支持埃及政府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以及镇压反革命问题。
8月10日 致电率领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方就中国“二五”期间的援建项目进行谈判的李富春：中共中央已定于八月下旬召开七届七中全会，“二五”计划和报告急待定稿，一九五七年控制数字和体制等问题正在研究中。国务院和计委工作十分紧张，如莫斯科事情已经不多，希望张玺〔注〕即提前回国，以便参加上述工作。十八日，再电李富春：你和王鹤寿、赵尔陆应于八月底赶回参加八大预备会议。
〔注〕张玺，时任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副团长。
8月12日 出席国务院体制会议。
8月14日 接见印度计划代表团，说：目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受着自然界的影响。中国像印度一样，地步人多，每个农民只有三亩地。要增加生产，现阶段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合作化，再加上一些增产措施。中国目前也还谈不到农业的机械化和大规模开垦荒地的问题。农业的改造，需要分两步走，即：第一步，合作化加上一些增产措施；第二步，才是机械化和垦荒。因为我们国家大，地形不一，在丘陵和水田使用拖拉机还有问题，而且我们现在还不能生产拖拉机，即使有了拖拉机也还需要供应大量的汽油。至于开荒，成本不小，对于农业增产的意义并不太大。还指出：我国的劳动工资政策是少增加或控制高的工资，多增加低的工资。为了鼓励生产，不同级别的工资应有一定的差额，但不应太大。现在工厂矿山中的技术工人的最高工资只相当于最低工资的三倍。行政部门的差别要大一些。另有极少数人，如科学家、艺术家等，每月工资收入虽稍高，每月有达一千多元的，但毕竟为数极少。
8月15日 将所审定的中国政府《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声明》报送毛泽东。毛面告：“同意照此发表。”
8月16日 前往毛泽东处商谈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8月17日 零时离北戴河，晨返抵北京。
△接见印度农业合作化、农业计划及技术两个代表团，在回答客人提出的“远东人口多，将来如何解决”问题时说：我们的看法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认为，从人类发展方面看，经济、文化、生产可以计划，为什么人类发展不可以计划？人类可以主宰一切物质生活，如对自己的生育都不能主宰，这也是个无政府。解放以后，精神上愉快，物质条件也好一些，就放心生孩子。青年结婚不久就生了五六个孩子。对此，我们觉得应该有节育的办法。提倡节育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首先是为了母亲与孩子的健康。第二是为了教育，生得太多难以教育好。第三是为了使民族一代代健康。节育很重要，要人民能自觉执行，这可以使人口增长率降低。在谈到中国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说：在中国最近有希望搞大社的趋向，因此造成一些强迫命令。在实现机械化以前，农业社太大了不好搞。原来的小社，不要再让他们组成大社。现在有的社已经扩大到五千户，五万亩地、五十个生产队，比大工厂还大，我怀疑是否搞得好。这样大的组织，在人口集中的地方还好一些，山地土地分散更不好管。个体农民都组织在合作社内，要以生产队去安排工作，是不是有秩序有纪律，同对个体生产一样有兴趣？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不能忽视人力畜力耕作时代的个体耕作习惯，同时合作社增产不能很快，所以搞些个体生产，对改善农民生活是有利的。我们主张合作社搞粮食及经济作物及主要的副业，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生产，这不致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措施。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三次稿）。
8月18日 在谢觉哉〔注〕请求拨付一九五六年救济款的报告上批示：请李先念“交财政部照拨”。“各省灾情和救济款额及办法，已告内务部邀请有关各省在京人员汇报后妥予解决。”
〔注〕谢觉哉，时任内务部部长。
8月19日 接见新加坡劳工阵线主席、前新加坡首席部长戴维·马歇尔，针对客人的担心说：中国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这些国家都遭受殖民主义的统治。中国刚摆脱殖民主义，因而必然同情独立运动，很自然地憎恨殖民主义。如果我们今天要求对外扩张，那就是走殖民主义的老路。这样做，不仅我们的制度不允许，也不合人情，也不合乎这个时代。又说：中国的确有一千二百多万华侨在国外，这就形成了这些国家怀疑的因素，也是被西方国家利用为挑拨的借口。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于我们的过错，而是历史发展所造成的，新中国不能对此负责。旧政权不解决这个问题，还利用它，使华侨问题更加复杂。中国政府认为，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应该设法解决。因此，我们不拒绝并且很愿意与每一国政府或有代表性的当局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绝不想拖延，更不是想利用这个问题来进行扩张。同时，阐释了中国政府对待华侨的政策。
△接见远藤三郎、金泽正夫、堀毛一唐等日本前军人访华团，说：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于日本。中国正在建设，需要向日本学习，学习日本的科学技术。中国是开放的，欢迎你们来。如果日本开放，我们就派人去学习。同时申明：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并不排斥别国，而是为完全独立而奋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仇视任何国家。美国现在压迫和干涉我们，也在压迫和干涉你们，我们应共同消除这种压迫。如果美国不压迫我们，我们就不会排斥它，还和它做朋友。我们应同亚非各国以及世界各国友好，这样在世界上才能避免战争，才能真正和平共处。我们教育军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月中旬指示总理办公室财经组将八大《政治报告（草案）》同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草稿进行对照研究，找出有关重要提法和工农业生产有出入之处供参考。二十三日，财经组提出三个方面的参考意见。
8月20日—26日 接待并同应邀来访的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会谈。二十一日，就富马提到老挝是个小国时说：老挝从人口来说是很小，但从土地来说却并不小。国家不分大小，都应受到别国的尊重，尤其是邻国。中国是人口多、地方大的国家，因此更要注意尊重其它国家，尤其是邻国，并应求得友好相处。何况，我们两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年的来往，而且都受到殖民主义压迫，最近才得到独立。我们不仅有历史的友谊，而且还有共同的遭遇，因此我们更容易了解。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应该互相支持。这是符合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的。又说：你们在独立后要恢复战争创伤，要建立独立的经济，就需要其它国家的帮助，这是可以理解的。各国经济贸易的来往和人民之间的接触是很重要的。但必须遵守平等互利的原则，不能有任何政治条件。我们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主权。我们总是希望我们邻国成为富强、独立、统一的国家。还说：老挝需要国际的援助，你们应该到各国去访问。中国政府不反对你们到美国去访问，也不反对和美国友好。我们也愿意到美国去，但它们不让我们去。二十五日，在会谈中说；中国很愿意帮助老挝建设，如同我们帮助柬埔寨一样，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随后，和富马发表《联合声明》。
8月20日—24日 先后五次听取国务院体制会议情况的汇报。
8月21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讨论中共八大主席团名单、七届七中全会决议、八届中委选举工作建议、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八大日程和八大预备会议的工作安排等。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
8月22日 听取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玺汇报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同苏联政府就中国“二五”计划期间的援建项目进行谈判的情况。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 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议通过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准备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草案）》、《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
8月23日 同张玺、薛暮桥等商改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草稿。到九月上旬，经同张、薛等多次修改，形成《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草案修正稿）》。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决定任命余秋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二十九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批准此项任命。
8月27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对老挝政府代表团访华问题的看法致罗贵波转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的信。信中称：老挝王国政府同寮方已就国内问题取得初步协议。“富马在会谈中强调由于老挝所处的地位，愿意执行和平中立政策，表示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允许外国建立军事基地。我们对这种立场表示予以尊重和支持”。总之，“目前是一个有利时机，应该利用它来逐步争取越老关系的正常化”，“从而在较为有利的条件下解决老挝本身的民主统一问题”。
△接见途经中国回国的缅甸驻苏大使吴旺和驻华大使吴拉茂，就中缅边界问题交换意见，说：“根据中缅两国总理一九五四年会谈公报，未定界应该由双方谈判解决，当时双方的默契是维持现状。现在，缅甸政府说北段是未定界，南段的边界已定。”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府应该“在五项原则和友谊的基础上，找到有利于双方的解决办法”，“应该按照吴努的建议，成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谈判解决南北两段边界问题。这才是公道，否则就不能寻找到解决的办法”。“在南北两段的紧张局势应该缓和下来，双方对立是不好的，是不利于增进我们的友谊的。”“在南段，即使我们承认一九四一年线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考虑把中国军队撤离一九四一年线以南的地区。我们同时要求，在北段，缅甸军队也从片马、岗房、古浪这几个地方同样由英国文件承认是中国的地方撤走。我们还要求缅甸军队撤出今年在北段所占的五个地方。”这样把双方隔离开来，由联合边界委员会寻找一个恰当的解决办法。强调：“南北两段应该同时解决，这才符合两国总理所发表的公报。”“尽管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还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要把两国的关系搞好。中国不会多占一块土地。”
8月28日 和陈云主持国务院第三十六次全体会议，并就《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中的各项问题作了说明。指出：体制会议主要是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说决议（草案）反映了他在六月二十三日会上讲的意见。现在还有两点应该在《决议（草案）》的序言中提出：一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一是分权于地方是为了更好地集权于中央。
△到医院看望李四光。
8月30日—9月13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会议对中央委员会准备提向代表大会的各项报告和文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8月31日 和国务院副总理、各办主任座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草稿）》。随后，对报告（草稿）进行多次修改，并送毛泽东等审阅。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两次致信周恩来，并在第一封信中说：“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同日，形成《建议的报告（修正稿）》。
△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八大报告起草委员会、各代表团团长会议。
9月1日 参加授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平奖金授奖仪式，并且说；“我代表党和政府热烈祝贺您为祖国赢得了光荣，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希望您好好保重，健康长寿。”
9月5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讨论八届候选中委名单。
9月6日 和张闻天、陈伯达、章汉夫、乔冠华商谈对《政治报告》中目前形势部分的修改问题。七日，根据毛泽东来信的要求，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两部分，将原稿中“在一九六二年，要求粮食生产五千至五千二百亿斤，棉花五千至五千二百万担”一句改为：“要求生产粮食五千亿斤左右，棉花四千八百万担左右”，并作旁注：“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协商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增写：“应当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八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对周恩来的修改处表示认可。十日，周恩来就《政治报告》目前国际形势部分的修改问题，致信胡乔木：“外交部同志起草的这个稿子，只是将原稿国际形势和国际支持两部分同外交部前稿掺和在一起，而没有很好地加以改写。这就显得眉目不清，形势和任务、国际关系和国际团结都有混淆之处。我以为这部分题目或者叫‘国际关系问题’，或者叫‘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政策’，而不宜叫‘加强国际团结’。内容先讲形势，后讲任务。形势这部分大体可用，但仍须在开头加以概括的分析。任务这部分。可以先讲国家关系，后讲各国人民之间的支持，但必须根据五项原则，条理分明，界限分明。”
△晚，和张玺、薛暮桥、杨英杰〔注〕、王光伟等商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草案）》。九日，指示布置付印等事宜。
〔注〕薛暮桥、杨英杰，当时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9月7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讨论八届中委候选名单和八大《政治报告（草案）》的修改问题。
9月9日 接见基特西基思率领的希腊访华代表团。说：中国和希腊都是古老的。世界上一些有古老文化的国家，由于现代工业差，今天都容易受到欺负。我们两国都还同样受到外来侵略，你们有塞浦路斯问题，我们有台湾问题，两国颇为相似，都是受殖民主义的灾难。可是有一点，只要所有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都努力发展工业，就可以在世界上得到平等的地位。还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东西方国家签订长期贸易合同是需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促其实现。譬如说，中国并不拒绝同美国恢复关系、发展贸易，反而需要它们的东西。问题是，现在是在禁运当中。我们的建设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有些需要的东西是美国所有的。
△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会上座谈中共召开八大问题。
9月14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设酒会欢迎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苏联等四十六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
△接见印度大使尼赫鲁，就他提出近来有的国家的报纸报道了许多中缅边界问题的消息一事说；关于中缅边界问题，两年前两国总理就曾提起过，今年才在通信里提到它，准备加以解决。中缅双方对边界问题的看法是有些距离的，但我们认为可以根据五项原则设法加以解决，而且是不难解决的。最近，中国已派人去边境了解情况。至于吴努来北京谈，我们是欢迎的。
△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向他介绍中共八大会议的准备情况说：根据中共七大的经验，出席中共八大的党代表提前半个月来京参加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期间，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讨论了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十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等文件；二是进行新的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预选，这是由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提出名额、各代表团提出人选，并由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会同各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议，根据一定的名额拟定预选名单，再由各代表团对预选名单投票表决。并告：根据我们党章中新的规定，党的代表将变成为期五年的常任代表，像我国人民代表一样。党的代表将经常举行会议，党中央将向党的代表报告它的工作。这样，党的代表将有可能更密切地联系群众和经常监督党中央的工作，扩大民主的基础。
9月15日—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六日，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执行“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指出：“一五”计划的执行，“取得了比预想还要快还要大的胜利”。同时，也“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就使我们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做得更好”。“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应该“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或者“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同时防止“只顾建设的要求，不顾财政的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而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计划”，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报告》在阐述“二五”计划的五项基本任务时，着重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报告》阐释了“二五”计划建议的若干主要问题：“合理地积累和分配资金”，“正确地安排基本建设计划”，发展工农业、运输业和邮电业，加强商业，“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实行企业改组和人员安排”，“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培养建设人才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继续厉行节约”，“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和协作，扩大国际间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合作和联系”。指出：“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现有人才不足，“我们应该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重要方面的问题，防止百废俱兴、平均使用力量的偏向”。二十七日，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议期间，陪同毛泽东接见苏联、希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团，并单独接见印度、希腊、挪威、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
9月20日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上作《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说：“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行动，中国人民都不能置若罔闻。”“埃及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伟大斗争中定会得到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和陈云、刘晓〔注〕、李强等商谈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问题。
〔注〕刘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9月23日 接见缅甸大使吴拉茂，接受转交来的吴巴瑞总理就中缅边界等问题给周恩来的信后说：中缅两国的问题，通过交换信件来谈判总有些困难，贵国吴努来访时将会谈得更清楚。我想我们一定能找到不仅不会损害两国邦交反而能推动两国友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9月25日 接见卡达尔·亚诺什率领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说：在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上，我们的做法是，对可以给中央也可以给地方的权力就多给地方一些。这样中央可以抽出更多时间来注意中心问题，少犯一些错误。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但也不能忘记它有缺点。因此，我们要自觉地扩大民主。在民主基础上集中，才能是可靠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要有意识地保存一些不同的党，在党内保留一些不同意见。这样做是可以的。
△在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批判斯大林被资产阶级利用了，给有些兄弟党带来一些困难。这次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准备是不够的，是在气愤的情形下宣布的。在客人提到斯大林的性格时说：性格不是主要的，环境最重要。列宁死后十年内，斯大林慎重地处理党内事情，团结了党内力量。十年后，他作风不民主了，环境也允许他那么做。这对我们是个教训，教我们要注意党内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进行集体领导。如果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集中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对我们执政的党特别重要。应注意党内党外的意见，如果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就会落后。又说；斯大林不但是苏联的伟人，而且是全世界的伟人。他的功劳有世界意义，比如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问题，关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和在领导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等方面。他的错误也是世界性的，影响到各国的党。当我们党犯错误的时候，也受到他的错误的影响。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王明路线时就是如此。抗战初期，他要我们一切支持蒋介石，王明是执行这个意见的，但我们中央有不同的意见。在抗战即将结束。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他赞成把中国划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要我们无条件地和蒋介石合作。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又怀疑中国对美国有幻想，一直到朝鲜战争，我们和美国打起来了，这问题才解决。这些都是重大问题，但是为了国际团结，不提这些事，以团结为主。我们用一篇文章〔注〕指出了他的错误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错误主要是斯大林犯的，但有着社会和思想的原因。因此，我们在天安门还是挂马恩列斯的像。另一方面。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苏共这样做是很勇敢的，是有贡献的。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大家的思想也解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