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的我喜欢到图书馆翻阅旧报刊、古图书。前阵子偶然看到上海《文汇报》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七版上刊载有一篇《血脉情深——周恩来与绍兴的渊源情愫》（以下简称《情深》）的文章，文中竟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周恩来出生在绍兴。作为周恩来研究专业人员的我，自然十分感兴趣。然而细读之后，却发现根本经不起推敲，只不过是目前社会上一种“争抢”名人的一厢情愿之举。
《情深》的主证是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时任武汉医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张泽生的回忆。他说当年搞地下工作时，有一次前往重庆红岩联系汇报工作，住红岩招待所时，与周恩来父亲周劭纲先生住上下楼，吃也在一起。周老先生在一次跟他们谈话时说“周总理是在绍兴出生的”。笔者看了之后，略一思考便发现了如下众多疑问：一、张泽生作为地下党的一个特委负责人，他忘记了地下工作的纪律。因为笔者采访过当年做地下工作的许多人，像罗青长、熊向晖等等，他们都只能和组织上指定的单线联系人联系，绝不允许互相交往。住红岩招待所时，严格规定开会就是开会，学习就是学习，不得上街，不得访亲会友，不得互相打听问讯，以至在招待所住几个月后，每天吃住在一起的人也不知道对方姓啥叫啥，干什么工作。张泽生并非南方局主要负责人，他不可能和住红岩村的人自由交往。这是党的地下工作斗争时期铁的纪律所不允许的。
二、张泽生回忆的一九四二年二月至八月这段时间，周劭纲先生是看管仓库的，没住招待所，这两个地方有一点距离，不是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的情况。
三、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周劭纲老先生病逝红岩，张泽生就在红岩，却没给他留下半点记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真像他所说的“每天见面，一起吃饭”的话，能不记得这样一件大事?四、二○○三年四月六日，笔者就此事询问了周恩来嫡亲侄女、周恩来家世研究方面的专家周秉宜。她对笔者说，如果是老爷子（指周劭纲）说的，也可能是张泽生问的时候，老爷子喝了几杯酒，没听清，以为问的是他自己，没有听清问的是周恩来出生在什么地方。
根据以上四点综合判断，张泽生应该回答一下，是谁批准他住红岩时可以和别人交谈、交往的?他怎么连周劭纲去世这么大的大事也不知道?
至于《情深》还说邓颖超等人说过“周恩来生在绍兴”就更不足为信。理由是，像这样的文章应该在他们健在时发表，好当面询问有关人。一俟他们作古，后事任你评说，这本身就失去了可信度。特别是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下午，周恩来曾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利用星期天，召来在京的周家所有亲属专门讲家史，并留下了一份笔录。在这份周恩来口述、周秉德记录、邓颖超亲笔阅改的笔录第三页上，留有“我是原籍绍兴、淮安生人，江浙人也”的文字。如果他生于绍兴怎么会这么说?如果邓颖超认为周恩来生于绍兴，她会不作改动?这份记录原稿还未见诸任何公开出版物，它保存在周恩来嫡长侄女、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手中。
《情深》一文中还有许多不合史实的随意之笔，如：《情深》说，“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三月至次年的春节这段时间在绍兴居住，周恩来在同辈中排行第七，周尚麟他们称为‘七哥’”。
据权威史料记载，周恩来一九一○年春离开淮安到东北，随即入铁岭银冈书院就读。周恩来一九六二年重访铁岭，称铁岭为他的第二故乡，如今铁岭建有李鹏题写馆名的“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而且，周恩来到东北后，直到他到南开上学，再无离开的记录。显然，说一九一一年他在绍兴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周恩来不是孙悟空，没有“分身术”。至于绍兴方面使用的周尚麟的回忆这张王牌”，只能骗不知道周恩来家世的人。因为按绍兴鲁迅纪念馆所藏《老八房祭簿》记载，周尚麟应长周恩来一辈，是周恩来的“再从堂叔”，他怎么能叫周恩来“七哥”呢?周尚麟写那篇回忆文章时，已是七十六岁高龄，却连周家辈份也搞不清楚，他的回忆还有多少可信度?据此，周秉宜说，“一九一一年在绍兴的这个人，可能是我二伯（即周恩来二胞弟周恩溥），他们搞错了”。笔者从绍兴方面对这位少年“周恩来”形象、性格的描述看，也认为是周恩溥而非周恩来。
《情深》还说，“有周恩来研究专家分析说，一八九八年初，周恩来祖父在淮安病故，其祖母返回绍兴过年，因当时周恩来祖母鲁氏已经年老，从淮安返绍兴，有千里之遥，必须有人陪同，而长子正游幕在外，惟有次子周贻能及次媳万冬儿陪同返绍。此时，万冬儿已身怀六甲，临产在即，不可能再远旅。不久，即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她生下了长子——周恩来”。
这一编造看似合情合理，天衣无缝，并冠以“周恩来研究专家分析”，真好像是确实无疑的了。而笔者读了，却感到一钱不值。因为周恩来自己说过，他出生在一个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也就是说，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周家办事都必须按照封建礼俗办理，不得越雷池半步。而封建礼俗里有一条大礼：守孝。即父母去世后，他们的子女必须回家为之守孝，守孝要满三年（头尾连算）。在封建社会里，妻子是属于丈夫的，丈夫死了，她也得守孝，在守孝期间，绝对不允许外出。男人不得理发，夫妻不得同房；女人不得穿艳装，不得涂脂粉，不得戴花，连扎根红头绳都决不允许!周攀龙作为一个知县大老爷，他去世后妻子儿女怎么能弃孝离家呢?那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啊!而，“长子在外游幕”就可以不回家守孝吗?当时的平民家庭也不可能。再者，笔者是土生土长的淮安人，淮安风俗对于怀孕生孩子的妇女管得极严，根本不许出门，更不用说出远门了。因为孩子生于别人家是大不吉利的事，谁家也不允许。古装戏“车棚产子”等就是因此风俗而导致的。当时生了孩子未满月的妇女还被称作“红人”。“红人”如果岔错门槛误进了别人家，那可不是赔礼道歉的小事。说得再实在些，即便周恩来祖母要回绍兴娘家，周恩来父亲又怎么能让“身怀六甲、临产在即”的妻子陪他去千里之外的绍兴呢?在路上生了怎么办?以那时的医疗条件，谁敢冒这样的风险?所以我希望有关研究周恩来家世的“专家”们还要学一学封建礼俗，知道当时历史情况，否则就闹笑话了。实际上，周恩来祖父到底是何时病故的，周家没有记载，研究界也无定论，《情深》却说他“一八九八年初”病故，根本毫无根据。因此，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周恩来的出生地不容怀疑!
五万一千五百八十四七千
如果您发现本网页存在差错，或者要对本网页发表评论，请点击我要留言
请在留言中标明本网页的网址，以便网站管理员有针对性地进行修改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