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回忆录》：截获暗害周总理的重要情报
内容提要
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的王芳，是一位传奇式人物：早年，他担任锄奸科长、保卫部长、敌工部长；解放后，杭州是毛泽东主席最喜欢去的地方，当时王芳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肩负保卫工作重任，成了毛泽东主席的“大警卫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因经手侦破“十八号案件”――揭发江青匿名信案件，熟知江青的不可告人的丑史，被江青点名押解北京、武装看管审查达七年之久；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王芳这才获得自由。“四人帮”倒台之后，王芳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后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为振兴浙江经济作出贡献；一九八七年重履公安，担任公安部部长兼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
往日，出于职业习惯，王芳对自己的工作守口如瓶。如今，王芳离休多年，为了保存珍贵史料，公安部指定王芳为撰写回忆录的重要对象。王芳这才回首往事，口述鲜为人知的经历，在秘书们的协助下，完成了这部《王芳回忆录》。
王芳阅历丰富，经历传奇，这部《王芳回忆录》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又有可贵的历史价值，必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作者简介
王芳，男，一九二○年出生于山东新泰。一九三七年十月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二月参加八路军，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支队锄奸科长、敌工部长、旅政治部主任、兵团保卫部长。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后，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浙江是蒋介石老巢，国民党党内、军内两大特务系统的发源地，公安工作极其艰巨。王芳主持浙江公安工作十多年，作出历史性贡献。此后，又先后担任浙江省副省长，代理温州地委书记兼温州军分区第一政委，宁波地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九八○年初参加中央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负责预审张春桥。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开庭，王芳作为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就张春桥的所犯罪行发言。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十二大”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八三年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一九八七年三月任公安部部长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一九八八年三月，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一九九○年开始，由于公安工作过于繁忙，积劳成疾，难以胜任繁重的工作，遂向中央提出辞去公安部部长职务的请求。一九九○年十一月得到中央批准。一九九三年三月全国人大换届，同时卸任国务委员，正式离休。
国民党特务机关从大陆撤逃时，一片混乱，通联指挥只能使用原班人马，运用原套工作方法。而已经起义的“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大都与他们本来是同学、同事或搭档，交往密切，彼此对通联手法、特点、脾气都很熟悉。这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派往岛外、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组织，指挥联络主要使用电台电讯，截获和破译他们之间的这些密电码，是反间斗争的重点课题。为此，杭州市公安局经省委和华东社会部批准，决定设立专门机构，启用“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并在破获的敌特组台案件中，筛选有连续作战条件的台电，与美蒋特务机关周旋。
我们首先对起义过来的十八位同志（支队长厉培明等三人已调上海市公安局工作）集中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选用《浙江日报》干部、原地下党员沈竞新来管理和领导他们，定名第二股，沈任股长，隶属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配备七台收发报机，其中有三台功率较大。这些同志随着立场的转变，和我同甘苦，表现很积极，很快把工作开展了起来。当时称之为“骑驴找驴”，实际上起“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作用。开始以搜索为主，控制为辅。到一九五○年五月，对台湾“保密局”、“毛森系”、“内调局”的电讯网络大都能捕捉到信号，控制了敌特总台的共播机，掌握了“保密局”联络通讯电台的区域及活动性质，也摸到了敌特电台密码的规律。破译员马遁，经过反复研判，破译了第一份密码，获取了情报，随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控制为主，搜索为辅。至当年六月，共掌握敌台二十三种密码，全部破译的有二十种，译出的电报涉及军事、政治诸方面的内容，情报价值很高。特别是佐证从其他渠道获悉的敌情动向，有利于我开展谋略斗争。敌人要从舟山撤逃，我们事先知道了；敌人要空投特务，我们也知道了，并引导到我指定地点着陆。一九五○年秋，十名国民党空投特务一落地，就成了瓮中之鳖。他们随带的电台、密码本、武器等被我全部缴获。
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一九五一年，浙江省公安厅决定将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第二股升格为科建制，移交省厅一处管理。到一九五四年底，根据公安部的要求，又在科的基础上扩编为技术侦察处，人员扩编到一百二十余人，设备陆续更新，工作更走上正轨。从破译敌台密电中得到了许多情报，有的非常重要。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破译敌台密电，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保护了周恩来总理的安全。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自行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大会。
当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专机，决定租用“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是一架属于孟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所有的洛克希德星座式七百四十九A型飞机。
一九五五年四月，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获悉，周恩来总理将经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印尼出席亚非二十九国政府首脑万隆会议，策划在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妄图暗杀周总理。
四月十一日上午，香港情报站特务按计划在飞往雅加达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中午十二时十五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十一人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在离开香港五个小时以后，于下午六时三十分（当地时间）左右在距地面一万八千八百英尺的高空飞行时爆炸。
机上除副驾驶员、领航员、机械师三人生还外，其余十六人遇难，其中有我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和五名新华社记者、三名外国记者、五名机组人员。失事飞机的残骸在新加坡东北五百公里的印度尼西亚所属的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机身坠入离海岸一公里的水中。
所幸的是，周总理刚做完阑尾炎手术，又因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他到缅甸商议会议期间的有关协作事宜，临时改变了路线，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周总理提前于四月八日离京，十四日飞仰光，十六日抵万隆，幸免于难。
其实，四月五日到十一日，台湾“情报局”给香港特别情报站有关暗杀行动的密电码为浙江省公安厅破译，随即报告了公安部，公安部及时报告中央。四月九日晚，我破译的密电表明，国民党特务将破坏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消息报到云南昆明，正在那里的周恩来总理立即发出指示，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进行交涉。
我外交部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均于四月十日上午和九日晚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要他们严加防范。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特务破坏事件未能避免。
针对这震惊中外的严重事件，我政府与港英当局严正交涉，港英当局同意对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采取行动，先后搜捕了一百零八名，给了国民党特务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里，我还想说明一点。就是浙江省公安厅破译和及时报告的这一情报，究竟在整个事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中央是否还从其他方面也获得情报？这只有公安部和党中央掌握。但浙江省公安厅技术侦察处工作人员在侦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连续立功受奖，其中马遁同志荣获特等功一次，已说明了它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在海峡两岸逐渐解密。
据印度尼西亚调查委员会公布的调查说，“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日，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破坏案的警察调查综合报告》递交给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报告披露了香港警方事后调查的详细过程。嫌疑犯锁定为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梓铭（化名周驹），此人被台湾特务以六十万港元收买，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了一枚有轻微滴答声的定时炸弹……事件发生后，周梓铭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逃往台湾。
一九九五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一百七十一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直接参与这一阴谋的一个是时任“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的赵斌成，另一个是组员陈鸿举，最后选中周驹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计划拟定后，赵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作了“口头报告”，毛人凤当即表示同意。
二○○四年七月十九日，我外交部将首批解密档案中的第二部分五千零四十二份文件开放。其中，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关的近八十份档案成为众多中外媒体和广大市民关注的焦点。正是这些密封了四十九年的档案揭开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鲜为人知的事情经过。（《王芳回忆录》 王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二○○六年九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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