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周恩来精神的报告（实录）
周秉宜
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中国农业大学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首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愿意听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周总理的一些事迹。周总理生前对我们做晚辈的要求比较严，有关他工作方面的事情，绝对禁止我们打听，那么因循这个规矩，我就只谈谈关于他对我们的教育。
刚才陈书记说的，我想稍微做一点声明，我不是政协委员，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然后一直在一个杂志社工作，然后就退休了，但我的确是一直在做周恩来家世的研究。今天给大家讲，我有一点紧张，所以我准备了一份讲稿，请大家原谅，我不能够完全那样随意讲。
几年前我也曾给中学生、大学生做过关于周恩来精神的报告，主要是从小立大志，为振兴中华而读书，主要的事例是讲周总理在沈阳上小学时，老师问小学生们读书是为了什么，有人说是为将来挣钱养活父母，有人说是学会算账帮助他父亲照看小店铺，而周恩来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个故事是想说明周恩来的志向比别人更高更远大，所以今天的小学生一定要去像周恩来那样立大志。我就感到这么说，这么要求学生们，实在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其实做一个普通人，能够养活父母，能够帮助父亲算账，照顾好家里的店铺，都是非常好的理想，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同学就是志向平庸。再说呢，周总理在教育我们这些晚辈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去立大志、做大事、做大人物，将来去振兴中华。而是自始至终让我们做个普通人，所以我每次在给中学生作报告时，就总要多说一句：“当然其他的同学他们的理想也是很好的。”但是我又想：我这么说可能学校老师有点不太满意了，心想我让你来讲立大志，你却说长大了看一个店铺这样的理想也不错，这报告不是白做了吗？我就有点矛盾。一方面觉得不应该违背学校老师对我的希望，一方面又感到调子唱得那么高，不太实事求是，有点误人子弟的样子，以后我就不太愿意去做什么报告。
这次你们团委的同学来找我，我就首先谈到了这个顾虑。如果让我跟同学们去讲，大家都去立大志，去振兴中华，那我就没得好讲了。那团委的同学呢，就跟我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从政府到学校都开始重视素质教育、公德教育，提倡年轻人要为人民服务、要做志愿者，我现在讲的和学校提倡的也不矛盾，那这样我就试着讲一讲，供大家作个参考吧。
首先我还是想讲一讲立志的问题，我觉得同学们年纪比较轻，不太知道我们国家的有些历史是怎样的，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是有不同的志向的。比如像周总理小的那个时候，满清王朝刚推翻，国家非常贫穷落后，加上军阀混战，各霸一方，不能统一，而且各国列强都想瓜分中国，那么这个时候中国怎么办？所以在那样一个历史情况下，当时有点文化，有点热血的青年都在立大志，都要救中国，要振兴中华，当然究竟应该怎么救国，也是有不同主张，不同思潮的。有实业救国，有教育救国，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等等。其实都是在找一条救中国的出路。而且，那个时期的青年为救国是不计报酬、不怕牺牲的，鲁迅那句话叫“我以我血荐轩辕”，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也就是说那时的“大志”是领导我们这个民族走出危机，真是不怕杀头的，而这个大志不是个人当大官、个人当老板。
那么到了我们那个时代，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是新中国的时代，就是五十年代初，我们作小学生时，我们也有口号是什么呢？是讲“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这个爱护公共财物就是咱们说的要建立公德意识。总之是要爱新的中国，因为我们新的国家刚刚成立。到了六十年代，我认为是毛泽东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是什么呢？是“为人民服务”，是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就是说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有哪个知识青年毕业后去农村插队落户，就成了英雄。大会小会、报纸广播都来宣传你的先进事迹。毛主席请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代表到家里来吃饭。刘少奇主席要和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握手拍照。
为什么毛主席和党中央会那样要求青年人呢？因为那时国家还非常穷，还正在打基础的年月。比如克拉玛依油田、大庆油田，当时都是一片荒漠，没有人烟。去开采石油的人去了连一间房子都没有，还要自己建半地下的“干打垒”，这样大的工业基地，一次就要求去十几万、几十万人去开发，总不能都是农民去吧？总得让有文化的人也去吧，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文盲太多，文化人太少，初中毕业就已经是知识分子了。那就得动员知识青年去边疆，去艰苦的地方贡献青春，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为了要给社会主义祖国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贡献自己的青春。所以说希望大家知道历史是一步一步这样过来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在给你们讲到周恩来对我们的教育时候，希望大家明白，他对我们的教育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跟现在可能有些不太一样，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在我们那个时代，周总理他作为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国家政策和主导思想的制定者，他自己必须要模范带头。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是没有子女的，可是他有侄子侄女。周总理在家中是长子，他兄弟三个，周总理是我们的大伯，我们还有一个二伯，二伯去世较早，他只有一个儿子，是我们的大哥，在一九四九年刚解放那会儿这个大哥已经有二十多岁了，总理就让他去河南焦作当农民，去学开拖拉机，他后来一直在河南焦作工作，一直到退休、去世。我父亲是老三，我们家有六个孩子，而且那会儿年纪都小，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伯父的“样板田”，也就是说，他要在我们身上贯彻和体现出党的方针政策来。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作出一个示范来。
那么这个榜样具体如何体现呢，就是一步一步地来做，每一步都严格要求。
首先在生活上他要求我们节俭朴素，向劳动人民看齐，向普通老百姓看齐，作为一个国家总理的家属，应该说我们当时还是有条件享有一些优越的待遇的，但我们确实一点没有。比如说我们跟着父母住在普通的北京胡同里，小胡同都是土路，而且我们不是住独门独院，是一个四户人家合住的大杂院，周总理这样安排的意思是：老百姓生活有多艰苦，你们也一样跟着艰苦。老百姓每天早起把装炉灰的土箱抬到门口，等着街上收垃圾的来收，你们也要跟大家一样，每天早起把装炉灰的土箱抬到门口；老百姓过年才每人分到半斤花生、半斤瓜子，你们也是一样的，每次分到半斤花生、半斤瓜子。开始我和我哥哥、大弟弟还上军人子弟学校，后来到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他们那就在胡同里上小学、中学，和市民的子女一起上学，一起玩，一起长大。当时学校的同学们几乎没人知道我小弟小妹是周总理的亲侄子亲侄女。记得去年我和我的小弟弟周秉和参加了一个去西柏坡的红色旅游团，在西柏坡，周秉和和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的总经理姜俊贤同住在一个房间，两个人闲聊时，姜总才知道原来他和周秉和是同一个中学——北京三十五中毕业的，而且还是同一个年级。他当时特别感慨，他说他在学校根本就不认识周秉和，更没听说过同学中有一个是周总理的侄子，他说周家子弟如此低调，还是周总理教育的好。
另外在当时，中南海里也总会给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属一些待遇，当然那会儿的待遇远不能和现在比，比如周末组织场电影晚会，或者是暑假去北戴河避暑，或者是有什么高干特供点，给老干部的食品花样供应多一些品种，非常简单，可能大家现在听起来觉得可笑，这叫什么特殊化啊，不过恐怕当时这一点也是一般老百姓不会得到的。那当然这些我们都没有权利享用。比如说看电影，老百姓都在街上、在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总理就要求我们跟大家一样去排队去买票。像去北戴河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我伯母曾经对我说过：“你伯伯说了，等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去北戴河休养，你们才能去。”后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一九八四年旅游业刚开始发展时，我弟弟秉华才由单位组织去了北戴河。我是在二○○一年和我哥哥、我母亲一起才第一次去。
有同学会说：是不是你们的伯父和你们关系疏远阿？就比如我家和我叔叔、姑姑家，都是各管各的，并不算一家人啊！这个呢，我们家的情况还是有些历史原因。我父亲三岁、我伯父就是周总理九岁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就是我的祖母就去世了。我祖父当时出外谋生，挣的钱很少，家里比较困难，家里留下三个儿子，当时我伯父才九岁，他就开始管家了，所以后来我父亲曾说过，说总理是九岁开始管家。来替他的母亲照顾两个弟弟，尤其是我父亲，当时才三岁。所以少年时的经历造成他以后一直有这样一个责任，就是管着、照顾着他的弟弟。后来由于革命战争，他们兄弟分开了二十多年，我二伯很早就去世了。到一九四九年一解放，我伯父立刻就把我们一家接到北京来，包括我父母还有我们几个小孩就一块儿都接着管起来了，就因为跟他早年的这个经历，我祖母临终的嘱托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上幼儿园、上小学、中学时的学费，我小弟小妹的保姆费，都是从他自己的工资里出。记得有一个卫士同志后来跟我回忆，说总理有一次在办公室工作时，忽然抬起头来问了一句：“同宇（我父亲叫周同宇）家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们别忘了送过去。”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因房子小，孩子多住不下，我们三个大孩子就在总理的住处中南海西花厅住了几年，一直到我们家换了一个比较大点的房子，我们才回家住。所以在我们小时的印象中，我们家的家长是我伯父、伯母。家中的大事情都要由他们来定夺。
既然是由他们定夺，那就得按他们的要求来做。也就是说，教育我们的事也归他们管。当然我伯父工作特别忙，所以家里的教育主要是由我伯母管。就像我们在西花厅住的那一段时间，吃饭从来不和伯父伯母在一起吃，就自己拿个小碗，到大食堂去买饭，从西花厅出来，中南还里有一个第三食堂，到那里去买饭。饭票是卫士长叔叔发给我们，有时一次就给三天的，有时一次就给一个星期的。也不给多，但也够你用了，你想吃什么，你怎么计划手里这点钱，你自己来决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就给我发了饭票了，大概才七岁吧，字还认不了几个，比如贰角钱的贰字，繁体字，当时就不认识，还要问旁边排队买饭的叔叔：这字念什么？不知道。就是说七岁就可以管理自己的钱，虽然钱很少，但他们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你可以自己掌握。
还有就是住在西花厅，有很严格的纪律。总理的工作一律不许打听。他也一个字不在你面前讲，非常有组织纪律性。我伯母跟我说过：你伯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只是一名中央候补委员（这时在五十年代），中间差了好几级，连中央委员能知道的事，他都不对我说。保密的观念非常深，总理的办公室绝不允许我们进去，连秘书们的办公室都不让我们进，我只在小时候上学前进去过一次秘书的办公室，以后就再也没去过了。记得大约一九六○年，有一次我伯父伯母去北戴河开会，整个西花厅只剩下一两个服务人员照看房子。有一个服务员要打扫卫生，把总理的办公室打开了一上午，这在平常是没有的，他的办公室总是关着门的。服务员打开了一个上午，还有窗户也全打开了，给屋子透透气。他拿个鸡毛掸子在忙着打扫，就这么开着门。办公室里的重要文件肯定早收好锁好了。即使是这样，我在办公室对面的值班室看报纸，一上午我都不敢把脑袋探进办公室去瞧一下，他管到这种程度。那时我伯父的纪律就这么严，他不在了，你都不敢钻空子溜进去。
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无论秘书、机要、卫士、大夫、护士、服务员，就像刚才说到的那个打扫卫生的服务员，总理真的是很尊重他们，很平等待人。我伯母说：“我们大家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不但他们自己尊重这些同志，他们要求我们也要尊重这些同志，见了面一定要叫“叔叔、阿姨”，不但要叫“叔叔、阿姨”，而且还随时要接叔叔阿姨的教育，也就是说，这些叔叔阿姨他们都有管我们的权力。比如有一年夏天，我上高中时，因为当时有许多出版社都会把新书送给周总理来审查，这样书就越来越多，后来西花厅后院没地方放了，秘书们就把外院警卫战士岗哨旁边的一间平房就做了书库。这书库也不是办公室，书都是公开发行的，都是马列主义著作和革命回忆录、革命理论的书，连《青春之歌》那样的文艺小说都没有，都是很严肃的理论书籍。有一天我看见书库开着门，我就进去了，大概看了一下，都比较枯燥，但也想看一看，就找了一本书，坐在库房门口的门坎上看起来。为什么要坐在门口的地方呢？因为还是比较紧张，怕秘书来看见了说我私自进书库。可我觉得也没什么保密的，都是公开发行的书么。可就这么着都不行，一会儿，管书库的那个赵炜阿姨过来就说：“秉宜，秉宜，你不能进这里看书，这是你伯伯的书库。”没办法，只好放下书，出来了。管的是非常严格的。
那时在北京没有这么多车，只有中央领导、北京市有关领导才有小汽车坐，我们自然是绝不可以坐伯父伯母的汽车。我们住在西花厅的时候，年纪比较小，上学又在海淀，因为是住校，只有周末回来，假期回来，家长怕我们太小了不认识路，就派一个卫士叔叔去接我们，这个叔叔就骑辆自行车去，从北海府右街那个地方一直骑到海淀，到校门口，雇一辆三轮车，我和我哥哥坐在三轮车上，行李放在脚下，他自己还是骑着车，带着这个三轮车就进城了。那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别的同学都有车接，有首长的小车，有机关大院的大面包车，而周总理呢，就是三轮车，而且他自己掏钱，让卫士叔叔帮我们雇一辆三轮车。我伯母说：“你伯伯的小汽车是公家发给他为他工作和出去开会用的，你们小孩子没有为革命做过贡献，你们没有资格用。”真是彻底断了我们的念头。有同学可能会说，那公车用用又有什么关系的呢？我想建议大家去看看今年三月十三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个政协委员叫刘光复，他提到一个数字，说每年各级政府官员的公车费用已高达二千多个亿，几乎和二○○六年的国防开支相近，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时间仅占三分之一。也就是说私坐公车，把咱们保卫祖国的钱全给花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禁止公车私用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所以总理他非常明白，以身作则，模范带头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一定不能够开这个先例，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纪律。
在西花厅生活时，我伯母还说过一句非常重的话，她说：“你伯伯是国家总理，他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那时候我才上小学，大概也就是五六年级的样子，这个我印象很深。后来我上高中以后，大概是六十四年左右吧，首都剧场有一个话剧，好像是《霓虹灯下的哨兵》还是什么，有关领导想请总理去看演出，审查指导。当时看这个话剧当作是一次让年轻人受教育的活动。总理当然也希望我能受教育，他就自己掏钱给我买了一张票让我去看。当然他不让我跟着他的车走，跟他一起去剧场，我得自己去。我就自己乘一百零三路无轨电车从府右街上车，美术馆站下车去了首都剧场。我自己拿票进剧场，坐在最后一排，当时那张票大概卖得比较晚吧，没什么票了，只有最后一排了。等了一会儿，总理还有几个领导人一起从前面右侧的门进来了，大家一看周总理来，都站起来给他鼓掌，我也跟大家一样，也站了起来。应该说当时我心里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半小时之前，我还在西花厅，我还是亲属，半小时之后，我就是老百姓，跟大家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第二天我回学校，看见一个同学，他说昨天我去看一个话剧，看见总理了。我说我也去了，他说我怎没看见你，我说我是自己乘公共汽车去的，坐在楼下最后一排。他听了以后说：“嗯，就是嘛，这还差不多。”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让我理解了伯母对我说过的那句话的含义，我想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周总理就是属于大家的，不是属于我们周家的，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
再举一个例子。一九六三年，中国乒乓球队要去布拉格参加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周总理和陈老总自己掏钱请乒乓球队员在国务院紫光阁吃饭，给他们饯行。那时因为咱们国家体育界的乒乓球是比较发达的，得了世界冠军，这是第二年，这几个乒乓球的冠军庄则栋阿、李富荣啊、郑敏之啊、徐寅生啊等等也算是体育明星，年轻人对乒乓球冠军也非常崇拜，都想见见，握手什么的，感到很高兴，追星嘛。我还没那么严重，但也是很希望看见他们。也有的首长子女就去看望乒乓球冠军，照相握手什么的。总理也很理解年轻人的心理，但他又不能让我自己搞个车去看他们，那就很特殊化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个办法，他就让卫士叔叔跟我说，一会儿你伯伯要到紫光阁请运动员吃饭，你现在提前一点，先到那个从西花厅到紫光阁的路上等着他们，一会儿他们就会过来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世界冠军了。那时候总理跟陈老总先要在西花厅接见这些运动员，我是不能够去看的，不能说我也进去，那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就自己赶紧先出来，就在那个路边上等着，等了一会儿他们就都过来了。看到他们的确感到很高兴很兴奋，但就只能像个路人一样，就是在旁边看一看，也不握手，也不能照相，也不能上前打招呼。这就算是照顾我了，所以周总理就是用这样一些行动来培养我凡事和老百姓一样的心态，不能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不能培养那种优越感。
所以我记得上高中时候有一次暑假里我扁桃腺发炎，我当时想都没想就自己跑到协和医院去挂了号，跟我父亲要了点钱就去做手术，然后住了几天医院。事后，我母亲讲的说我伯母知道了还表扬我，说我自己的问题能够自己解决，并没有去要求他们帮忙找医院啊，找大夫啊什么的，我当时还觉得有点不以为然，觉得这有什么啊，你们不是一向说有事不要找你们吗？你们不是说有事要自己解决吗？我就自己解决了啊，这不是很平常么。当然那会儿社会上的医疗环境也比现在宽松一些，那会儿国家的人口也没那么多，在医院看病也不会排很长时间的队。
应该说那时候我不是完全理解老人们的心血，比较久了以后，我们才体会到，保持一颗平常心是多么重要。我伯父伯母去世以后，我们虽然很悲痛，但没有很大的失落感，没有觉得很惊慌很沮丧，说以后没有人照顾我们了，怎么办呀，那些特权好处都没有了，怎么办呀。因为两位老人在的时候我们就没接受过任何的照顾，以前我们怎么过，现在还怎么过。碰到一些困难，原来就是自己处理，现在还是自己处理，这个过渡还是比较从容的。我想，可能这正是两位老人所希望看到的，希望我们这样很健康的成长，不要原来很享受特权，现在又很失落，不要有这样的落差，能健康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伯父对我们的教育真是很用心良苦的，用了很多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带着我们往前走。
他平常很关心我们，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在选择人生志愿的时候，他教育我们说，他希望我们都能与工农兵保持接触，能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当一名有文化的工人，有文化的农民。比如大弟弟周秉华，他高中毕业时打算报名去农村当农民，总理非常支持他，后来西城区武装部来学校招兵，周秉华就应征入伍了，总理就说，等你将来复员回来，还可以去农村。还是希望他去农村。以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小弟小妹都去农村插队，总理又要求他们在农村坚持下去，帮助农村改变落后面貌，他认为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家的孩子一定要带个头。“特殊化”是不许带头的，但这种事情是一定要带头的。
当我们个人的人生志愿和国家的需要有冲突时，周总理要求我们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志愿，服从国家的需要。比如一九六一年，咱们国家赶上自然灾害，农村闹灾，为了要保障农业生产，保证农村的劳动力，政府准备那一年不再从农村征兵，要改成从城市征兵了。这一年我哥哥周秉钧正好高中毕业，总理就要动员他去当兵。当时我哥哥是很喜欢无线电的，他在家里的小桌子上一天到晚堆满了半导体的零件，自己天天琢磨怎么攒一个三极管收音机。他特别想考中国科技大学，可是因为正好这一年要从城市征兵。总理就特别在一次开会时谈到了，说我没有孩子，但我有侄子，我可以动员我侄子带个头。这样他就来动员我哥哥，响应国家号召去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我哥哥就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没有考中国科技大，报名参军了。因为他身体条件比较好，他最后就被空军要走了，去当飞行员。但他也是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当然也不是说周总理凡事都强迫我们，像我高中毕业那一年，国家没有特别的要求，总理也不会没理由的就死活也不让我考大学，不是这样子的。不过即使是考大学，他也是希望我学一样能更直接的为社会、为老百姓服务的专业。
我当时上的是中央美院附中，正好那一年可以报考的美术大学比较少，一个是浙江美术学院，一个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院是以美术设计为主，不是以美术创作为主的。当时工艺美院可不像现在这么火，现在好像会搞设计是很赚钱的，当时不存在这个问题，搞什么设计也赚不了钱，而且更出不了名，也不可能当什么画家，所以当时美院附中的学生不大愿意上工艺美院，觉得出不了名，有点瞧不上。但工艺美院的课程的确是跟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花布图案设计、服装设计、陶瓷设计、商品包装设计、室内装饰设计、工业设计、就是收音机啊、汽车啊的外型设计。国家当时在发展经济，还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还是国务院特别批准成立的一所专门大学。这样我就想我伯父既然这样要求我，我从小到大也比较知道他怎么回事儿了，于是我就考工艺美院吧，不是可以直接为工农大众服务嘛。于是我就去对我伯父说了这个事情，当时我觉得他对我选择这个专业还算是比较满意的。
下面再讲一点，周总理虽然对我们管教严，纪律也很严，但他的作风是很民主的，他用自己的行动以身作则，教育我们尊重他人，与人平等。
大家都知道，周总理工作很忙，每天一睁开眼就开始忙，一边洗脸一边秘书就拿着文件进来汇报工作了，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他的时间都是以分钟计算的，工作速度一点也不亚于他革命战争年代在打仗。所以我们能够见到他的时间也是很有限的，有时一周只能看到两次或三次。每次也可能只有几分钟甚至一分钟。比如他起床后要从卧室出来进办公室了，我伯母就让我们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口等一等，他走过来就和我们握个手、打个招呼，说一声：“放假了？”然后转身进办公室了，关上门就开始办公。偶尔他吃饭时，我们可以过去看他，坐在他旁边，说说话。他对我们非常和气，他的制度虽然很严，但他决不拉着脸，摆家长的威风，也从来不逼着问你：功课怎么样了？怎么最近又没考好啊？这种话从来不问。记得有一次我大弟周秉华功课不太好，那时候比较小，贪玩，我母亲去看我伯父时就告状，说这小孩太贪玩，功课老是不好，不争气。我伯父当时就立刻批评我母亲，说你不要这样讲孩子，你要帮助他对学习产生兴趣，说这个小孩对学习有了兴趣他自然就学好了。还有一次周末晚国务院礼堂演京剧，他说要带我们去看京戏，因为这种活动是给国务院的职工演的，不是专门给首长演的，这样的演出他还是允许我们去看。因为国务院礼堂离西花厅很近，我们跟着总理散着步就过去了。一路上我和哥哥就在旁边唠叨，说京剧真是不好看。总理是很喜欢京剧的，但他也不生气，他说：京剧多好看阿，这是咱们国家非常优秀的传统剧种嘛。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爱看呢？于是我们就说：唱了半天也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他就不说话了。他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并不更多地考虑小孩子不听他的话，会不会伤了他总理的尊严、面子，而是在想，小孩子不喜欢一定有他的道理，他更多的是想着调查和询问原因。当他了解到我们是因为听不懂唱词，他就认为我们讲得还是有一定道理，他就想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年轻人听不懂京剧的问题，以后他就非常支持京剧改革，支持现代京剧的尝试。还有一次，我二伯恩溥的儿子来北京看他，远方来客嘛，我伯父说请他吃顿饭。就是在总理吃饭时桌上多加一个菜，就算请他了。我当时住在那儿，也就跟着一起蹭饭吃，陪一陪这位大哥。吃饭时，我就埋头吃饭，这时候我伯父就说了我一句，说：“你看你是学美术的，学艺术的一定要善于观察，我发现你就一直都没有观察你荣庆哥，你不学会观察事物，怎么能去表现事物呢。”我当时没想到他会忽然这么问我，就有点不知怎么回答，可又不想立刻认输，就无理找理，说了一句：“那我也不能在吃饭的时候观察呀。”他听了并没有发脾气，也没有批评我，说我对大人不尊重啊，强词夺理啊，他反而说：“嗯，你讲的也有道理，吃饭的时候就要专心吃饭。”他没怪我，我倒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不对了，觉得伯父这个人挺有涵养，他这么一说反倒显得我特别没有涵养了，就觉得以后应该向他学习，做一个有涵养的人，说话不要强词夺理。
总理就是这样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用他的行动为我们做榜样，以后我们在工作中对同事、对别人也都学会了非常尊重别人，比如八十年代我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那时没有电脑排版，我做美术编辑，需要经常跑工厂，差不多每个星期要跑好几趟。有时还要和制版车间的工人师傅坐在一起一张一张的看片子，要定稿，当时跟师傅的关系非常融洽。另外有时自己手里的活儿忙不过来，要请杂志社做编务的同志把稿子送到工厂去，一定也要客客气气的跟人家说：“小崔，麻烦你帮我把这份稿子给印刷厂的李师傅送一趟，那边急着要。”要很客气的说，从来不敢盛气凌人的指使人家、命令人家，不敢说：“哎，小崔，这稿子啊，你赶紧把它送到工厂去。”这种话从来不敢说的。
后来我记得一九八八年我们杂志社来了一个大学生，女孩子，刚毕业也是做编辑的，领导安排她去工厂，她就不去，说我大学毕业生还下工厂。当时我们听了就很惊讶，我们这些老大学生都是去农村、去干校、农场去了好几年，什么样的苦都受过，什么样的累都受过，从来不敢说不下工厂，也不敢看不起工人师傅呢。就觉得时代不同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大学生连工厂都不肯下。
下面我再专门介绍一下我大弟周秉华的事例，因为我个人认为他做得比我好多，他是遵照总理的教导，自觉自愿的非常努力的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他一九六九年参军复员后，回到北京分在了北京印刷一厂当工人，他去西花厅跟总理汇报的时候总理挺高兴的，说：你当工人也很好，咱们家又有一个工人阶级了，你一定要向工人师傅学习。当时周秉华就在普通的车间干活，当时工厂里的高中毕业生就算是个秀才了，大家就可以知道当时咱们国家整个的文化程度还是比较差的。所以车间里写个黑板报啊，写个大批判稿啊都得把他抽调出来，让他去写稿子。因为是在文革中，经常会有写大批判稿的任务。这样他在车间工作了好几年，后来北京市毛著出版办公室，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出版局，他们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把周秉华调到这个学习班去当教员，让他去讲哲学，因为他们需要一些有文化的工人师傅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去当教员，这样就把周秉华调去了。到一九七五年，总理去世前的一年，有一次总理从医院回到西花厅，周秉华就去看他，这次他就问周秉华：你现在还在车间劳动吗？周秉华说：我现在到出版办公室当教员了。总理就说：不行，你每周只能在办公室呆三天，另外三天你还得回到车间去劳动。就是这么教育他，所以那时候对工人师傅是非常尊敬的。改革开放以后，周秉华在北京市出版局负责图书市场的扫黄打非工作，他每天带着几个小青年，天刚亮就开始沿街做市场检查，一直干到天黑。有时还要到远郊区检查图书市场情况，很晚才能回家，他这么一干就是十几年，不怕苦不怕累，任劳任怨，从来没有说过我是谁谁谁，我是高干子弟，我不能干这么辛苦的活儿，我不能干这跑腿的活儿，从来不说。而且廉洁律己，北京大街小巷卖书的商贩都认识他了。他从没收过人家一条烟、一瓶酒，而且一些比他资格浅的人，比他年轻的人后来都当了处长，都提拔了，他还是个普通干部，但他仍然任劳任怨，从来没说过你们为什么不提拔我，始终是踏踏实实地干着单位里最苦最累的活，所以他一次又一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后来周秉华岁数大了，跑大街小巷的有点跑不动了，组织上说，你上图书市场去吧，这样照顾他可以坐办公室，搞管理。图书市场一共有三层楼二百多个摊位，周秉华自从进了市场，每天三层楼上上下下一趟趟跑，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跑，和商户谈话，了解情况，把商户情况、市场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然后再把政府的政策、法规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的向商户做宣传、做讲解。而且他态度非常好，从来也不训斥人家，有些商户违规了，进了一些不允许销售的盗版书啊什么的，他把书扣了，那商户就急了，一着急说话就不好听。周秉华也不着急发火，态度还是很好，最后商户也没办法，也不闹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周秉华办事公平，自己又不受贿，所以大家就很服气他。所以说，周秉华牢记周总理的教导，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几十年如一日，终于赢得了北京市出版系统上至领导下至群众所有人的称赞，多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二○○四年全国出版行业的先进工作者，他所在的甜水园图书市场至今还是一个全国图书市场的样板。
总之，在周总理教育下，我感到我们兄弟姐妹后来都能够按照他的嘱咐，认认真真工作，平平常常做人，甘当普通劳动者，甘当人民的勤务员，这个也应该说是我们党在我们那个时代思想教育的主旋律，也是周总理公仆意识在他总理生涯中的实践，表现了周总理共产主义革命的彻底性。
今天我就准备了这些，不知能不能说到大家心里去。先说这些，谢谢大家！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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