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爱
文 戴昕
当我把目光掠过整个二十世纪，搜寻这一百年中最感人、最完美、最伟大、最经典的爱情时，几乎是在瞬间之内，我的目光便迅即在两个人的身上定格，而定格之后，我便再也无法把目光从他们俩的身上移开。我只能听任一种感动从我的心底“腾”地升起，继而，令我心弦颤动，肝肠俱热，双目盈泪。
这两个人便是开国总理周恩来和巾帼英雄邓颖超。这令我感动不已的爱情便是发生在这两位伟人之间的圣洁、忠贞、永恒的爱情。
爱情是天缘。天各一方、素不相识的两个人无意中走到了一起，彼此产生浓烈的感情，这冥冥之中，一定有上天的安排。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无疑也是一种天缘。
周恩来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出生在江苏淮安，邓颖超一九○四年二月四日出生于广西南宁。但是，一九一九年的盛夏，原本相隔数千里、年龄相差六岁的两个人却在天津的一次学生集会中不期而遇。
那天，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念书，担任着学校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和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的邓颖超（当时名为邓文淑）在天津南开学校的礼堂里进行讲演。而其时，不久前刚从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担任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周恩来正巧坐在礼堂的中间。邓颖超的讲演太精彩、太有鼓动力了，周恩来一边鼓掌，一边向坐在身旁的同学打听，台上的讲演者是谁。集会一结束，他就主动走过去，彬彬有礼地向邓颖超等女同学打招呼致意：“你们的讲演真动人啊！”邓颖超大大方方地应答了周恩来的招呼。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始相识。
这次相遇的背景决定了他们日后爱情的性质。他们因革命走到一起，因革命而结合。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两个革命者的爱情。
爱情并非在瞬间萌发。这两位革命者由相遇、相识到相知、相爱，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阶段。
相识后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革命刊物《觉悟》，在同一战壕里共同战斗着。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从没有言及过个人感情，但客观上，这一段共同战斗的经历却为他们日后情感的发展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周恩来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在随后领导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工作。分离会淡化感情，却也会催化感情。当远在法国的周恩来每每思念起祖国、思念起祖国的朋友和亲人时，邓颖超那热情、勇敢而又淳朴、端庄的形象便在他的眼前一次次闪现。于是，周恩来在热情地为天津《盖世报》撰写旅欧通讯的同时，忍不住频频给邓颖超写信。他迫切地要把自己的思考、心得和见闻告诉“小超”。
苍天似乎有意要考验一下周恩来。周恩来当初写给邓颖超的信都是托马千里转交的，但马千里实在是个粗心人，他竟把周恩来托他转交给邓颖超的前后十几封信全部积压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
周恩来对邓颖超的感情无疑是坚定而执著的。此时的周恩来已决定献身革命。而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凭着他对邓颖超已经有的了解，他感到邓颖超最为合适。于是，他又另投别的地址，继续写信给邓颖超。周恩来的坚定和执著感动了上苍，他和邓颖超一度中断的联系终于又续上了。他们的话题有情感，但更多的还是革命和斗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艰险的斗争精神使他们的心越来越靠近。
一九二三年春天的一天，已经转到天津仁达女校任教的邓颖超又收到周恩来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这样的明信片，她已收到一百多张。在这张明信片的背后，周恩来用刚劲、奔放的字体写着：“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邓颖超被周恩来这漫涌而来的爱的激情彻底打动，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情感交流中，她也越来越感到智慧、坚定的周恩来是自己最理想的伴侣，在征得母亲的默许后，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确定了两人间的爱情关系。
从相识到相爱到正式结为终身伴侣，历经整整六年的光阴。
一场完全自主和自由的恋爱；一次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人生追求的结合。
一九二四年七月奉调回国的周恩来，九月抵达广州。虽已与邓颖超在书信中定情，但归国半年却一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一九二五年一月，周恩来托北方区委委员高君宇给远在天津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的邓颖超带去一封信，表达思念之情。
一九二五年八月初，二十一岁的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到广州。
五年未见的恋人应自己的呼唤而来，然而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无法抽出时间去码头迎接自己的恋人，只好委托秘书陈庚拿着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上接。可拥挤的人群还是没有办法让邓颖超见到陈庚。人生地不熟的她只能照着通讯地址摸索着找到周恩来的住处。
爱情关系是自己决定的，婚姻大事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不准备举行什么仪式，一切从简。但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非要见一见新娘子，并且闹着一定要他们请客。于是，八月八日，由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馆二楼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便饭。这顿西餐便饭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宴。不过，参加婚宴的人当中倒有不少当时和后来颇为知名的人士，他们当中有国民党人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等，还有共产党人恽代英、陈赓、张婉华等。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急急赶来参加。婚宴上，大家纷纷向这对新婚夫妻敬酒，周恩来那天整整喝了三瓶白兰地，以至于喝得酩酊大醉。
相恋六载，分别五年，如今，志同道合的战友终于结为伉俪，此时，该是怎样的心情？也许，只有喝个醉，才更能表达出他内心无法言说的幸福和喜悦。
婚后第二天，周恩来继续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而邓颖超则服从组织的安排，到中共广东区委上班。革命的道路势必充满险阻。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中国大地风云突变。国共两党因蒋介石背叛革命而突然交恶。
奉命调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成功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而就在他全力组织工人抗击着蒋介石的血腥镇压，经历着革命的险境时，他的妻子邓颖超则在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面临着一场痛苦的难产，经历着另一种人生的险境。这应该算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
在这之前，也即他们婚后不久，邓颖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考虑到周恩来工作太忙，而自己刚刚调到广州工作，任务也很重，没有时间生孩子，就私自做主，喝汤药把孩子打掉了。因为堕胎没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喝下汤药后，又引起大出血，差一点危及生命，邓颖超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周恩来责备她不应该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没有罪，革命者的孩子也有生存的权利。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喜欢孩子，她满心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是，谁知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她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将婴儿从产道强行拉出。结果，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还未能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便不幸夭折。
这次难产的代价过于沉重，它不仅给邓颖超的内心造成了极度的痛苦，而且彻底损伤了她的身体。她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周恩来并不脱俗，也不寡情，他也是十分希望家有后人，代代相传的。但是，当他得知自己这一生将不会再有孩子后，他坦然地安慰邓颖超：“没孩子就没孩子吧。”
没有亲生孩子的他将把普天下的孩子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他这一生，注定要把爱洒向更多的孩子……
结婚之后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因为革命事业的需要，两人总是聚少离多。聚时，他们恩爱有加，离时更是互相惦念，互相关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悬赏二十万银元捕杀周恩来。在发生严重政治变故的当口，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的周恩来仍然记挂着在广州生孩子的妻子。他预料广州也将发生血腥事件，于是，立即给广州军委机关发了密电，要邓颖超速到上海。
随即，四月十五日，广州即发生“清党”事件，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遭到军阀陈济棠的搜查。幸而一位同志十分机警，搜查前刚好把才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了一位工友。难产后在王德馨产院住院疗养的邓颖超得知了这一消息，在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帮助下，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才躲过了军警的严密搜捕，后又化装成购药的护士，乘医院购买药品的小火轮，从沙面白鹅潭抵达香港，后又辗转来到上海。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组织和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身染重病的周恩来在聂荣臻、叶挺的护送下，乘一叶小舟漂到香港养病。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邓颖超。他问身边为他做护理工作的女同志范桂霞：“你认识不认识邓颖超？” “你知道邓颖超现在在哪里？”当范桂霞告诉他，邓颖超已经到了上海时，周恩来才放下心来，随后又沉沉地睡去——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这次离别，是在周恩来为实现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协调下的国共谈判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次分别在别人的眼中与平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是在邓颖超的心里却激起了巨大的波澜。邓颖超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这样写道：“你走了三天了。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党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争取飞回来吧我热烈地欢迎你！”“深深地吻你轻轻吻你！”这封信句句发自内心，朴素而真实，那种满腔的思念、殷切的挂念跃然纸上，让人的心灵不禁为之震颤。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有着鲜明的阶级特性、时代特性和职业特性。但他们彼此情感中最细腻最深沉的部分以及这种情感所深含着的许多耐人寻味的人生意蕴，不能不让人发出由衷的感叹。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革命夫妻，但他们也是一对爱好和情趣相投的夫妻。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同样不乏浪漫：同游漓江，同登万里长城，同观密云水库，同赏苏州园林……他们的生活中也充满了普通人的情趣。
一九五一年二月底，体弱多病的邓颖超离京到杭州休养。休养期间，邓颖超随信赠送周恩来一片红叶，周恩来以“西子湖边飞来红叶”开头，和邓颖超连通了几封信。信中虽然大多写的是日常生活琐事，但字里行间却充满温馨，充满情感，充满意趣，更充满“思君如流水，何时穷已时”的思念。
一九五四年春末，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此刻，中南海西花厅庭院里的红叶海棠开花了！扇形的托叶，在阳光的照耀下，好像辉煌的金刚石一般发出红光。邓颖超知道周恩来最喜欢海棠花，于是特意从庭院里剪了来，又经过一番精心处理，连同一片原来压好的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然后托人带给周恩来。刚在日内瓦会议上作了第一次发言，才返回下榻处的周恩来，突然收到邓颖超托人带来的一枝精心压制的海棠花，兴奋和喜悦不已。为了给邓颖超回赠一个亲切的问候，他又托人把精心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和蝴蝶花带回中南海西花厅。
作为夫妻，周恩来和邓颖超总结出并一直遵守着夫妻生活之间的“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
邓颖超是周恩来一生知己，又同是中央高级干部，但周恩来工作上的事，邓颖超总是自动回避，周恩来也不与她多讲一个字。建国后，周恩来长期担任总理一职。周恩来的办公室和卧室紧邻，办公室门锁的钥匙只有三把，他自己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人员一把，邓颖超则没有。邓颖超要进办公室，通常必须先敲门告知一声再进去。周恩来病重时，有一次，他和邓颖超在一起交谈，他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但是，直到最后诀别，他们也没有把自己认为不该说的话说出。
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仅是模范夫妻，同时他们也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包容在他们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之中。
长征途中，邓颖超在周恩来的担架边苦苦守候三天三夜，被确诊为阿米巴肝浓疡的周恩来的生命从死神身边回转。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身患癌症，却拖到一九七四年夏才住进医院。在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邓颖超不论阴晴风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在周恩来做手术时，邓颖超总是静静地守候在手术室外边，直到深夜、凌晨……
然而这一次，邓颖超的苦苦守候却没再能把周恩来的生命从死神身边唤回。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邓颖超忍着悲痛，履行了自己与丈夫死后不保留骨灰的约定，在一个不寻常的夜晚，用一架农用小飞机，将周恩来的骨灰默默地撒在共和国的江河大地上。十六年后的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邓颖超与世长辞。随后，她的骨灰也撒在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相濡以沫五十载的夫妻，这一双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搏击了一生的伟大灵魂，他们又在地下张开双臂紧紧地、紧紧地会合了。
他们的爱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在大地上延续……
这是一种旷古未有的爱。这是一种感天动地的爱。这是一种超越了卿卿我我的人间大爱。
这种爱圣洁、真挚、热烈、浪漫，这种爱清纯透明、忠贞不渝、超凡脱俗。这种爱覆盖着整个世界，浸润着整个中国。这种爱，是两个生命的相互吸引，是两颗心灵的相互交融。周恩来和邓颖超这一对革命夫妻，他们共同用爱情温暖着对方，照耀着对方，灿烂着对方，辉煌着对方。爱情使他们的生命更加光彩，更加挺拔，更加伟大，更加完美。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之所以会成为二十世纪的爱情经典，是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同样具备了完美的人格，他们身上集中、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民所崇尚的一切美德：智慧而忠诚、热情而理智、自信而谦逊、勇敢而谨慎、坚定而灵活、胸襟坦荡、磊落无私、朴实无华、鞠躬尽瘁。他们共同做到了散文家梁衡所总结出的“六无”：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去不留言。
周恩来和邓颖超忠贞不渝、超凡脱俗的完美爱情注定将永远地感动中国，流传长久！
《大地》（二○○四年 第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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