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沈听雪 出自： http：//www.fyjs.cn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可以说，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已经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因为正处于敏感的历史时期，对文革的反思被纷纭的现实掩盖了。但是，对一场民族的浩劫，人们不应该忘记，也不能够忘记。
自文革结束后，海内外出版了大量的记述文革、反思文革的书籍文章。尽管因立场不同，很多观点处于互相矛盾和激烈对立之中。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矛盾和对立，才能使我们看到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和更深入地进行一些探索。
在众多的反映文革的书籍文章中，我认为，比较有代表性当推大陆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和海外出版的《晚年周恩来》。《大动乱的年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于一九八八年完成的，而《晚年周恩来》则出自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现旅居美国的高先生之手，于二○○三年在香港出版。粗读之下，感慨颇多。在此，仅对两本书中的部分史料观点比照考量，权作一些粗微的梳理。
下面先来了解一下两本书的章节全貌：
《大动乱的年代》（以下简称《大》） 《晚年周恩来》（以下简称《晚》）
前言 引子
毛泽东要创造一个“新世界” 第一章 毛、周关系的历史回顾
三个重大错误 乞求毛高抬贵手
个人反对中央集体 不是冤家不聚头
第一篇 全面内战 打倒一切 平息红四军内斗风波
第一章 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 宁都会议的缘起
一 《五。七指示》 反客为主与主动让贤
二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抗战初期的毛、周分歧
第二章 全面发动和再全面发动 在延安整风中
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二章 文革之初的“保持晚节”心态
二 中共第一线与毛泽东的分歧 毛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
三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周旋在毛、刘的分歧之间
第三章 制造“天下大乱”的批判 毛发动文革的图谋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保持晚节”的表白
一 号召造反的“八一八”大会 顺守哲学
二 “红卫兵”运动狂潮和大串连 第三章 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三 毛泽东的号令：“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执两用中的应乱之道
四 邪火烧遍工矿和农村 “新文革与旧政府”的对垒
五 复杂而严重的局面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来
第四章 全面夺权 天下大乱 工交座谈会上的转向
一 基于幻想和出于无奈的全面夺权号召 “全面夺权”
二《公安六条》 “支左”决定 《军委八条》 在“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
三 冲突、抗争与夭折 第四章 乱局中的隐忍顺守之道
第五章 “打倒刘少奇”和“揪叛徒” 大闹怀仁堂
一 “揪叛徒”的狂澜 “伍豪启事”的风波
二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厄运 在大乱中苦撑危局
三 “第三个里程碑” 收拾文革烂摊子
第六章 失控的三个月 第五章 周旋在文革营垒的内斗之中
一 两大派的尖锐对立 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
二 广大群众的抗争——“七二O”事件 毛、林交恶的根由
三 向更“左”的方面滑去 调解林、江两派争斗
四 毛泽东纠正具体错误 庐山会议的真相
五 打击对象的微妙变化——揪“五一六分子” 第六章 林彪之死的致命一击
第七章 “右倾翻案风”、“杨、余、傅事件” “批陈射林”的部署
和反“右倾” 批陈整风的前台主角
一 全国性的抵制 毛、林之间的摊牌恶斗
二 扑朔迷离的“杨、余、傅事件” “板荡识诚臣”
三 反“右倾”和“清队” 把林彪逼上绝路
第八章 新的“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 第七章 试图扭转文革败局的挫败
一 毛泽东的耳提面命 周为何嚎啕大哭
二 工宣队、军宣队的进驻 毛对病中交权的反悔
第九章 从“全国一片红”到九大 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
一 所谓“全国一片红” 批左与反右的交锋
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第八章 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三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联美整苏”构想的形成
第二篇 新的“斗、批、改”和林彪事件 万事开头难
第一章 以“文化大革命”改造一切的“斗、批、改” 中美和解的波折
一 “六厂二校” “乒乓外交“
二 “革命大批判引路” 尼克松访华
三 种种活动 功高盖主
四 简短的评价 政治局批周会议
第二章 国民经济的新“跃进” 邓小平在会上的角色
一 四年经济概况 “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二 两年的冒进 第九章 评法批儒：毛、周关系的结穴
第三章 林彪事件 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两大情结
一 林彪和林彪集团 与政治险境缠斗
二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前 “抬邓排周”的权力布局
三 云遮雾罩的庐山会议 治病要服从大局
四 “批陈整风”运动 补过还账
五 “联合舰队”的覆灭 组阁之斗
第四章 纠“左”与批“右” 第十章 周恩来之死与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一 “批林整风”运动 批“经验主义”
二 周恩来致力于纠“左” 在密云不雨的日子里
三 “是极左？是极右” 形势逆转
四 在外交战线上 油尽灯枯
五 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尾声
第三篇 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第一章 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一 奇特的由来
二 假批孔 真批周
三 严重的后果
四 为贺龙恢复名誉
第二章 “组阁”风波
一 “风庆”轮事件和长沙诬告
二 “组阁”阴谋的破产
第三章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
一 受命于危难之时
二 “全面整顿”
三 伟大意义
第四章 “左倾”的理论学习运动
一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
二 张春桥、姚文元的“两论”
三 “评《水浒》运动”
第五章 “批邓反右”的逆风
一 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 《毛主席重要指示》
三 倒行逆施
第六章 伟大的“四五运动”
一 衷心爱戴与刻骨仇恨
二 人民的怒吼
三 错误的判断与决定
第七章 在危难的日子里
一 人祸天灾和巨大损失
二 巨星陨落
三 危难之秋
第八章 人民的胜利
一 粉碎“四人帮”
二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
三 举国同庆
结束语
一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二 “文化大革命”理论的错误
下面展开关于两本书中一些问题的对比分析：
一．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
《大》书中认为：文革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左倾急进错误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其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的集大成。具体来说，动因有四：一是毛心中的“新世界”的理想，即要创造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权利，一大二公三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封闭的社会主义”；二是其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走向失足，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到五十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到八届十中全会的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再到提出“中央要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将中国的形势估计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尖锐，终于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文革；三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错误，其标志就是三面红旗问题。当实践中三面红旗出现问题，遇到抵制时，毛却并没有加以反思，反而动用自己的权力强行推行；四是毛的个人专断。毛的世界观中有一定程度的封建主义影响，为维护自己的主张而自觉凌驾于领导集体之上，以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终于铸成历史悲剧。
《晚》书中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可以上溯到斯大林之死，毛有了争当世界共运领袖的欲望。因此，他头脑发热，好大喜功，急欲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超越苏联，终于造成大跃进的失败。然而毛并不认错，反而批判了提出意见的彭德怀等人，并与批评了大跃进运动和毛本人的苏联交恶。自此，毛内心有了深重的危机感，怀疑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联合向他进攻。而大跃进的惨祸毛不是不明白，害怕身后算账的心理危机日益严重。当他发觉到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在阳奉阴违，形成了和他截然不同的另一个领导路线之后，这种危机意识便发展到了顶峰。文革正是毛泽东急于安排后事，决心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应该说，《大》书和《晚》书在这个问题都提出了部分答案。相对而言，《大》书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更加全面。《晚》书将毛发动文革的主要动因归于急于安排后事，这未免将复杂的文革动机简单化了。毛对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有着相当多的不满，经常提出理论见解却又不得不服从于现实。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经济等，这在中国当年形成的等级经济中是没有操作性的。而毛急于推行这样一套东西，终于在《五七指示》和《给江青的信》中将之具体明确。显然，在文革这样大一个改造社会的战略行动中，没有经济目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主义之争必然包含权力之争。说文革的发动没有毛的个人动机，也是不好令人理解的。紧抓大权就是毛的一贯本色，而从他在文革中不断拉一派打一派，费尽心机想建立一套可以继承自己主义的接班队伍的实践来看，说他急于安排后事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我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可以一分为二：一是确实有建立一整套新秩序的宏伟理想，二是为推行自己的主张而独揽权力，竭力要为红色江山换上一帮信得过的接班人。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缺一不可。
二． 关于中央全会问题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每年至少两次。”然而，自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才召开八届十一中，而八届十二中又迟至一九六八年十月。如此违反党章的行为，在当时只能是出自毛泽东之手。原因很简单，八届十中后毛正退居二线，在一线上大刀阔斧、成绩卓著的是刘少奇等人，如果按正常召开全会，势必要为刘少奇等人评功摆好，还可能将其推行的政治路线合法化，这当然是毛不愿意的。而当文革发动，毛抓住了刘少奇“镇压学生”的把柄后，迅速地召开了八届十一中，不过是为了抓住时机将刘搞掉。之所以八届十二中又拖了两年，也是因为毛在此期间提出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厂农村、“全面夺权”等号召在全会上不会通过或不能顺利通过，于是毛将其既成事实化，事后再补办手续。毛的个人意志代替领导集体，在此可见一斑。
在全会问题上，《大》书和《晚》书的看法是一致的，也是比较接近于事实的。
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大》书中指出：一九六六年十月，在毛泽东的同意下，《红旗》杂志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中发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归根到底，这个号召是为了克服全面开展文革的阻力，为了造成天下大乱，为了“打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提出的。当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已靠边站，没有干预运动，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批判”。文革之所以在各级遭到抵制，正是因为其严重破坏党的原则的行为所造成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达到文革目标，人为地树立起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敌人。
《晚》书中则提出：毛泽东认为在文革推行遭到抵制的背后，是党内各级干部对他发动的文革存在抵触情绪，而根子则在于刘少奇的阴魂不散。因此，就要像在延安斗王明时提出“王明路线”一样，也以批判刘少奇所代表的“错误路线”为突破口，从而引领全局。书中披露，最初的提法是出自陈伯达、张春桥之手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而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认为这一提法太重，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被毛泽东所采纳。事后，张春桥向毛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语法不通，建议改回。毛考虑后，认为不必改回，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替。
因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是为了继续推进文革运动而生编硬造出来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四． 关于全面夺权
《大》书中写到：“一九六六年的实践充分说明，毛泽东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革，只是重复地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既是主观主义的，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革法。毛泽东信奉的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只是一味支持造反而已。当无政府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时，他提出了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问题。他对学生多少有点失望，转而寄希望于工人‘造反派’，指望‘造反派’干什么，全国下一步怎么办，毛泽东不知道。”正是因为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造成了严重的局势，不可收拾，毛泽东才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期望做一并解决。而这一号召又正好为一帮欲在文革中夺取权力的野心家所利用，于是全面内战出现了全面混乱，武斗遍及全国，山头林立，无政府主义甚嚣尘上。中国陷入了深深的灾难之中。
《晚》书中对全面夺权则是这样叙述的：“毛泽东知道文革之举已经彻底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釜底抽薪，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来。毛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请文革小组成员到家中吃寿面。席间，毛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无论是《大》书还是《晚》书，在这个问题上都指出了：全面夺权正是毛泽东一意孤行下才出台的。因为不切实际地发动了文革，因而走一步看一步，直到无法收拾时，只好采取非常之举。相对而言，《大》书中认为这是毛基于文革幻想而采取的无奈之举，而《晚》书中则认为是毛为了彻底扫平刘少奇的执政根基而做的主动之举。
五． 关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大》书中写道：“周恩来没有拍案而起否定‘文化大革命’，甚至说了很多违心的话，做了很多违心的事，历史地看，这正是他以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当时周恩来如果拍案而起，结果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不仅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起中和作用，反而被打倒的人更多，领导权被夺去更多；二是引起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军队的分裂。无论哪种可能成为现实，党、国家、人民都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灾难。周恩来思前虑后，高瞻远瞩，在非常复杂的困难处境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等待时机，纠正错误。周恩来的伟大人格，永为后人景仰。”
《晚》书中则是这样写：“周恩来一直把在政治上保持革命晚节和忠于毛泽东本人联系在一起。这和他深受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和影响有极大关系，包括其中的忠君思想，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尊崇、敬畏乃至感戴之情，都远在一般人之上。在他看来，在政治上忠于毛泽东，虽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忠君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毛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的，是在近代饱受屈辱和挫败的中国人民为了尽快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作出的历史的选择。因此，遵从中国人民的这种选择，乃是天经地义的，是历史的需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什么愚忠。更何况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一生理想和事业的旗帜，正是在毛领导下，才成就了革命大业，才有了他今天的一切——作为泱泱大国的总理，在内政外交的舞台上显露身手。周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的这种内心感受。因此，忠于毛很自然地就和他全部的政治信仰，诸如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等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中最高的体现。‘保持晚节’，成为了周恩来晚年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在政治上，则紧跟毛泽东，采取顺守哲学，既不硬顶，也不在一旁袖手旁观，而是投身其中，因势利导，做‘革命的弄潮儿’”。
周恩来晚年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确实让后人既理解又不理解。不过，有一点要明白，以纯道德的角度来要求一个政治人物，那是一种无知。从周恩来一生对中国所作的贡献来看，说他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毫不为过的。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为了人民生活的安定幸福，他费尽了心力，鞠躬至死。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为什么要苛求他呢？作为政治人物，没有权力也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为了尽可能的发挥作用，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这是没办法的。尽管这样的事可能会成为历史的耻辱，但为了人民的最高利益，任何人义无反顾地去做，就是英雄，就值得后人永远去追念。
从两本书的分析来看，《大》书中的观点是主流，是周恩来所作所为的历史结果。但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在周恩来身上也是有着明显体现的。而他做了一些过犹不及的事，如提议将瞿秋白的骨灰扔出八宝山，则是不足为训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局限，值得后人研究与深入思考。
六．“揪叛徒”
《大》书中指出：主要在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全国掀起了揪所谓“叛徒”的歪风，千千万万个老同志遭受打击、迫害。“揪叛徒”表面看来是很蹊跷的，因为党的干部在几十年中多次受过党的审查，都有结论，叛徒早已处理，何用不懂历史、不懂政策的群众组织自以为是地来“揪”呢？实际上并不奇怪，它既与要“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和“左倾”思想紧密关联，也与全面夺权紧密关联。很快，全国就揪出了五千二百余名“叛徒”，其中几百人被迫害致死。而这些被揪出的所谓“叛徒”，却正是为了新中国呕心沥血奋斗几十年的老同志！
《晚》书中则写道：“当毛泽东发现需要借助批刘来排除党内外对运动的阻力时，便改变了把刘少奇的问题当党内矛盾处理的初衷，而是再一次拿他开刀，突破点便是历史问题。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下手，一步步改变刘少奇问题的性质，从而制造出了党内有叛徒的假像，为全国全面夺权制造口实。”
应该说，在“揪叛徒”的问题上，《晚》书说得更加一针见血。之所以会揪出那么多“叛徒”，正是在“左倾”路线指导下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下发生的。而寻其伊始，还是毛泽东为了排除运动遇到的阻力，从而人为的提升“旧政府”人员问题性质的系统战略。在毛的眼中，既然已全面夺权，将这些人烧一烧便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问题更好，有了问题便一锅端掉。
七．贺龙之死
《大》书中披露：贺龙在文革中被打倒迫害，其直接的罪名是所谓“通敌”、“阴谋篡夺军权”、“二月兵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贺龙随中共代表团访苏。席间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过，要他搞掉毛泽东，贺龙当场反驳了，此事会不会使毛泽东生疑呢？毛泽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到“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下面接着说：“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高级将领中一些人喜欢玩弄小手枪，本是司空见惯，而毛泽东在为他平反的时候竟加了这么一句话。从这里可不可以看出一点眉目呢？所谓“通敌”问题，一九六七年二月才有人提出，而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奉毛泽东之命在小范围内批招呼，说贺龙有问题了。林彪一伙无疑做了手脚，是不能辞其咎的。但是，他们往往是看“风”行事。
《晚》书中则指出：打倒贺龙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林彪为了让自己的手下人马在军中形成一统天下。贺龙本人在历史上也和林彪有些过节，素来为他所忌惮。而毛泽东多年来对贺龙则一直有好感，因此在运动初期是保贺的。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毛出于发动“全面夺权”的考虑，在政治上需要林彪的支持，因而在贺龙的问题上改变了态度，听任林彪搞下去。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通常的描写文革的书籍中，大陆的通常认为主要责任在林彪，海外的则多认为主谋是毛泽东。而《大》书和《高》书却正好掉了个个。应该说，林彪对贺龙的加害是史有明证的，而毛泽东的作为则多是公开表态。打倒贺龙，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是不可能的。而如果没有林彪的全力相忌，毛泽东也不必急于动贺龙。因为资料的缺乏，一时还难以有明确定论。不过，作为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大》书，能将问题提到如此深度，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八．“武装左派”
《大》书中披露：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上海致信江青，信中说：时局再有几个月，就可能更好些了。凡是烂透了的，就可能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毛泽东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他看出一些部队支持所谓“保守组织”，明里暗里给“保守组织”发枪，就提出这样的意见，要求把“右派”的气焰压下去。其实，“左派”也常抢夺枪支。
《晚》书中则写道：毛在还没有从“七二O事件”的冲击中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仅同意了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且对整个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八月四日，避居上海的毛写信给江青，表示同意林彪对时局的看法（即武汉事件为反革命暴乱），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的气焰就压下去了”。
毛泽东在提出“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后，全国形势更加混乱，各种群众组织开始明目张胆抢夺军队的武器弹药，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最为动乱的阶段。毛泽东希望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他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人为的不加界限地将群众组织分为“左派”、“右派”，只能是不断地制造矛盾、制造混乱，而离天下大治就更远。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错误引出另一个错误，而为了解决这个错误又犯了下一个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文革运动的实践走向失败便是必然的了。
九．评《水浒》运动
《大》书中写道：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同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当天，姚文元闻讯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中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立即批准。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有的材料、文章说毛泽东评《水浒》仅仅是兴之所至的文学评论，说“毛泽东随口评《水浒》”、“毛泽东评论《水浒》实出无心”。这里写出的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就说明了这种看法的不妥。）
《晚》书中则更加明确地说：毛泽东察觉到邓小平的整顿实际是在翻文革的案，而且恼火他与周恩来合流，于是决心批邓，借机打周，其选择的题目便是评《水浒》。其实，只肖从整个事情的运作过程中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名堂：在毛泽东深更半夜发表评《水浒》的谈话后，姚文元闻风而动的速度异乎寻常，显然是有人打了招呼。几个小时以后就写出了报告，建议印发下去，组织展开对《水浒》一书的评论。而毛马上就批准了他的报告，在两三天内就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整个过程显然是台前幕后串通一气，绝不是什么“无心插柳”，而分明是“有意栽花”。
评《水浒》的要害在于所谓“投降派”。而这也是暗有所指的，即周恩来曾经的“伍豪启事”及对美谈判中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而江青更是推波助澜，称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悲愤异常，为表清白，他特意在进手术室前将关于“伍豪启事”的材料封存，并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可以说，毛泽东向来会借题目做文章，不会无缘无故地空发什么感慨。特别是这种感慨竟要变成中央文件的形式，就更加具有深层意义。而从周恩来的激烈反应看，双方彼此应是心照不宣。江青在这里起了很恶劣的作用，但如仅是她这层次的能量，久历风霜的周恩来也不会如此悲愤。
《大动乱的年代》和《晚年周恩来》两本书的特点都是占有了极为丰富的文革史料。《大》书的观点不仅在当年是国内文革研究中的异数，就是在现在也是极为超前的，因而成为了文革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晚》书则具有另外的写作角度，从而不为国内所接受。然而，其披露出的史料仍是弥足珍贵的，对于深入研究文革有着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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