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传人
二○○五年三月五日
于第十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期间
文/张宏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世界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同一轮红日从亚洲的东方升起。饱尝苦难得中国人民和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位置沸腾了，一百多年来处于水深火热、备受外国欺负的祖国从此站起来了，他们怎能不高兴呢！就连那些曾为拯救祖国而奔走呼号、流血牺牲的先人们地下有知也会为之欢呼雀跃的！
正当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之中时，有一位甚至今后还有多少困难在前面、还有多少路要走的领导人没有让胜利的情绪左右自己的头脑，而是人不解甲、马不卸鞍，一如既往的如同勤奋的蜜蜂那样日夜操劳，为新生的共和国营造着一切。他就是周恩来，共和国的首任总理。担任总理后周恩来更加勤奋地工作了，成了中国共产党内每天工作时间最长、做事情最多、从不回避责任、面临困难最大、终生不顾疲劳、无时不在忙碌、既要考虑宏观又得做好微观事务的人。人们常说离开谁地球都会照样转动，这话虽然没错，但如果把周恩来的事迹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拿掉，你不妨推论以下事情将会是什么样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于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了，但她的各个部并未完成组建。周恩来除担任总理外还兼任了外交部长，这证明除了周恩来外当时没有他人能胜任新中国的外交大任。因此，除了全国的事情外，周恩来不能不对外交部的事情给予特别关注。正是在他的亲自关怀下，外交部确定了组成人员和地址。十一月八日，他轻车简从来到北洋政府时的外交部旧址东城区外交部街三十号大院召开会议，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为了打破主席台和听众的界限，人们围到主席桌的四周，拉近了周恩来同外交部干部的距离。他一辈子都是如此同人民保持最近的距离，不，没有距离，是在人民之中，特别是在人民的心中。他作了长篇讲话，讲了形势、工作、对干部的要求，指出新中国的外交要同旧中国区别开来，提出我们的外交人员就是“文装解放军”。“文装解放军”的说法不过只简简单单五个字，但就是这五个字，把我国外交队伍的坚定的政治方向、严明的组织纪律、严谨的工作作方和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概括的清清楚楚，立下了我国外交队伍的光荣传统。林则徐的后代、曾任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凌青大使参加了那次会议，他于一九九八年写文章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后说：“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二年了，但他的认真、细致、谨慎的工作作风，他的谆谆教诲和以身作则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全党，特别是影响着他亲自领导过二十多年的外交部每一个干部的心灵。可以说，外交部干部就是在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总理的音容笑貌宛在，总理的工作精神长存！这是外交部每一个新、老干部永远不会忘记的。”是的，外交部是周恩来亲自组建的，他审定了外交部的选址，他挑选了第一批外交部的骨干人员，他为外交部里了规矩，外交部的好传统是周恩来创建起来的，我们外交部的干部是周恩来的传人。
其实，周恩来早就想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事务了。艰苦的八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但和平却不能实现，蒋介石依仗着他掌握政权和有强大的军队，特别是有美国的支持，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和军队展开了强大攻势，内战再次爆发。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企图一举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共产党驻延安的机关和人员纷纷向其他地方撤退。在撤退的人员中有一批外事干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中有的曾在延安接待过外国人，有的随中共代表团在南京、重庆工作过，有的在北平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工作过。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唯一一批经历过外事工作、懂外事的人员。当他们跋山涉水，渡过黄河来到山西临县时，突然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在三交镇附近驻扎下来。在此住了一个多月，五月一日在一间小房子里，叶剑英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外事组，由他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据亲历此事的凌青大使回忆说：“原来，外事组的成立是因为周总理担心这批从事外事工作、有一定外事经验、又懂外语的干部散了，将来不好找，就指示一定要成立个机构，把这批人保留下来。周总理当时就已预见到全国要解放，要准备一批外事干部，以应付全国胜利后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代表党搞外交、最懂外交、最有外交经验的人，他又是一个工作极端负责、考虑事情最细、眼光长远的人，他还是一个对人最了解、对手下最爱护和最熟悉的人，所以他能想起这一批人，能考虑到要把这批人集中保存下来，能深谋远虑把这批人作为底子的一部分将来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
周恩来挑了这几方面的人员组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部队伍：有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军队高中级将领、有全面工作经验特别是有统战工作经验的党政领导干部、原外事组人员、新参加工作的学外语的大学生。此外，还特别任命了一些国民党时代的国际法学者、专家担任条约委员会顾问、专员等职，其中包括原国民党政府中的外交人员。事实证明，这支队伍有纪律、能战斗、业务全面，为打开心中国的外交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才有多少人呢？仅仅一百七十来人，比起现在的有五六千国内在职人员的外交部少多了，但这确是一支精兵，为了带好这支精兵周恩来花费了无数心血，包括亲自教那些刚从战场下来而准备出国担任大使的将军们如何吃西餐。他最重视教下面的人员学会搞调查研究，曾担任驻西德大使的王叔说：“周总理一再对我们说要注意加强调研，调研是做好外交工作的根本。”周恩来自己就是一个特别注重调查研究的人，王叔说：“我感到周总理除了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高度严肃性之外，主要是调查研究做得好。在几次受周总理接见时，我深感总理阅读了国内外许多有关的材料，包括我写的一些报告在内，还推荐了几篇给毛主席看，并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而充分掌握了西德和欧洲（包括苏联）的情况。周总理不仅同施罗德（时任西德联邦议会外委会主席、基民盟副主席）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进行了很多的调研，而且对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记者也不耻下问（王叔最先是在西德当新华社记者），一再问了我许多问题，包括西德的政治、经济情况，勃兰特推行新东方政策的目的、前景和西德同苏联的关系，反对党基民盟、基社盟为什么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及其对政府的影响，反对党主要领导人如施罗德、施特劳斯等为什么急切希望访华及对西德和欧洲会造成什么影响，洗得是不是如苏联所说的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等。”周恩来想事和做事之细之深是无与伦比的，对此外交部的人都知道，所以在他面前休想马虎。结果，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外交部的认真、细致、严谨、深入的工作作风，特别是重视调查研究，这完全是周恩来带出来的。
有人说周恩来没有帅才、只会举轻若重、强调外事无小事、教人谨小慎微。敝人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我不相信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的总理是一个没有帅才的人所能胜任的，那周恩来同世界各国的元首比一比，看能有几个可以与周恩来同日而语的？在中国，当个部长也许可以说不一定有帅才，当个总理没有帅才是绝对干不好的。周恩来举轻若重试他不会举重若轻吗？是他不知道举重若轻对自己的好处吗？有个天下第一个最会举重若轻的毛主席在，周恩来如果也来个举重若轻，那么多事情要谁去干呢？周恩来是一个宁愿累死自己也要为党好、国家好、人民好、同志好的人，他生怕党的事业受损失，所以不放过他能想起和看到的任何细枝末节。如果我们党内多几个这样的人，特别是在领导层，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吗？至于外交无小事这话一点都没有错，把猪排当羊排端到一位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餐桌上，这是小事还是大事？一点小事情没有注意造成严重后果可是多次发生过的事。周恩来从来没有教人谨小慎微，而总是要外交干部实事求是、富于创造性、大胆建言。著名的熊向晖大使一九六三年办过一件不妥的事，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周恩来说：“我记得你是一九一九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周恩来在外交舞台上是谨小慎微的人吗？在万隆会议上，他当机立断，不用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现场作了即席发言，是多么英明果断的决定，又讲的是多么好，成为外交史上一篇流传千古的杰作。
讲一个国家的外交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提起这个方面，周恩来肯定要把功劳归于毛主席。可谁能讲得清哪是毛主席的哪是周恩来的？是集体讨论的这是事实。但周恩来在外交政策上的贡献不是第一位的也是第二位的，而就当时中国外交的全部来说，周恩来的贡献最大。所以我主张，第一代领导人最好提毛周，没有周恩来，毛主席的功劳能不能有那么大我有些怀疑，离开周恩来的毛泽东会如何人们不妨设想一下。没有周恩来，毛主席的错误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请不要误会，我完全接受党的决议对毛主席的评价，我是一个无比热爱毛主席的人，毛主席在我党里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我只是讲在外交方面周恩来的贡献更大。
详细记载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实绩和评价他的贡献需要写出很厚很厚的书，短短的一篇文章是不够的。我主张在大学里开“周恩来学”，特别是“周恩来外交学”。这里，用最概括最简单的话来说吧，是周恩来开辟了新中国的外交，是他通过参加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出访一系列国家等重大外交行动打开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带出了新中国的外交队伍，特别是有血多外交理论方面的独特建树，形成了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和外交风格。它是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之父。这话要是在周恩来生前说，他非把我感触外交部不可，因为他最恨的事对他歌功颂德，特别是把他说得超过毛主席，他说功劳都是毛主席和党的，大事都是毛主席定的，连明明是他总结概括出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他都说是毛主席先提出来的，根据是毛主席先讲过其中的两三项内容。说“外交之父”也有点犯忌，因为共产党一向强调集体而不主张强调个人。但我还是要大声疾呼地说，周恩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之父！这是历史事实，这是真理，这是凡在周恩来手下工作过的人的心里想说而没有说或者不敢说的话，连毛主席自己也说过外交方面他不如周恩来。赫赫有名的将军大使耿飚说：“周总理是我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奠基者和开拓者。”这还不是外交之父？同样赫赫有名的伍修权说：“在我国外交战线上，周总理既是运筹帷幄的主帅，又是全体外交人员的良师益友。”请注意伍修权是用“主帅”来称呼周恩来的。这肯定更是世界的共识，因为各个国家的人都看到了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接触过他的外国人都佩服他，而且人家历来习惯于什么什么之父的说法，这种说法对维护一个民族、国家的优秀传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很容易传下去。我看把周恩来尊称为我们的外交之父是实事求是的，老百姓很容易接受，好处很多。
周恩来对外交部的影响之大只有我们外交部的人最清楚，直到现在，去问一问外交部离退休的老大使、老外交官们，提起周恩来没有谁不动情。现在在职的又如何呢？从他们干工作的表现来看，周恩来的遗风仍在，说他们是周恩来的传人是当之无愧的。现在的工作量大了，要办的事多了，难了，复杂了。现在好多事情是两难选择，不像冷战时期那样界限分明，而是各种因素相互参杂，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当然大政方针都是中央定的，但如果不高度发挥智慧、责任心哪怕有些许不强、作风不过硬，外交部的同志就难以完成重任。我以为外交部的同志们干得不错，不辱使命。像“九·十一”那样的事情突然发生之后，我们对形势的分析和看法以及给中央提出的建议，现在看来相当有水平，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所以我敢有把握的说这个话，这是毫不夸张地。再如我们两批在伊拉克被劫持的同胞被救，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外交人员干得很出色。而外交部同志的待遇呢？说出来简直不好意思。有的人辞职不敢离开外交部了，我很理解他们，几倍、几十倍的薪水怎能不吸引人？现在干什么都要钱，谁不想多挣些薪水。但耐得住清寒的是绝大多数，他们真的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抒写一个伟大的主题：忠于祖国。
过去曾有不少国内同胞批评外交部对外太软，甚至有给当时的外交部长寄钙片的。我无意为外交部辩解，不能吹牛说外交部办的事什么都好，也不排除在某些具体事情上外交部似乎还可以强硬些，我对外交部的个别做法也有保留。但总的来说，我不认为我国的外交太软，至少不应责怪外交部的同志们。大政方针都是上面定的，他们不过是执行者。外交部里都是爱国主义精神很强的人，他们不想狠狠的淋漓尽致的痛斥地对我们国家的家伙吗？要他们忍气吞声他们能好受吗？要来硬的很容易，强硬的话是现成的，而且是一套一套的，想说可以张口就出。问题是说完强硬的话之后怎么办，我们国家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作后盾，能不能立即采取相应强硬的实际行动跟上？关键是我们的实力还不行。再说搞外交不能意气用事，正如上述周恩来批评熊向晖所说的那样。所以，到底该硬还是该软，抑或是既不硬又不软，硬里有软，软里有硬，都要相机而作。外交虽然必须以实力为后盾，但它不是实力的直接运用，而是靠智慧、策略和言辞而运行的政治行为。即使我们将来强大了，也不能像现在的那个超级大国那样，主要不能用实力去压人家，而要以理取胜，去让人家口服心服。
周恩来离开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远了，今后的年轻人会如何呢？我坦言心有隐忧，所以建议现在的外交部领导应注意用周恩来的精神和事迹教育年轻人，使周恩来精神在外交部一代一代传下去。周恩来只兼任过一个部的部长，就是我们外交部，如果外交部的人要把周恩来望了，那可是最没有良心的事。但我又相信，周恩来精神的感召力是巨大的，我不相信周恩来精神会在中国特别是外交部失传。外交部的绝大多数同志是优秀的，我不相信他们会忘记周恩来。一代一代的外交部人都会成为周恩来的传人，我相信，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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