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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茗:永远的周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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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家世的原因,我们家族中的几代都与敬爱的周恩来伯伯有着亲切而持久的友谊,这是我们廖氏家族莫大的荣誉。

  我的父亲廖承志,长年在周伯伯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故而我也就万分荣幸地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周伯伯。周伯伯有着一种神奇的、磁石般的魔力,只要见过他哪怕一次,就会完完全全地为之吸引,此生此世,永不磨灭分毫。

  我的九十四高龄的老祖母何香凝,一九七二年秋病危。一日,妈妈和我在医院当班。望着一刻弱于一刻,已是气息奄奄的祖母,我们急得有如热锅蚂蚁:父亲那时是专政对象,不能回家已有数年。可祖母临终时若是见不到唯一的爱子,她老人家焉能瞑目!

  抱着万分侥幸的心理,妈妈给专案组打了电话。但电话尽管打了,父亲能来医院与祖母诀别的希望却是微乎其微。专政对象,当然只有挨斗挨批的资格。

  妈妈和我心焦如焚地守在祖母床前。祖母呼吸已经极弱,看来只剩一口气,就是在等待儿子到来。我们极力东南西北地打岔,为一心一意等待儿子的祖母分神。而打岔之余,妈妈不时暗暗地长叹。

  夜色已深,祖母极不甘愿地陷入昏睡。我们在外间坐着,随时准备应对任何不幸。死神那阴沉的黑色身影,已经在我们极近的上空,低低地盘旋飞翔。

  就在此时,走廊里响起一串轻快的脚步声。周伯伯,我们朝思暮想的人,天神般地出现在我们的眼 前,并且带着那么亲切的神情,老远就向我妈妈和我伸出双臂。

  周伯伯和妈妈是同乡,平素很熟,故妈妈委屈地向他诉说着这火烧火燎的燃眉之急,几乎就要落泪。万想不到的是,伯伯安慰妈妈说,父亲已在前来医院的路上了。

  片刻后,久违了的父亲,这闻名的孝子,一改往常的步态,小跑般的奔进了病房。

  见到周伯伯,父亲的眼睛湿润了。这位“封、资、修”几毒俱全的“走资派”,深陷专政重围,已长久未见总理,尽管他们从前总是同志般研究工作,共商外事大计。

  周伯伯和父母亲一起来到祖母床前。伯伯拉着我的胳臂说,要我给他和祖母“当当翻译”。祖母的粤式普通话,简直如同外语,周伯伯的江浙口音,恐怕也使祖母难以听懂。

  这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奇迹。祖母那昏睡的眼睛,竟一下子大大地睁开了。她眼神清亮,连声唤着“周公!周公!”使我几乎惊呆。

  周伯伯拍拍我的肩,我赶紧定定神,准备“开始工作”。只听伯伯对祖母喊着(祖母极聋,弥留时尤甚)说道:“老人家有什么要求,请告诉我。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看望你。”

  祖母居然没有用上我这个“翻译”就全听懂了,不住地点头。这真又是一奇:平素在家,她是连电视新闻节目,都由秘书阿慧译成广东话的,父母与她交谈,也都是以粤语进行。

  祖母拼着全身的气力,一字一喘地说:“我,不要火葬,要去,去南京!”伯伯执着她的手,俯向她的耳边:“你放心吧,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答应你的请求!”

  祖母目不转睛地望着“周公”,用力点点头,鼓起最后的生命之力,指指站在床尾的父亲,又指指周伯伯,嘴唇抖着,却不能出声了。伯伯听懂了这无声的语言,立即回答道:“承志是好同志,他是没有问题的,你放心吧!”

  此言一出,我和父母热泪齐流。父亲紧紧握着白色的床栏,胸膛剧烈地一起、一落,成行的泪,刷刷而下,湿了大片的衣襟。

  那年二十五岁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父亲的眼泪,不由全身激动、热血沸腾。当监狱中的镣铐、绳索、辣椒水、老虎凳、子弹、屠刀一齐来考验他的时候,当祖父廖仲恺、姑夫李少石(当时任周伯伯秘书)两代为革命捐躯、遇害而死的时候,当忠孝无法两全,为革命工作远离亲人、舍家辞室,父亲何曾有过眼泪!如今这流淌的泪水包容了多少内涵,谁能言说,谁又能尽述呢?

  不久,祖母安安静静地离去了。闻说人若心有未了之愿,断不瞑目。是周伯伯的力量,使她永无牵挂了。

  在向祖母最后告别时,又是惟有伯伯在祖母床前伫立得最久。他如雕像般肃立,右臂弯曲,向祖母深深地凝视。

  我们作为遗属,静立在旁,哀哀地流着泪,为慈爱、刚强、一生遭受了太多苦难的祖母离去而悲伤。唏嘘之声,此起彼伏。周伯伯没有流泪,只是面容无比的肃穆,甚至显得是严峻的。他脑中想必是在不断地闪回着与祖父母、父母几十年友谊的诸多片断吧。六十多年前,当父亲第一次在家门口初见伯伯,为之折服,惊问祖父此为何人的时候,祖父满怀敬意地说:“你还不知道他?他就是gong-chan-dang的大将周恩来!”是的,祖父母、父亲与伯伯二十年代起就已相识,并深感相见恨晚了。

  父亲在世时,一直在伯伯领导下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到伯伯那儿去,伯伯也常打电话来,唤父亲前往。家中我的房间距电话最近,又最易醒,故夜间由我接听的电话次数之多,为全家之最。父亲每天夜读很久,常是后半夜才释卷入眠。他入睡是需借助药物的,药力未尽,很难醒来。周伯伯的电话,常是凌晨三四点钟打来,而无论几点,我都必须立即去唤醒父亲。然而唤醒刚刚熟睡不久的父亲之不易,非当事者,怕是难以想象的。

  放下电话,我就先煮咖啡,要浓(我还记得是上海牌咖啡,三元四角五分一听,这种咖啡,如今已不多见了)。煮好后稍凉一凉,就开始将父亲大力连唤带摇,待他醒了,就给他喝咖啡。待醒彻了,才可去见周公。若不完全清醒,为大不敬,同时于外事大计,恐也有所延误。

  而以细心如发、周到著称的周伯伯,就像是亲眼见到了这一切,每次都叮嘱着:“有人陪爸爸来吗?我派人去好不好?不然药力没过,会跌交啊!”想起父亲因大面积心肌梗塞入院时,伯伯也来电话关照:“给爸爸喝豆浆吧,牛奶有胆固醇,可能对心脏病不利。”

  听到伯伯的声音,我喉头哽咽。堂堂总理,对一名下级如此关怀备至,是世所仅见的。日理万机的伯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打电话来,他是如何地繁忙、辛苦、劳累,他一天才有几个小时的睡眠呢?他是钢铸铁打的么?……

  我有幸与伯伯共进过一餐,那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那是在我读高中时。一日,周伯伯打电话来,请父母亲去共尝“醉蟹”,说是有人刚从南方带来给他的。后来知道,送蟹人非同小可,乃是风华绝代的“国母”。我祖母的知交挚友宋婆婆,宋庆龄女士。

  荣幸之极地,父母带上了我,我大大地欢呼雀跃,竟疑是梦了。

  我是初到伯伯的家。房间虽然宽大,却不见一丝一毫的奢华。一切家具,都是半旧,作为装饰的摆设,一概没有。房间的纤尘不染,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伯伯和父亲谈开了工作,邓妈妈就作为女主人,领着妈妈和我到卧房去了。也就惟有这里,方圆二三十米的地方,稍稍与那简朴的办公室、客厅及更简朴的餐厅不同,有了几许家居温馨的气氛。

  卧房里是一片浓浓的绿。地毯、台布、窗帘、床单、毛毯、灯罩……等等一切。以至使我忽然想起,连邓妈妈那件穿了多年、袖口镶黑色茸边、我从小看到大的长呢大衣,以及她的眼镜盒,也都是绿的。沉浸在这片如茵的绿色中,我痴痴地想,这一定是因为周伯伯整日整夜、整月整年地忙于国务,邓妈妈必是用这满眼的绿,给他疲惫已极的眼睛及身心以调剂。而护墙板上放着的那一大排布娃娃,当然更使繁忙之最的周伯伯得到充满爱意的温暖和饶有兴味的松弛与休息。

  工作谈完,周伯伯像一切主人一样,热情地招呼我们进餐。作为总理的客人,我简直不胜惶恐。手忙脚乱地在圆形大餐桌边坐下之后,一抬手,先是打翻了调味瓶,后一起身,又差点带倒了椅子。父亲嗔怪地瞪着我,嘴唇动着,说着一句不出声的话,我准确无误地知道那是在说我“兰花手上长着钩”——这是父亲对打翻、打碎东西最多的我,所常讲的一句“廖氏名言”。可周伯伯就像什么都未发生似的,亲切地看着我,头一个,就递给我一只最大的“醉蟹”。

  伯伯、邓妈妈和父母亲,有说有笑、有滋有味地吃着,手法娴熟,一招一式,都显出是十足的行家里手。但我这个生于陕北黄土高原,又一直长于北方、食于的人,平时连螃蟹都不大问津,对这半生不熟的“醉蟹”,就更无法接受了。他们的生吞活剥,不禁看得我目瞪口呆。

  周伯伯吃完蟹后,仔仔细细地把一切残渣余壳归拢了起来,放进最先吃蟹时掰开的大壳里,桌面上干干净净,片甲不留。是伯伯生性洁净,还是在体贴地为工作人员减轻一些劳作呢?

  餐后,手上自然带腥。依南人之习,须以菊叶浸泡的水洗手。一位胖胖的工作人员,端着盛满菊水的盆,走了进来。

  他将盆子端在伯伯右边时,伯伯不巧向左边转去,待他赶快端向左边时,伯伯却又转向了右边。如此几次,才洗上了手。

  在这转来转去,怎么也合不上拍的过程中,伯伯却没有一句责怪之言,就那么半举双手,一边还继续着刚才的话题,并未有一点中断。

  在饭桌边,伯伯是位好客的男主人,同时更是一位体贴备至的好丈夫。他是那么温柔地称邓妈妈“小超”,又是那么殷勤地为他的“小超”的小碟子里加一点点醋或是生姜。而若一时不见,又四下里寻着、叫着:“小超!小超!”几乎是一刻缺少不得。这使我很自然地想起,无论是在祖母与父母的交谈中,还是在许多长辈们的赞叹中,都时时会有的一个话题,即周伯伯与邓妈妈堪称人间楷模的伴侣情深。记得听说过伯伯早年给邓***信中,常有“对月思人”这样的句子,不禁令我心驰神往:这样惊天动地的伟大人物,原来也有儿女情长的一面,而且还是这样的炽热、细腻、动人。

  在伯伯与父亲都去世后的今天,邓妈妈和妈妈一样,是“对物思人”了。我以对伯伯和父亲的深切伤怀之情,为天人永隔这样生死两界的决然不可逾越,痛恨病魔如此残酷无情,也从邓妈妈和妈妈哀哀、怅怅的眼中,更深地理解她们都有怎样一颗缺少了一半的、痛痛的心。而这心灵的重大缺憾,又分明是任什么都弥补不了的……

  饭后,妈妈让我脱去外套,并随手拿去挂在衣架上。伯伯默默地看着,轻轻地、耳语般地对我说道:“我很小就没有了母亲,所以看到别人有母亲,总是羡慕。”听到伯伯这发自内心、又略带伤感的真情倾吐,我不禁热泪盈眶。安慰他吗?我怎么敢!沉默吗?又怎么能!记得我一下子扑到了伯伯手上,伯伯摸摸我的头,又微微地笑了。

  要说伯伯的风采,那是举世闻名、绝无仅有的。他永是整洁、潇洒,永是闪耀着一双充满智慧之光的、亮炯非凡的眼睛,浓眉深重、英气逼人。我特别记得一九七四年的国庆招待大宴。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那时,已在流行着伯伯健康状况不佳的消息。人们忧心忡忡,都在为祖国未来命运的不可知而焦虑,为周总理这样的中流砥柱哪怕能多在一日也好而默默祈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切又都只能深藏于心,大家都心照不宣,有着默契。

  这时,周伯伯出现了!虽略清瘦,但精神矍铄,浓眉之下,一双英目依旧炯炯有神。大厅里先是突然鸦雀无声,似乎是为了证实一下眼前一切是否属实似的,随即就爆发出一片雷鸣似的欢呼。大家忘却一切地跳着、叫着,许多外国友人、记者,兴奋得忘了脱鞋子就登上了椅子。那欢声雷动、令人感极的场景,从此刀刻般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如今,伯伯的离去已是千真万确、令人心碎的事实。他永不再是右臂弯曲、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样站立,浓眉下那双光彩四射的眼睛,也已紧紧关闭,永不再会含着笑意望一望我了。他的身躯、他的微笑,已经融进了祖国的大地,他人格的魅力、品德的光辉,也像这孕育了他、最后又拥抱了他的土地一样永存。在伯伯去世后的许多年中,我常常在想,丙辰清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伯伯只要能看上一眼,他这一生一世的奉献,难以形容的呕心沥血,乃至种种我们至今还无法尽知、或许永远也无法尽知的担忧、焦虑和痛苦,该是能够抵偿了吧!我也常常在想,究竟是神州怎样的风云、雷电、山川、日月,为我们中华民族造就了这样一位千古难得的英杰?

  《家庭》杂志,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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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日期:20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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