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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敬爱的周总理在解放前后都一直是位极其出色的统战工作者，如他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统区长驻虎穴置生死度外，给许多国民党人士都留下了极佳的印象，北京谈判还留住了张治中等人；又如他解放后对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可谓呕心沥血，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牵挂着在台湾的老朋友乃至当时台湾领导人蒋经国的情况怎么样。只是十分遗憾的是，总理还未能亲眼看到“春风终解千层雪，海水犹连两岸心”那感人肺腑的情景便已与世长辞，使神州大地一时沉浸在空前乃至绝后的悲痛之中。
本文将就几件与总理有关的统战话题进行介绍。
一、总理少年时作的一首不多为人知的诗“吾侪争见九州同”
说起总理对统战事业的热忱与关注，最早自然是可追溯到他童年时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就读期间对校长提问的那句掷地有声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后来他的一生都是在为此宏伟诺言而实践，所以统战事业自然也是其中一部分。十九岁时，总理为求真理东渡扶桑，更是在其充满豪情的“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中立下了“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壮志，纵观总理生平，实丝毫无愧于此抱负。
不过总理与统战事业最有直接关联的一首诗作只怕就不是很为大家所熟悉了。慕周曾经将周总理侄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主编的《周恩来诗联集》从头至末拜读，此书可称收录总理诗作最全的版本了，但读完我还是觉得并不齐全。于是，我又翻阅了许多资料，最后终于在《党的文献》一九九三年第六期有所发现，据该期上秦九凤的文章交代，周恩来年少时曾模仿陆游的《示儿》写过一首绝句：“战火洗劫万家空，吾侪（“侪”义为同辈，同类的人）争见九州同。华师尽扫列强日，捷书飞传告鳌翁。“（鳌翁指何鳌峰，是周恩来当时结识的一位爱国人士。）此诗为《周恩来诗联集》所未收录。
大家都晓得，陆游诗中的“九州同”指是便是国家的统一，总理的诗亦如此。不过总理少年时所处的时代乃是列强环伺、军阀割据之民国，所以其诗中的“九州同”自当不止于国家统一之涵义。且说诗中的“同”字，同，即大同，原指儒家宣扬的理想社会，《礼记》的《礼云》中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亦为孙中山先生毕生推崇与宏扬的精神，可见总理少年时即与国民党的创始人有了共鸣，这对于其后来的统战工作应该是有影响的。当然，总理后来成为了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故其诗中的“九州同”亦可以引申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穷其一生所执著追求的目标，虽然他们已经逝去，但我们仍当为此前赴后继。诚然，共产主义不可能一促而就，为了实现它，我们一定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从现在的建设和谐社会做起，循序渐进地去努力去奋斗。对此，总理给我们做了极好的榜样。
二、周总理临终前对台湾问题批示的最后几个字
二○○三年，我在给周总理侄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的一封信中附上了自己所作的一阕词《念奴娇》，其中有一句是“叱咤平生，谁料是，三托周公致意”，她老人家便在给我的回信中指出，这里应是四个“托”字。兹将回信中该内容录下：“二、关于‘三托’：我记得应是四个‘托’字。经查《周恩来年谱》P719.记载：“（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就三日《参考消息》转载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指示，要罗青长、钱嘉东找王昆仑、屈武等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批语最后，周恩来用颤抖的笔迹连写下四个‘托’字。”
阅读了周委员的回信后，慕周即对此进行了查证，终于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红相册》的第七百二十三页查到了录有总理手迹的该文件图样，上面的总理手迹虽不甚清晰，但尚可看出总理在批语的最后是先写了两个完整的“托”字，后面又连了两个重复的字符，故确应为四个“托”字。书中的说明如下：“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在医院用颤抖的手写下关于台湾问题的指示，表达他殷切盼望祖国统一的心愿，留下了他对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重托。这是指示手迹。”
在另一部书中，我又发现了一个周总理写在批示后的“三托”。据王爰飞所著之《百年少帅》第三百九十七页记载：“一九七五年九月，周恩来身患绝症，生命正走向最后的日子。此时此刻，他仍在关注着祖国统一，关注着远在台湾的张学良。从一份《情况反映》上，周恩来得知张学良患了眼疾且有失明的危险，他立即提起笔来，用颤抖的手写下批示，要有关部门查清具体情况，想办法给予帮助。写完批示，周恩来觉得还不放心，又在批示后连加了三个字：‘托，托，托’。”
综上所述，慕周将<一>、<二>并作出处，词中仍用“三托”，因为“三”在古汉语中有“多”之义，可包括“四”。
其实，慕周对“三托”的考证并非是为了把它究竟是三个“托”字还是四个“托”字弄得一清二楚，而是要从总理的临终遗志中汲取力量，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姿态来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忝尽绵薄之力，此亦不负自己十余年来对总理理念的追随与矢志实现。
慕周永远都记得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总理的体温一直在三十八度七分，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谈对台工作，他关切地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断谈话，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说。”说完总理就昏迷过去。
罗青长对周总理临终前召见他的这一幕也一直难以忘怀，他回忆说：“总理见到我之后，说要谈谈台湾问题。于是他就问台湾的那些老朋友，问我当时台湾领导人蒋经国的情况怎么样，我向他简单汇报了一下。同时他也表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台湾人民对历史不是很熟悉，他用四个字说明台湾问题，叫‘求其在我’。总理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党搞好，把军队搞好，把人民生活搞好，这样，无论是对祖国的统一问题还是任何国际风云，我们都会立于不败之地。这是老人家最后语重心长的话。”
如今总理在天之灵可以欣慰的是，自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起，中国一直在执行着他的政治遗嘱，悟时而改革开放，务实而奋发图强，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此对总理“求其在我”的真知灼见作了出色的诠释。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呕心沥血的周总理曾经神情地说，“我们这一辈子如看不到统一，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作为新一代的我们应该继承总理遗志，并致力于实现其以遂老人家之遗愿，而不负总理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相信，并将以行动证明，我们能！
我们也坚信，两岸之道，唯和与合，分虽有时，合必有期。古人尝云：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也。而台湾问题更是关乎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国人皆不可有丝毫不慎，总之还是“求其在我”永为不败之策（请注意，这里的“我”至少还包括以中国人自居的广大台湾同胞）。因此，只有海峡两岸携起手来共同实现祖国之统一，方能为民族之复兴奠定坚实之基础。统一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必亡。两岸统一乃历史发展必然之归宿，亦为神州复兴之契机，待到合欢之时，当是飞龙在天，九州共腾！
三、总理逝世后骨灰盒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安放了一夜是谁的决定
对于这个问题，研究党史学的专家学者中存在着两种观点。即一种认为是总理在临终前要求把他的骨灰盒摆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另一种则认为是总理夫人邓颖超深知他期盼祖国统一的心愿，所以将总理的骨灰盒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安放了一夜。
有关前一种说法，可参见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党史作家袁小伦所著的《周恩来与蒋介石》一书第八章最后一页，其云：
“一九七六年元旦过后，周恩来病情仍在恶化，生命垂危，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生养哺育他的祖国大地上。他要求在撒骨灰前，把他的骨灰盒摆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周恩来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殷切希望台湾与大陆早日实现统一。
“一月八日，周恩来的心脏停止跳动，噩耗传来，神州大地，泪流成河。他受到人民的怀念、哀悼、爱戴和崇敬之深，为现代中国史上所仅见。”
有关后一种说法比较普遍，各个有关总理的传记等均有交代，兹不赘述。只是对于这种说法，我曾经向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委员和侄子周秉钧先生做了求证，他们给了我一致的答复，即正是“总理夫人邓颖超深知他期盼祖国统一的心愿，所以在把将总理的骨灰撒在生养哺育他的祖国大地上之前，将骨灰盒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安放了一夜。”对此，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红相册》里收录有相关的图片资料，大家可以参阅。
慕周以为，其实无论是总理生前的遗嘱所要求的还是毕生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邓颖超的决定，都同样体现了总理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盼，也都同样值得我们深切怀念并继承总理的遗志。虽然我们不敢妄言自己可以促成祖国早日统一，但我们一定会遵照总理的教诲与遗嘱，“把我们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党搞好，把军队搞好，把人民生活搞好，这样，无论是对祖国的统一问题还是任何国际风云，我们都会立于不败之地。”
结语
总理的在天之灵啊，请您放心，在您与世长辞这三十年来涌现出的中国年轻人依然会听从您的谆谆教诲“志于学、勤于问、敢于闯”，勇往直前地争当建设和谐社会的先锋，同样，当前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您“求其在我”的理念致力与祖国统一与民族复兴的实现！
总理啊，二○○六年一月八日就是您逝世三十周年的忌日了，我们不仅会用文字、语言、泪水和鲜花来怀念您，更将以悟时的精神、务实的行动来作为对您最好的纪念！
总理啊，虽然我们并不迷信，但还是虔诚地愿您的在天之灵保佑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中华民族一定完成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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