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周恩来辩护

周恩来是“宣传”出来的吗?


  


  现在有一种观点:周恩来是“宣传”出来的。“宣传”一词在这里是贬义的,是“粉饰”“吹捧”的代名词。

  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是说:周恩来本身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才能、品德都很一般甚至差劲,之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现在这样的地位,纯粹是官方利用新闻媒体“宣传”出来的,周恩来是中共从政治需要出发,炮制出来的又竭力维持的一个所谓的圣人。因为个人崇拜在中国有这样的土壤,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偶像,长期的舆论导向在人们的大脑皮层形成了思维定式,中国人更有一种从众心理,云云。

  在这样的意识下,有人这样大言不惭地说:“如果我做总理,全国报纸广播统一口径的赞美,而且全体国民绝对无法看到外国新闻媒体的报道,几十年如一日直到哪一天我千秋万岁见马克思了,全国‘人民’哭得花样绝对不比十里长街逊色。那些现在的‘周迷’到时候一定如丧考妣,哭的死去活来。”他们认为自己在那样的氛围下,一样能永垂青史,丝毫不会比周恩来逊色。有的人抱着“醍醐灌顶”的彻悟,觉得自己过去是受骗了,以“过来人”自居,着实迷惑了一些人。

  “周恩来是‘宣传’出来的”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发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我们理性地回顾一下历史:

  ——建国后文革前的17年间,报纸刊登、电台广播周恩来的活动消息,数量上的确是比较多的,但基本上是客观的文字报道,并没有什么溢美之辞,连勉强搭边的花絮都少之又少。谁不服气,可以把当时的《人民日报》翻出来一篇一篇地找。当时的新闻媒体对领导人的活动报道篇幅都是比较多的,并不是对周恩来有什么特殊。稍有不同的是,周恩来从事的工作面更宽一些、出席的场合更多一些,所以相应的报道数量要比其他领导人多一些。这就算是宣传了?周恩来多做工作还有错了?难道为了避嫌“宣传”,周恩来会见外宾的消息就不发了吗?周恩来的讲话就不传达了吗?其他领导人的活动报道数量也不少啊,怎么没起到同样的效果啊?坦率地说,这种纯事务性的报道,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像流水账一样。周恩来的威信不可能建立在这个上面,人民对周恩来的感情也不可能建立在这个上面。如果说周恩来就是这样“宣传”出来的,岂不可笑?

  ——文革的十年中,造神运动登峰造极。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宣传******成了当之无愧的主流。周恩来不但得不到什么宣传,反而常常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幻,沦为政治小丑的箭靶。“炮打周恩来”的标语不是一样刷上了天安门的城墙上了吗?江青之流不是当面奚落周恩来是“救火队长”吗?“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不是指他啊?“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斗争矛头又是指向谁呢?“端着胳膊的孔老二”这样的指桑骂槐在周恩来活着的时候就有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的含沙射影不是周恩来逝世不久就出现在文汇报上了吗?难道这就是某些人说的“全国报纸广播统一口径的赞美”?

  ——周恩来逝世后,广大新闻工作者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悲痛,流着眼泪写下了多少悲壮的场景啊!但是,“四人帮”就是不许发表,不许登报,不许广播!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压制和破坏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四人帮”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在他们的禁令下,从1月9日至15日追悼大会以前的六天当中,《人民日报》总共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同周总理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除此以外,首都和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情况的报道一条也没有。被“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竟连讣告、悼词都不刊登。世界各国的唁函唁电、吊唁活动的消息也被一再被压缩和削减。更有甚者,新华社1月11日所发的首都人民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这篇报道被文痞无情砍掉,追悼大会前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清华大学《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强奸民意无耻到了极点。“四人帮”还在图片、电视、新闻纪录电影、出版以及各种杂志、刊物上施展卑劣伎俩,他们把江苏省《工农兵杂志》编辑组写《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列为“反革命专案”,指责《上海少年》月刊发表有关周总理视察少年宫关怀祖国下一代的悼念文章,甚至在新华社向全国发行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刊载了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回忆周总理伟大历史功勋的材料,也遭到责难以至强令停止刊载。他们还疯狂叫嚣“死了也要批”。试问,这桩桩件件,是不是某些人说的“全国报纸广播统一口径的赞美”?

  ——“四人帮”粉碎之后,大地回春,人民群众夺回了宣传阵地,取得了在报刊、电台上表达自己怀念周总理的自由。在此后的三、四年中,缅怀周恩来的文章数量上确实是相当多的,宣传的力度是相当大的。这是人们压抑的感情的一次大爆发。这一热潮持续到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后逐步降温。尽管事过境迁,周恩来逝世快三十年了,但人们对他的热爱和追思丝毫不减,历久弥深。每当他的诞辰和忌日前后,宣传报道就会相对密集一些。或许这就是某些人说的“全国报纸广播统一口径的赞美”吧,这些人首先颠倒了时间先后,颠倒了因果关系,这些宣传是在周恩来逝世之后发生的,而不是之前。更重要的是,这些宣传和周恩来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相比,和周恩来建树的丰功伟绩相比,和人民群众对他的爱戴景仰之情相比,实在是太弱太弱了。

  有人号称:“全体国民绝对无法看到外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不知道他有何权力把能看到《参考消息》的人都摒弃在“全体国民”之外,只因为自己还不到看《参考消息》的级别,或者根本就不想看而胡言乱语(顺便要说的是:周恩来在世时的《参考消息》办得比现在有水平,指名攻击******、周恩来的外电不加任何删节就能全文刊登在报纸上)。他不知道世界各国大量地、持续地刊载各国人民深情怀念、高度赞颂周恩来的报道和文章,在这一点上,足以使中国的新闻界汗颜。至于他想象的在他死后,别人“哭得花样绝对不比十里长街逊色”、“如丧考妣,哭的死去活来”,我们不妨当作他的梦呓吧!

  总体上说,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并要灌输给大家的那样,周恩来决不是“宣传”出来的。从周恩来的角度来说,对宣传自己也是一贯反对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他根本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书写的碑文后没有他的落款;大型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南昌起义只以半句解说词一带而过;故居门前竖起“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木牌;下令撤销南开学校的个人纪念室;陪同外宾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时自称七大时还是个娃娃;生前没有出版个人选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的伟人。对于周恩来,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是苍白无力的;对于周恩来,任何平实的叙述都可以拨动人们的心弦。

  诸位看官,看了我上面写的这些话,你还会相信“周恩来是‘宣传’出来的”这样的鬼话吗?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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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日期:201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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