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周恩来辩护

从“原谅”一词的含义说起


  


  邓小平1980年8月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回答提问时说过下面这段话: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段话后来收录到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国内外撰述的有关研究周恩来和文革的文章里也经常引用。对于其中“原谅”的提法,有些人并不认同。他们提出质诘:人们责怪过他吗?应该说感激才对!

  从我个人感情角度来说,对用“原谅”一词起初也是有疙瘩的。周总理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何等伟大和神圣啊,对他怎么能用这么个词?文革已经过去多年,时间允许我们平心静气、日益理性地审视历史。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结论已被写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样一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当然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冷静思考一下,周恩来总理长期作为核心领导层的重要成员之一,难道真的一丁点儿责任也没有吗?承认这一点对于我们热爱周总理的人是几近残酷的。即使不是主要责任、直接责任,次要责任、间接责任也都没有吗?这恐怕是难以说服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文革中吃苦头的那些人的,是难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所理解的,更是让外国人困惑的。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和他的个人品质无关,而是制度上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周恩来在文革中说的话,做的事,都有记录在案,有的印成中央文件层层传达,有的通过红卫兵传单广泛传播,只不过文革结束以后,不符合历史决议精神的材料被严格控制供少数人研究而已。但是,知情者大有人在,资料还是能从各种途径获得。作为客观存在,这些东西不可能完全消失。事实证明,这些东西有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也有错误或基本错误的,也有尚待继续证明的;有出于本意的,也有违心的,更有现在无从推测的。情况复杂交织,绝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我认为,周恩来已经做到了当时他自己所能做的一切,设身处地恐怕现在也没有人能打包票会比他做得更好,更有实际效果。

  “原谅”一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有着不同的含义,可以理解成体谅、理解、不责怪、容忍、宽宥等,中文词汇的内涵是很微妙的。同样听到邓小平的这段话,亲历者和非亲历者,他们的内心感受恐怕是难以完全一致的。如果某个老干部文革中因为周恩来的讲话或批示被逮捕入狱吃了苦头甚至丧失生命,那么他本人或家属恐怕就难以用平常心来看待了,即使有所怨言,发发牢骚,又有什么不可以,你因此说他觉悟不高,行吗?比如刘少奇、贺龙的夫人,比如杨成武,比如彭德怀的亲属,他们或许能体谅周恩来的苦衷,不会责怪他!但是有的人能做到,你能苛责所有的当事人吗?邓小平在这里用“原谅”一词有什么不妥呢,尽管听着不是很顺耳。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当然要感激周恩来,并且这种情感将保持永远,历久弥深。没有周恩来文革十年的忍辱负重,邓小平将不可能重返中国的政治舞台,******有可能沦为红色高棉波尔布特式的人物,我们的党和国家将陷入空前的分裂和信仰危机。或许我危言耸听,但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呢!没有周恩来的话,现在的情形要糟糕得多,这几乎是毫无悬念的。我们真的庆幸中国有个周恩来。在邓小平的答问里,“原谅”一词是紧接着“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之后的,而且是对外国记者说的,虽然用“感激”是更高层次的转折,是能说通的,但我觉得还是突兀了一些,尤其是国外媒体会认为我们党同伐异。“原谅”一词用在这里是恰当的,只是听着不舒服而已。

  爱一个人是要有真切情感的,但我们评论问题时能否避免情绪化呢?

  2005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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