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周恩来辩护

所谓“德国私生子”


  


  关于周恩来在德国有子孙的传闻,始于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被分解成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个国家,直至1990年两德统一。1954年7月周恩来访问东德,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据说有一个约十一岁的德国儿童自称是他的孙子要求和他见面,被周恩来拒绝。西德《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受这一新闻的启发,经过采访在《明星》周刊上发表文章。据海德曼声称,他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

  把《明星》周刊上的这篇文章和西方媒体对此事的相关报道综合起来,所披露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周恩来在旅欧期间,曾和一个18岁的美丽女郎相爱。这名德国女子叫库尼贡德·斯坦芬碧尔(又译果尼昆蒂·史蒂芬),是格丁根(又译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1923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1924年斯坦芬碧尔为周恩来生下一子,取名古诺。周恩来回国后两人断绝音讯,再也没见过面。斯坦芬碧尔后来另嫁。古诺1944年结婚,妻子怀孕后,古诺被调往前线,在东普鲁士地区与苏联军队作战时阵亡。古诺有一个遗孤,也就是1954年要求和周恩来见面的那个小男孩。他一直以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

  之所以说是大致情况,是因为不同资料来源的表述有太多的相互矛盾之处,比如:

  ——有的说1954年要求和周恩来见面的那个人,是周的孙子,有的则说是周的儿子。如果儿子已经死于二战,1954年时如何还在?显然更说不通了。

  ——有的说那个德国女子的身份是旅馆女仆,有的则说可能是德共党员。

  ——有的说那个德国女子生下孩子12天后被旅馆老板解雇,回乡下父母家去了。有的则说周恩来回国前,从巴黎给她寄了一封信,托言家父病危需归国省亲,不辞而别。

  ——有的说是安排认亲是东德共产党当局认可的。东德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关系良好,中苏关系也还在蜜月期,东德有必要作出这个使周恩来窘迫的的安排吗?

  或许这些都是细枝末节,不去多说。问题的关键是周恩来究竟有没有这样一段异国情缘,这是人们穷追不舍想要知道的。《明星》周刊上披露的究竟是不是事实呢?

  ——有人说,当时要求革新、敢于蔑视陈腐观念的青年人已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道德规范,其中不少是过激的、或叫矫枉过正的。在男女关系方面,追求自由恋爱,不顾及环境和背景地大胆结合,并非个别现象。周恩来这样做也很有可能。

  ——有人说,诸多国共两党领袖人物都负载着太多的情爱史,相对来说,周恩来与德国姑娘未婚同居并不是一件太见不得人的事。何况社会风气演绎至今,谁还会有人去苛责婚前同居这一类事呢。

  ——有人说,《明星》周刊和有关报道的内容那么详实,尽管细节有所出入,但基本事实应该是真的吧,周恩来或许是和德国情人演绎过一段浪漫史,否则怎么会有名有姓,知根知底,包括职业、年龄、经历,介绍得那么详细,难道都是编造的吗?

  ——有人说,这件事明摆着就是真的,无风不起三尺浪嘛!现在千方百计不承认,是出于塑造一位道德圣人的需要。周恩来也是个男人,凭什么说他一定能忍耐身处异国的寂寞,经受美貌女郎的诱惑,绝对不会有冲动之举呢?

  ——有人说,1954年那个德国儿童自称是周恩来的孙子,要求和他见面。周恩来一向善解人意,为什么就不能送孩子一盒糖果,再哄他一下“你奶奶认错人了”吗?为什么非要让这个孩子去冥思苦想:莫非是祖父太冷酷,或者是祖母在撒谎?

  其实,上述的种种疑问和猜测,并不难解答。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不久,一个德国代表团在提及上述荒谬传闻时,周恩来明确说过他从来没有去过格丁根城。而《明星》周刊上的文章披露周恩来和那个女子是在格丁根城认识的。按照他们的分析,很可能是周恩来来往于柏林和巴黎时,中途在格丁根停留过。他们认为,像周恩来这么漂亮潇洒的年轻人在旅欧期间有点风流债是顺理成章的。难道还有比格丁根城更合适的地方吗?因为格丁根城既很少有中国学生,又远离巴黎或柏林这样的政治温室,地点无可挑剔。但是,实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周恩来去过格丁根城,更不要说长期逗留了。1986年12月1日,格丁根市档案馆馆长屈恩博士告诉《人民日报》记者江建国、孙奎贞:“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格丁根人广泛流传周恩来曾到过格丁根。我们认真研究了历史档案,经过多方查证后,证实曾在格丁根求学的是朱德而不是周恩来。”

  其次,在这件事被披露后的三十年期间,除了那位西德《明星》周刊记者外,其它调查者都无法找到为《明星》周刊提供证据的当地证人,传闻既没有得到单独的证实,也没有深入的进展。任何有证明力的证据,比如周恩来和那个女子的合影,周恩来写给他的书信等,一样都拿不出来。

  再次,对于《明星》周刊的报道,周恩来只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未做正面回应。1973年10月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来华访问,提及过周总理有个德国儿子的传说。周恩来说:“如果这是真的话,我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对这样的无中生有,还有更多表白的必要吗?还有比不理睬更好的办法吗?周恩来当初拒绝和那个小男孩见面,有人就说,即使是假的也不要去伤害孩子嘛;但如果当初周恩来答应和那个小男孩见面,有人又会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是你的私生子,你为什么还接待他?反正横竖都是他们的理。

  或许对于多数人来说,以上三条理由已经足够了。但对于某些人来说,仍有一丝不甘和不屑。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诘问:周恩来本人不承认又怎么啦?这种不光彩的事摆在谁面前都不会承认的。他不承认就说明没有这件事了?说句抬杠的话,杀人犯只要不承认就不是杀人犯了?至于证据,照片啊、信件啊,那么长时间了,没有保存下来也很正常啊!所以还是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我们作出一个结论或者推翻一个结论,总要有充分的证据吧,不能搞莫须有吧,不能搞“有罪推定”吧!

  正当人们苦于无事实驳倒谣传之际,谜团最后被格丁根城一个勤快的档案保管员所揭开的。这位档案保管员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历史档案中找到了准确的答案。他发现斯坦芬碧尔所生的那个小孩的父亲是个名叫朱林金的中国籍学生,而且他的生日同周恩来的生日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周恩来为朱林金背负了那么多年的黑锅。这些内容在英国人迪克·威尔逊写的《周恩来传》里有明确记载。所谓“周恩来有德国私生子”的说法,到头来只是不负责任的传言而已。历史档案终于彻底揭穿了“周恩来在格丁根播野种”的特大谎言,洗刷了泼在周恩来身上的污泥浊水。令我感到惊讶和气愤的是,关于档案保管员揭开谜团的记载,并不少见,我都能看到,那些撰稿人没理由不看到啊?为什么他们千辛万苦地网罗点滴信息,津津乐道地描述细枝末节,却对此视若不见,无一字提起呢?他们在叙述事情时,言辞凿凿,仿佛所有文字是经过认真采访和严密考证得来的。他们怎么能够这样不顾事实,张冠李戴呢?后来我才想明白,真的写了档案员的事,他们前面的东西不是白写了吗?那样他们不是自己抽自己的耳光了吗?原来他们就是这样“材料为中心服务”的啊?强烈鄙视之。

  


  【参考文献】

  [1]《真假周恩来》,赵无眠著。

  [2]《周恩来浮沉录》,龙云灿著。

  [3]《周恩来传》,[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出版。

  [4]《朱德元帅与格丁根》,江建国、孙奎贞,《人民日报》1986年12月4日。

  [5]《档案洗去泼在周总理身上的污泥》,周美珍,《湖南档案》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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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日期:20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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