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周恩来辩护

总论


  


  



  我写“为周恩来辩护”,完全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积蓄的对周总理的敬仰之情激发而成的。我在收集总理资料的过程中,在互联网上陆续接触到一些对他的非议性言论。起先我并不在意,后来发现此类言论越来越多,而且呈系统性之势。我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如果听任这样的奇谈怪论到处传播,后果不堪设想,对于我们热爱周总理的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信念摧残和精神煎熬,同时也是我们爱周人的渎职。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坚决果断地起来斗争,用我们的笔,用我们的口,更用我们的心来驳斥所有针对周恩来的非议性言论。

  对周总理这样一个伟大人物,评论不可以那样从个人恩怨出发,而要本着对历史、对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分为二,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

  并没有人交代这个任务,完全是自发写的,也正是这样给了我一个宣泄对周总理感情的机会,也让世人知道我对周总理的态度。周总理一生功勋卓著,不是我一个凡夫俗子所能三言两语评论的。我只是从驳斥对总理的非议性言论这个角度出发,为周恩来辩护。由于个人能力差,是硬着头皮勉强写的,写写停停,几次写写都写不下去了,但还是不敢轻言放弃,内心惴惴不安,总觉得不写对不起总理。我提出这样的想法以后也得到了诸多网友的鼓励,使我坚定了写下去的信心。由于个人历史知识的缺乏,对总理的研究很不深入,所以有些言论还是很肤浅的,甚至是可笑的。我所以不避浅陋粗疏坚持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周总理辩护,去除所有对周总理攻击非议的不实之词,让对周总理有误解的人能够消除误解。有些问题能够心平气和地大家一起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嘛!维护总理的人格尊严和政治声誉,是我们共同的庄严的神圣的历史使命。但愿大家能从我的文字中体会到我对周总理发自肺腑的热爱。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够对周总理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客观的认识,这样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去继承发扬光大,实际是非常可惜的,我要用大量丰富的档案材料,批驳对总理的攻击,让那些言论没有市场,出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要全面的理智的认识周恩来,研究周恩来当然要有感情基础,但又不能以感情代替理智,杜绝片面。

  总理是一本大书,我自感是赶鸭子上架,写起来很费劲,尽管主观上力求全面把握一个真实的周恩来给读者,实际上做得很差,我很有一种负疚感。如果大家看到以后能够有点收获,也算是我为总理做了一些事情,告慰总理英灵。

  现在某些人看待历史的思路真是有问题。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一部中国史,有的就是尔虞我诈的争斗,就是拳头加枕头,就是男欢女爱,没有什么忠奸是非,什么信念、道德、情操,一概没有。我们曾经一向鄙弃的港台狗仔队作风,他们都学到手了,而且运用起来灵活自如。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是严重扭曲了的。一个名人如果没有风流韵事是不可思议的,没有的话一定是被故意隐瞒起来了。的确,有很多名人,他们在台前风华出众,成为大家的偶像,瞩目的焦点,而实际上所作所为为大众所不齿,他们有很多怪癖、陋行不为人所知,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也许毫不费力可以说上一长串。但能不能据此就说,所有的名人都是这样子的呢?我看不能。或许有人提出质问,你为什么把周恩来一定排除在有劣迹的名人之外呢?我说,我们允许怀疑,但要有根据的怀疑。这不是一般的学术探讨,标新立异也无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既定的标准答案,而是一个很严肃的关系一个人政治声誉的重要问题,决不是可以戏说乃至胡说的。不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领袖、共和国的总理,我才这样说;对任何一个公民,我们都应抱以同样的态度。我们要去除任何人头上的光环,但也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现在不是王侯将相的封建时代,任何人为的个人崇拜都不再会有市场。但是否就剥夺了人们对英雄人物的景仰爱戴的权利呢?有些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周恩来说三道四。本来周恩来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何况二十世纪正是苦难深重的中国逐步摆脱贫穷的过程,地幅辽阔,人口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周恩来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个性,而对遇到的种种问题,有他自己的独特思维和视角,有他自己的做法,这些想法和做法有些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有些是错误或基本错误的,有些还有待于将来继续证明。这些都无可厚非,很正常,关键是如何看,某些人就是不能正确地看待这一问题。如果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周恩来没有一点缺点,或者咬牙切齿地骂周恩来坏透了,我都不会再去相信,我只会嘲笑他们看待问题的眼光。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正视问题的实质,有的因为崇拜周恩来不许别人说他的缺点,这实在是帮倒忙,周恩来自己也不会同意。他们不能容忍心中的偶像遭人践踏,哪怕是轻微的正当的合理的有度的批评也不允许,千方百计遮掩不利的材料。很坦率地说,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现在回过头看,未免显得目光短浅、胸襟狭小了。有些问题是明摆在那里的,不应回避不能回避也根本回避不了,“鸵鸟政策”只会自欺欺人,给人以口实,公开把问题摆出来,没有什么大不了嘛!周恩来是顶天立地的伟人,流言飞语无损于他分毫,正当的评论有助于人们全面客观地了解他,这又有什么不好?藏着掖着,不是光明磊落的做法,也终究有一天事实真相将大白于天下。有的则纯粹居心不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问题,对周恩来进行所谓的批判和揭露,要么捏造,无中生有,要么歪曲,移花接木,要么妄断,随意猜测,只要能批倒周恩来,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某些人在如何看待名人这一问题上,就是不能正确地看待。要么把周恩来捧到天上,不承认他有任何缺点、错误,甚至瑕疵也没有,要么把周恩来踩在地下,认为他罪大恶极,祸害无穷。他们时而用放大镜和显微镜,细小的不足被他们夸大成不可饶恕的罪错,时而用剪贴术,挖空心思把完全无关的****上挂下联,时而又装聋作哑,将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反面证据隐去不提。总之,他们是照相的高手,可以施展手段,精心剪裁出符合心意的照片出来。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和现实,那才真是一个进步。

  2005年2月20日

  


  


  


  国内外攻击总理的险恶用心在于搞乱人们的思想,瓦解人们的精神防线,以前苏联为例,对斯大林的批判,苍云白狗,恍若隔世。从领袖到暴君,只在片刻之间。釜底抽薪,用心何其毒也!所以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同时也是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维系着党、国家、军队的历史和未来。周总理生前不为自己树碑立传,不追逐名利,没有势力圈,不要军衔,不出个人选集,……但是他做的事情,老百姓心里知道,他们在心中为周总理筑起了伟大的丰碑,是任何人都撼动不了的。你造别人的谣言或许有人信,但你造总理的谣言,我横直就是不信,你有什么办法?同样,嘴长在别人身上,他要说,你有什么方法,你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嘴都贴上封条,即使他真的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有可能那样想。所幸的是我们大家都有脑子,是用来思考问题的。只要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相信绝大多数人会理解总理的,固执己见的毕竟是少数。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所以为周恩来辩护,也是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声誉。树立民族的高大形象。

  攻击言论的手法说到底也有限,偶尔找到一些文革传单,如获至宝,以为掌握了绝密情报档案,殊不知当时这类东西铺天盖地,到处都是,没有什么稀罕的。从中摘录一两句话,妄加推断,胡乱联系,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以为抓住了什么把柄,有了什么“突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找错误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甚至不惜捏造,一点依据都没有,凭空来个“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据某报权威人士披露”,到底是谁又说不出来,多是道听途说,甚至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没有可信性。断章取义,无限夸大,割裂前后联系,不惜隐瞒别人已提出过的推翻结论,知假贩假,实属可恶,人格水平极其低劣。

  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正确判断和科学评价,一方面必须有准确的宏观把握,对他所在的历史背景、同时代的重大历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另一方面必须做细致的微观调查,对他个人的身世、经历做全面的剖析。然后再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否则,就会造成偏差,由此造成的学术上的歧件和讹误,也是经常发生的。依我看,缺少一部翔实、可靠的信史、年谱,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现在已经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基本填补了这个空白,但还是有很多盲点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

  全面的理解实事求是,不要过誉。说得一点缺点也没有,白玉无瑕,先知先觉,不符合实际,易引起别人反感,更给某些居心不良者制造事端、制造思维混乱的机会。有些人的做法表面上是爱他,实际上却损害了他。一个人的缺点错误,如实客观的反映出来,别人是会理解的。太阳有黑子,你能否认它的夺目光辉吗?周总理在文革中的讲话、传单、报告,曾一度广泛流传,电影、纪录片、书籍都在,想隐瞒是隐瞒不住的,事实上也是不应该的、不需要的。难道把这些东西公布出来,就改变了人们对总理的印象了吗?对于缺点错误,一个是回避不谈,这样不好,总有人知道,他也会传播;一个是掩饰、推诿,那样也不好,别人会怀疑其他文字的可信性。这对宣传总理也是不利的。所以,客观地、如实地反映出来是妥当的,当然也要有个导向性评论,读者自会分辨的,应该相信读者有这个能力,竹筒子倒豆子,一是一,二是二,全部写出来,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怕被人说,不是正常现象,说到底是内心虚弱。防人之口,甚于防川,你不让他说,他心里还是那样想。过誉不好,但也不要贬。如果是正确的、有理的批评,哪怕用词尖锐,还是应该欢迎的,至少是引起我们思考的,尽管对于我们的情感上是不太舒服的。现在不需要过去那种一味歌颂,逝世二、三十年了,我们可以用理性的思维来审视过去的历史了,但是不是在解放思想的名义下可以胡说一气呢?显然不是的,还是要实事求是,站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说,否则毫无意义。歌颂一个人,不必要捏造传奇故事,那样做是可怜的,更是可悲的。我们的确想更多的知道周恩来生平的点滴,但如果是假的东西,再多又有何用?同样,诋毁一个人,就不惜造假,要他为没有做过的事负责,不是更拙劣、更卑鄙吗?尤其是在一个人已经去世,不可能再为自己辩解的情况下,这样做无耻之极。只有充分地占有大量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正反两方面的话都听,正反两方面的材料都看,反复、比较、交换意见,宏观、微观,历史、现在、将来,全局、局部,全面地看,才能得出比较科学、近乎实际的公允的经得起历史推敲的评论,才不至于被只言片语所迷惑,被一两件无关紧要的琐事干扰对一个人的正确认识。鲁迅说,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还是那句话,周恩来是二十世纪少有的伟大人物,他是人,不是神。世界上没有完人,周恩来也不是完人,但是伟人。他有缺点,有错误,但决不因此就和普通人一样,他有自己的特色,他的内蕴深厚,令人回味无穷。千秋万代之后,只要人类还在,人们就会记住他。这是他永恒的魅力。

  2005年2月21日

  


  


  


  有些攻击的手法是拙劣的。翻开陈年历史旧帐,有些荒唐的结论已被别人推翻了,仍视而不见,一再提起。有些事情无所谓推翻不推翻,因为都是无法继续调查的孤证,没有其他人证、物证,有的只是信口雌黄。因为这些人希望这些是真的,摧残正直人们的信念,折磨善良人们的心灵,麻痹人们的意志,用心是非常狠毒的。不是我危言耸听,这些非议言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在热爱周总理、尊敬周总理的人群中造成了思维上的混乱和心理上的障碍。有的人原本对总理是热爱的,听到非议言论,情感上不能接受,自己又不能反驳,或者听信了这些言论,觉得痛苦得不得了。这样的疙瘩长期不能解开,就在心中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有的人退而求其次,认为总理即使如那些非议言论说的那样,仍然是自己的偶像,但比原先打了程度不等的折扣。有一些人接触到非议性言论后甚至完全改变了原来对周的认识,认为以前是受了蒙骗上了当,极个别走向了反周的道路。原来我想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谎言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可见谎言的作用。谎言重复千遍、万遍,依旧是谎言,但会相当程度上左右人们的视线,尤其是在真相不为公众所知而当事人又不能辩解的情况下,多数人会信以为真,觉得“不会空穴来风,可能有这件事吧”,不断的鼓噪就会强化人们的意识,这样正遂某些人的心愿。有些网站甚至谈论过类似“周恩来是否李鸿章式的人”的话题,这个原本无需讨论的话题,现在也要讨论?我感到椎心刺骨的悲凉。一个为共和国奋斗一生的伟人,那样圣洁的一个人,身后竟被有些人说三道四,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嘁嘁喳喳,指指点点,甚至凭借各种身份跳上前台公开叫阵。还有没有公理和正义?一个有良知的人,决不容许他们这样做。看到这样的事,要站出来为周恩来辩护。

  有人说,周恩来是一个国内外都著名的风云人物,不需要辩护。也有人说,周恩来去世那么多年了,翻历史旧帐没有意义,好也罢,不好也罢,都过去了。也有人说,周恩来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为他辩护就是掩盖错误,欲盖弥彰,辩是辩不掉的。以上三个观点,我都不能同意。

  第一个观点(无需辩护),原先我也有过。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对总理的攻击有些是相当猖狂的,需要辩护。大量反面言论的出现已经影响了一些人对总理的看法,这是事实。如果这些困惑得不到及时的合理的疏解,是有可能影响这些人的。如果我们抱着过分自信听之任之,认为它形成不了气候,那也有点危险,我想有点忧患意识并不过头吧。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在为大家提倡********的同时,也给居心不良者提供了“舞台”,海外民运分子在一些西方反华势力的扶植和纵容下,颠倒黑白,煽风点火,做了很多“唯恐天下不乱”的坏事,其中发表对中共领袖人物的歪曲言论是他们惯用的手法之一,周恩来是他们的主攻对象之一。在中国人民心中,周总理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有些人是通过周恩来来了解共产党的,有位民主人士在文革结束后曾经说过“如果不是周恩来,我们根本无法原谅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的错误”,这句话是相当有分量的,大家好好琢磨琢磨、掂量掂量。有些人可能不信仰共产主义,不赞成搞社会主义,但他们都认可周恩来。这样一个威望至巅峰的人,可以说是一些人信仰的最后一块基石。他们不懂深奥的理论,他们就认准了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反华势力对我国的渗透、分化动作加剧,周恩来这时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因为我们党内反腐揪出了一些大贪官之后,有些党员和群众逐渐对我们党的发展前途表示困惑,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使人们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抱有信心和希望。如果连周恩来都倒了,那大堤溃决的风浪是无法避免的,而这正是反华势力求之不得、日夜企盼的。所以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那样保卫总理。

  第二个观点(辩护无用),我也不敢苟同。这是一个维护人格尊严和政治声誉的需要,时代需要我们向前看,不要纠缠于过去的细枝末节,但并不是说,过去的事都不要再谈了,否则历史研究还有什么必要。好的,锦上添花不需要,不好的,上纲上线也不应该,如实反映,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否则,不辩护不是正中某些人的下怀吗?什么“沉默是金,开口是土”?我才不信,关键看你说什么,怎么说,你担心说了以后别人讲你“掩饰”,你就不怕你不说别人讲你“默认”?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怕?!

  第三个观点(辩护不了),更是我辩护的理由。有些言论是以讹传讹,与真实事情不符,总理没有必要为他没有做过的事负责,把真相的来龙去脉详细披露出来就可以了,仍然相信讹说就有问题了。有些情况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割裂了历史,结论武断,不知内情,缺乏深层次的剖析。即使是总理的缺点错误,也有个如何定性、大小衡量的问题,主次问题,预计不那样做的后果,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防止以偏概全。

  颠来倒去,无非强调一个观点:为周恩来辩护,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有必要;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的放矢,不是小题大做,而是意义重大。正面的宣传周恩来,是必要的、经常的,但仅这样做,我认为是不够完整全面的。对于反面的攻击材料,一概置之不理也是不太妥当的。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给予必要的恰当的回应。对恶毒的挑衅和攻击,要义正词严的驳斥,揭露他们的阴谋;对于误解和偏见,要耐心细致地解释、劝说和剖析,以最大限度地巩固热爱周总理的人们。因为某些****的披露,由于事先没有精神准备,以前不知道猛一接触所谓“阴暗面”,情绪上难免波动。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把绝大多数对总理有误解和偏见的人争取过来,使他们消除误解,去除偏见,对总理的景仰和热爱建立在更加理智的基础上,使热爱总理的人都炼就百毒不侵的本领,从而使这份感情更加巩固、深沉、持久。最大限度地瓦解并粉碎敌对势力的阴谋,使他们陷于孤立状态,使他们的心理战术彻底破产。

  2005年2月22日

  


  


  


  对总理的攻击和非议,如果纯粹是敌对势力的造谣,似乎还不必要到风声鹤唳的地步。有些言论是大可不必当真的,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有些港台出的小报,编造的东西一看就是假的,连街头活报剧的水平都够不上,根本经不起推敲。那些对话,具体内容先不说,单单是那种神态语调,不要说******、周恩来学不会,内地人在港台呆上三年五载这样说话的恐怕也不多。这类东西不足为奇,诋毁一个人无非从美色、金钱、才能、人格等下面下手。手头有资料的,就无限夸大;没有资料的,就随便编造一个,抱着“说了写了印在书上别人看了总会相信的”这样一种心态。相对来说,另外还有一种言论,就不能小觑了。他们往往引经据典,有时间、有地点、有材料支撑他们的观点。如果是正当的批评固然应该欢迎,但有些是要系统地批判周恩来了,这就让人难以容忍了。这些人也不断吸取教训,不再停留于“泼妇骂街”的初级阶段,也走向“理论和事实相结合”了,这样更具欺骗性。如果不把这些非议和攻击辩驳掉,就会使周恩来的形象受到歪曲。周恩来的历史地位,不是谁去树立起来的。事实证明,凡是处心积虑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想不朽的人,人民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石碑倒得比肉身的腐烂还快,如康生、谢富治。反过来,为人民做了好事的,尽管他自己不宣传,人民也会永远记住他、怀念他,这已为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所反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为周恩来辩护,也不是为他隐讳,那不是真正负责的态度。把名人的不光彩的事遮掩起来不说,并不能说明这件事不存在,反过来授人以柄,削弱他本身的影响力。不如坦率地说,是什么问题就谈什么问题,把真相公诸于世,细节也尽可能交代详细。大家都知道了,也就不会再有人相信那些胡言乱语了,谣言也就没有立足的空间了,这对宣传周恩来是极其有利的。

  有人说,周恩来的事迹纯粹是宣传机器宣传出来的。我不能接受这个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文革以后出生成长起来的青年,他们缺乏对历史的了解,这本无可厚非。有些事情,很多人认为不可理解,他们提出种种疑问:周恩来身为总理,真会那么艰苦朴素吗?真会那么废寝忘食地工作吗?对亲友真会那么严格吗?对自己真会那么苛刻吗?喝茶真会自己付茶叶钱吗?住房真会那样差吗?买东西也是凭票定量供应吗?会戴套袖工作吗?会穿带补丁的衣服吗?不可思议。当官而且是当大官的怎么可能这样?一个县长能这样做都不信,何况一国总理。还说周恩来病危还一再聆听主席诗词,是政治宣传需要捏造的吧!可是,这些都是确凿的发生过的事实。档案实物都在,记载着总理活动的台历都在,难道这是可以作假的吗?那么多当事人都在,难道都是统一口径为了宣传吗?有这个必要吗?如果总理的真实情况和现在大家知道的不一样,口径就能统一得了吗?红墙内的事情多少带有神秘感,但不能因此乱说啊,本来伟人是很平易近人的,但是有些人偏要拉大距离,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做事情或许能够一时避开一些人,能够长期避开所有人吗?何况严密的警卫制度,象总理这样属于私人的时间和空间几乎没有,造谣的人总是想当然地犯一些低级错误贻笑大方。我们永远不可能了解所有****的细枝末节,因为没有一部摄像机分秒不断的摄下周恩来生命的每一时刻,我们对他的认识的盲点始终是存在的,我们并不排除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而实际发生过的内幕;但对一个人有起码的认知,如果你要改变别人特别是一大群人的固有认识,你就必须拿出足够充分可靠的证据出来才能让人信服,主观臆想是没有用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需要任何证据,就指责别人做了什么坏事,套上一大串帽子,这不是“莫须有”吗?真是得了秦桧的真传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百万人群是听了宣传才去为他送行的吗?四五运动的参与者是听了宣传才去向他献花圈和诗词的吗?联合国也是听了宣传才决定下半旗悼念他的吗?各国领袖、政要甚至他的政治对手还有和中国尚未建交的国家,他们都是听了宣传才发来唁电或举行纪念仪式的吗?实在荒谬之极。人格的魅力达到一定的高度,别人就会心向往之。要知道除了舆论媒体宣传外,还有口碑更是无声的力量。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抵人民的夸奖。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人民不会忘记总理为他们做的一切。

  西花厅彻夜的灯光、在工作中迎来东方红,是周总理呕心沥血为党为国辛勤操劳的真实写照,但现在在某些人眼里也不屑一顾了。他们说,作为一国总理,只要管好副总理和部长就可以了,什么事你都去管,肯定管不好,分明是不信任下属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活该你累着,你自己不懂得休息。是啊,在这些人眼里,领导就是指挥,耀武扬威多神气啊,领导掌握宏观就可以了,事无巨细都亲自去管,你忙得过来吗?!总理只要管副总理和部长就可以了,上行下效,部长也不要管具体事务,让司局长去做好了;司局长也不要做具体事务,让处长、科长去做好了;这样层层当甩手掌柜,只要下面有兵可以指挥,大可不必亲自做事,只要指手画脚就可以了,报告由秘书写,自己到会上读一读,这样才显出领导才能,多省力啊!多超脱啊!下面做出的成绩全在我的正确领导之下,下面做错的地方都是没有正确理解我的讲话精神。这都是庸官、懒官无能之辈的嘴脸。周恩来才不会这样呢!周恩来事必躬亲,并不是说他专门做细小的事情,细小的事情就不重要,事情的大小是相对的。周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特定的时间里小事不小,例如算粮食帐,应该是一件技术性工作(连秘书都这样想),但三年困难时期,各省市间调拨粮食,不了解得细致一点,你让总理怎么调拨啊?这个时候他就亲自一个省、一个省那么算,笔算,打算盘,一遍遍核对。如果看到那份数字修改达九百九十四处的粮食报表,不知道那些说风凉话的人会怎么想?

  即使承认是历史事实,各人的结论也不同。比如:总理生活朴素,有人会说他脑子死板,不会享受,像他这样衣服有补丁还穿,澡巾有破洞就用旧纱布缝补,就不怕在外国人面前丢脸吗,怎么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啊?总理从细节处关心照顾主席,有人会说他曲意逢迎,拍马屁、保官位。总理从政治高度长远利益放弃对日的国家赔偿,支援亚非拉国家,有人说他不顾老百姓死活,慷国家之慨,行个人之私。总理号召自力更生,有人说他没有开放意识,不会利用外资,闭关自守。总理自小离家老大不回,有人说他不近人情,忘了故乡。总理平祖坟开一代新风,有人说他不忠不孝,辱没先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众人千口,难调一致。种种偏激的论调,一次次刺伤我的自尊心,也对热爱总理的广大人民的圣洁感情是一种亵渎,投下了阴影。我也曾一度苦恼过,彷徨过,犹豫过,总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对总理的非议和攻击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不能说对总理有非议乃至攻击的人,一定有什么险恶的动机,因为有些观点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促使我思考,冷静的思考,痛苦的思考。经过思考,我对总理的敬仰之情较以前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增强了。我有信心批驳那些言论,正因为歌颂总理的书太多了,所以听到这些言论感到非常刺耳,感到气愤,有时甚至是出离愤怒。我有时与人辩论此类话题,每每他们能接受我的观点我就感到心理上的满足,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样他们的言语也迫使我进一步深层次的研究分析。好几次,我都是兴奋得睡不着觉在想这个问题,断断续续记下了自己的感触。把对总理的非议和攻击都辩驳掉了,总理的形象就会更加高大和充实。

  2005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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