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R札记

周恩来保护文化遗产名录


  


  《故宫尘梦录》

  吴景洲老先生是著名的书画大师和鉴赏家,是故宫博物院的元老之一。他生前写过一部二十多万字的自传体书稿《故宫尘梦录》,讲述了他参与故宫博物馆创建的经历,其中包括他陪同蒋介石等人参观故宫的轶闻和梁启超等清末民初时期要人的交往,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吴老先生受易培基“盗宝”案的牵连,遭受迫害长达二十多年。赋闲时作的书画连同许多文章,都长年封存在一间小屋里。解放后,虽然生活安定下来,但长子吴祖光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吴老先生又于1959年病故,“家底”一直未动。“文革”开始后,陈毅向周总理建言,祖光和凤霞的处境不妙,当加以保护。他所说的保护,其中就有吴老先生留下来的这批史料。解放初期,吴老先生是上海文馆会古物审定委员,向故宫捐献了241件文物。陈毅时任上海市长,对吴家的情况了如指掌。周总理当年在重庆曾七次观看吴祖光写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在文艺界传为佳话。所以,周总理当即指示中央专案组查封了吴家所有文字资料和书画。当时,吴家并不知道这是周总理在暗中保护这批珍贵的史料,以为查封后将被毁掉。直到“文革”结束,有关部门将这批查封的资料和书籍字画原封不动地退还给吴家,他们才恍然大悟,这是周总理在“文革”中担心红卫兵造反派将这批史料焚毁,所采取的“暗渡陈仓”之策。这批资料发还后,一直因故未能整理,直到最近吴祖光之子吴欢打开这批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资料库”,才意外地发现《故宫尘梦录》这部书稿。吴欢表示,整理吴氏家族的这批东西将成为他后半生的一件大事,“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将整理后归还于社会”。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中国出版业除了领袖著作和儒法斗争等配合“形势”的出版物外,其他能够出版的寥寥无几。但有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却是在这一阶段校点和出版的,这就是中华书局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1971年4月,北京召开出版会议,《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重新启动。周总理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究如何为好请吴庆彤同志提出版会议一议”。在阶级观点问题上,周总理说:“不要搞这个了吧,标点只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么能体现点校者的阶级观点!”周总理对“二十四史”、《清史稿》的编辑整理给予了具体指示,甚至拖着病体亲自阅稿。“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校点,从1971年5月开始,经北京、上海两地八十多位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于1973年底校点完毕,至1978年全部出版。“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以其规模宏大、整理精审以及参加整理的学者之多,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

  


  中国画院

  解放初期,美术界一些领导对中国画采取了压制政策,民族虚无主义的空气弥漫在整个画坛,美术学院一度将国画系取消,许多原在艺专任教的中国画画家不再被聘用,有些留下的画家也改行做了其它工作,中国画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1956年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上,著名画家陈半丁提出“拟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构”的提案,得到国家重视。6月1日,周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通过了文化部提出的“北京与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报告。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正式宣告成立。周总理出席成立大会并作了长篇讲话,他指出:“希望北京中国画院今后能团结中国的画家,继承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吸收外国绘画的长处,努力创作,加强研究,不断提高,培养后代,让百花齐放,众美争妍,为创造社会主义的中国新美术而斗争。”周总理的讲话,表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民族绘画艺术的深切关怀,指明了画院的发展方向,规定了画院是创作、研究、培养人才、提高和发展我国美术事业、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通过画院这一组织形式团结了一大批画家,促进了中国画的改造和创作的繁荣,中国画从远离现实的山水花鸟的情境中脱胎而出,成为服务于社会的一种主流艺术形式。

  


  古观象台

  古观象台在北京建国门立交桥西南角。这个观象台始建于元代,重建于明代,台上有浑仪、简仪等古代大型天文仪器,台下建有紫微殿、漏房等古建筑群。“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建筑单位受极左思潮影响,不再考虑保存古建筑问题。1968年北京修建地下铁道,施工指挥部提出拆迁建国门古观象台的方案,国家文物局要求地铁改线。有的天文工作者也力主拆除,一向宽容大度、极具涵养的周总理,与之发生了激烈口角。周总理怒不可遏地质问、驳斥:“你知道这座星象台的历史吗?你不知道,你就搞不了天文,你也没有资格搞天文!是的,我们是要荡涤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但是,我们更要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一切精华!”周总理虽处在非常时期,但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坚持不变。1968年12月21日,周总理在文物局的报告上批示:“这个天文台不要拆,看绕过成不成,有什么困难,写个报告来”。这座当今世界上保存天文仪器最早的古天文台就这样被保留下来。1982年开始在原有基础上对古观象台进行了大规模重建。

  


  瓯塑

  瓯塑是浙江温州的著名工艺美术,是一种古色古香的彩色浮雕堆塑,具有浓郁的民间特色。因温州旧称“东瓯”,故名“瓯塑”。据传,早在宋代就在浙南一带流传,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解放后,瓯塑工艺一度展现出勃勃的生机。但它的发展并非一路坦途,文革开始后,作为纯欣赏性的瓯塑被停止出口,产量也迅速萎缩。瓯塑的创造受到严重影响,广大满怀激情的年轻人也对瓯塑和自我的前途产生疑虑。值得庆幸的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改变了瓯塑的命运。1972年2月下旬,当时正陪同尼克松访华的周总理对挂在杭州机场候机大厅的大型瓯塑壁挂《韶山》(谢香如、周锦云合作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关心。周总理称赞瓯塑:“很好,很有价值,这种艺术不要失传……还要培训新艺人,目的是使这种艺术保留下来,传下去。”喜讯传来,“东方的立体油画”声誉鹊起,来自周总理的关心又重新点燃了年轻人创作的激情。近些年来,瓯塑界传人把现代审美理念融入瓯塑传统风格,使瓯塑广泛应用于建筑装潢。一些大型的壁挂作品更是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国内外的一些博物馆、美术馆、宾馆的大厅内经常能发现它的踪迹。

  


  少林寺

  河南嵩山少林寺是个千年名刹,闻名海内外,但历史上却屡遭劫难。1928年,少林寺被军阀石友三放火焚烧后,只剩下壁画《五百罗汉朝毗卢》、《十三棍僧救唐王》、《锤谱》这三件珍贵文物和塔林了。1966年底,一群红卫兵来到少林寺,以“破四旧”为名,在寺内大砸大毁,将寺内建筑能毁的全毁了,这些壁画也未能逃脱厄运。然而,塔林十分坚固,他们砸不动,于是商量着要用****来彻底摧毁整个寺院。在这紧急关头,有人将情况通过登封县委上报了省委,省委又直接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开会,他听取有关人员汇报后,立即下达了“制止炸毁少林寺”的明确指示,并通知河南省委立即执行。河南省******迅速派出一批公安干警奔赴少林寺。当公安干警火速赶到少林寺时,情形已十分危急,红卫兵已运来了一车****,埋满了塔林,只差点******了。塔林终于保住了。事后,少林寺的和尚们赞不绝口:“总理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天一阁

  宁波天一阁,原为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公元1561年,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古籍浩瀚,素负“南国书城”之盛誉。天一阁原有藏书七万余卷,几经流失,受到破坏和掠夺,到1949年时仅存一万三千多卷。解放战争打响以后,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指示人民解放军在作战时要注意保护全国各地的重要文物古迹。宁波解放前夕,周恩来给进军江南的九兵团领导发了一份专电,指名要求必须保护好天一阁藏书楼,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重获新生。解放后,天一阁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收回了流传在各地的原藏古籍三千余卷,又陆续增添珍贵古籍。目前天一阁藏书已达三十余万卷,其中珍版善本有八万余卷,不少是国内孤本,是研究我国古代史的重要文献。天一阁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罗浮山(冲虚古观、摩崖石刻)

  罗浮山是中国十大名山之一,司马迁称其为“粤岳”。这座名山是道家福地,坐落着道家名观“冲虚观”,始建于东晋,初名“都虚观”,北宋哲宗年间改称现名。冲虚观内供奉着的三尊一米多高、身上镀金的泥胎彩绘三清塑像,是道教里三位最高的“神明”。历经发展,冲虚观成为华南道教的十方丛林,道教十大洞天的第七洞天、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三十四福地。罗浮山管委会编印的画册记载:“解放后,周总理曾亲临罗浮,特批准用20两金箔对三清神像刷新。”60年代,冲虚观所在朱明洞景区被解放军199医院征用,三清宝殿改成了会议室,并用纸板隔开三尊塑像。文革时红卫兵要把三清塑像砸掉,还要捣毁冲虚观周围山上的摩崖石刻。医院领导立即同广州军区联系,军区请示国防部并报国务院周总理。周总理在电话里指示:“一定要保住三清像!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不要再闹了。”“这些东西属于文物,不能毁坏或夷平,必须保护起来。”于是,人们在会议室隔板上挂起毛主席像,抵挡了红卫兵的几度冲击,同时巧妙地运用掩盖性能较好的材料灰砂覆盖石刻,让红卫兵误以为石刻已被破坏,使石刻得以逃脱被毁灭的后果。改革开放后,冲虚古观恢复为宗教场所,1985年恢复对外开放。

  


  曲阜“三孔”

  山东省曲阜市孔庙、孔府、孔林,统称“三孔”。“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孔庙大成殿前12支双龙戏珠深雕镂空柱是中国最好的龙柱,其工艺水平超过了北京故宫的,乾隆皇帝曾在这12根柱子前无语赞叹。“文化大革命”初期,曲阜作为孔子的故乡曾遭到严重冲击。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在康生的授意下,带领二百余人去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多册,近两人高的孔子墓碑被红卫兵砸成七、八块碎石,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周总理事后知道这些情况痛心疾首,危急时刻采取措施,下达了保护文物名胜的命令,大成殿前的12支龙柱才得以保存。红卫兵脱缰似的冲砸行为终于得以控制,孔府、孔林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曲阜文物避免了更大浩劫。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拨巨资对曲阜“三孔”进行修缮,199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孔府、孔庙、孔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中秋帖》和《伯远帖》

  《中秋帖》和《伯远帖》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和王珣的墨宝,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历代收藏家奉为绝品。三件珍品中,《快雪时晴帖》为唐人钩摹;《中秋帖》为宋代的书法大家米芾的临摹本,可称是对王献之作品更富创造性的杰作;《伯远帖》则为真迹。自清乾隆年间,三件稀世珍品藏于紫禁城养心殿,号称“三希”。清朝末年,《中秋帖》和《伯远帖》流失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所收藏。1951年,郭世五之子郭昭俊因经济困窘,将两帖,抵押给香港一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着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由于当时不少外国机构和藏家对之分外觊觎,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将很可能流失海外。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11月5日致函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及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明确指示要千方百计“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帖》及《伯远帖》运入国境后拨还。”还特别强调:“要派负责人员及识别者前往鉴别真伪。”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经我有关单位多方交涉,两件珍贵的法帖终于回归祖国,现存故宫博物院,为国家一级文物藏品。此举已成为新中国重视文物和保护文物的佳话。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经费,特别是抗美援朝的军事开支,使我国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决定不惜重金,将1批珍贵文物及时抢救回来,可见其良苦用心。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决定不惜重金,将一批珍贵文物及时抢救回来,可见其良苦用心。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家文物部门又专门组织文博专业人员走访调查遗失的重要文物。据统计,仅书画一类就从海内外抢救回来四十余件,其中包括著名的唐代韩滉的《五牛图》、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宋代马远的《踏歌图》等,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古代绘画艺术珍品。

  


  马王堆女尸

  1972年长沙市郊马王堆发现一座西汉大墓,历经两千多年,墓中一具女尸仍保存完好,实属世界考古史上所罕见,然而,却不为当时现场发掘的人们所重视,没有及时报告。当周总理得知情况后,深知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6月17日让国务院值班室电话下达指示:“湖南军区挖出不报告省委,更未报告中央、国务院,后来又人山人海,还有刮妖风的,出土尸身和衣着、帛文非变质不可。请告卜占五、李振军同志立即采取办法转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仍留湖南省博物馆。这是可以向群众说得通的,非当机立断不可。务请打电话去,速办勿延。”11月30日,文博口领导小组为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作出全面科学报告,呈上书面请示,要求对女尸实行病理解剖。周总理批示王冶秋“请约有关同志和专家再议一次。如同意,即请提出一个工作小组名单,协助湖南省医学院进行报告中所提的或追加的各项安排和调度。”还指示请郭沫若也参与领导。12月中旬,王冶秋等专家共同研究对古尸的解剖工作。解剖进行中,王冶秋多次直接向国务院请示汇报,得到了周总理的指示和关怀。解剖成功后,专家们根据周总理关于为古尸作防腐处理的指示,研制出代号为“一号配方”的防腐液。西汉女尸出土已有30年,皮肤接近正常尸体的肤色,几乎停止腐败过程。1973年7月17日,周总理再次对王冶秋所送关于古墓女尸解剖新闻报道稿批示:有关科研座谈会的报告,可登专门刊物,并附解剖照片。在马王堆汉墓的整个发掘、保存和宣传过程中,周总理先后多次指示,对这次重大考古工作给予极其周密细致的指导,这在极左的年代,对文博口的工作无疑是极大的支持。

  


  明长陵

  1955年10月,郭沫若等联名向国务院递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由于偶然的原因,进展迟缓的长陵发掘转移到定陵。定陵的开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以总计用工两万余、耗资四十余万元的代价,终于使这座深藏368年的地下玄宫重见天日。1958年9月,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了新中国考古学家发掘的第一座皇陵的消息,引起世界考古界的震动。但是,以当时简陋的保护设备和考古技术水平,出土文物在保存和复原方面还未过关,大量文物未能保存下来。此时,有的省份正在组织人力,要向帝王陵墓进军,还有些省份不甘落后,纷纷效仿。汉陵、唐陵、清陵,都响起了开掘号子。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批准了郑振铎等人的上书,坚决制止了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使行将遭灭顶之灾的中国文化遗产免于劫难。1965年9月,周总理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定陵参观。随行的吴晗对周总理说:“长陵比这定陵规模还要大,要是发掘,一定更为壮观,研究价值也大于定陵。”周总理沉思片刻后说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也正因为这句话,明成祖朱棣才在他的陵寝里安睡至今。

  


  灵隐寺

  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的灵隐寺,是杭州最大的丛林寺院,为中国十大名刹之一。千百年来香火鼎盛,被尊为“东南第一山”。1949年7月,大雄宝殿因年久失修而倒坍,殿内三尊泥塑大佛也被压毁。1951年夏,周总理视察杭州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指出:杭州灵隐寺在国内外佛教界和群众中有巨大影响,修复灵隐寺不但可以满足国内信仰佛教的群众朝拜的要求,而且也可以争取东南亚信仰佛教的国家的支持。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尊重******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而且灵隐寺属于千年古刹,也应得到政府的保护。在他的关心下,1954年一座殿高33.6米的单层重格式大雄宝殿落成。殿内主像释迦牟尼佛像19.6米,连座达24.8米。它是1953年由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和民间艺人根据唐代禅宗著名雕塑为蓝本创作的。最初,佛像发式为菊花状,灵隐寺方丈认为应按佛教传统,设计为罗钉状。周总理审定时指出:我们修建寺庙,主要是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满足信教群众过宗教生活的需要,在造型上应尊重佛教界的意见。这尊佛像被国际佛教界人士和学者视为佛祖释迦牟尼的标准像。1966年8月中旬,“破四旧”浪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砸掉灵隐寺里的泥菩萨》等传单如雪片般飞满杭城,灵隐寺成了“砸”与“保”的灸热点。26日深夜,省里来人传达“中央文革”的指示,宣布“灵隐寺是否保护,由广大群众自己决定”,“砸”“保”两派对垒的局面相持了数天,现场一片喧哗混乱。30日,周总理得悉灵隐寺将惨遭厄运,在百忙操劳之中,发来“灵隐寺暂加封闭”的电报。省军管会得到周总理要保护好灵隐寺的明确指示后,立即组织浙大学生和杭州钢铁厂工人联合守卫,后来采取封闭措施,使灵隐寺从劫难中化险为夷,得以完好无损地保护下来。

  


  莫高窟

  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后北魏、隋、唐、宋、元各代都有兴建。窟内保存下来的壁画和彩塑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敦煌莫高窟不仅是我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化的宝库。然而历经千年,因地震、风化造成的坍塌和损坏,洞窟数由唐代的一千余窟,减少到现在仅存四百八十多窟,且有很多是不完整的。1962年9月,文化部组织莫高窟考察工作组,对窟内崖壁作了全面的调查,发现崖壁已存在几十处裂缝和风化、坍塌等严重损坏情况,且病害仍在继续,窟内壁画彩塑有全部或大部遭受破坏的危险。10月17日,文化部党组根据调查情况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打报告,为保证窟内壁画和彩塑的安全,提出了抢救性的保固工程意见,申报经费25万元及水泥木材等施工材料。周恩来在报告申报的第二天就作出明确批示:“请计委在一九六三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今年批准文化部在其经费中预拨五万元。”人们都知道,1962年时,我国国民经济还十分困难,国民经济调整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抢修莫高窟经费给予特别批准,足见他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

  


  故宫

  故宫旧称紫禁城,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建成,总占地七十二万余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故宫共收藏历代文物约一百万件,是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故宫曾是封建王朝皇权的象征。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故宫命运发生根本变化,先后成立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新中国诞生后,******、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故宫视察。党和政府还组织人力对故宫进行清理,又不断拨专款对故宫进行大规模修缮,对宫内所存的大量文物进行研究整理。1961年3月,故宫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6年8月18日,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准备冲入故宫破“四旧”,当晚立即召开会议,果断作出关闭故宫的指示,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次日,红卫兵要冲故宫,工作人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劝阻了红卫兵,使故宫这座举世瞩目的文化宝库逃过了劫难,未遭损坏。1972年后又重新开放参观。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北海团城

  北海团城,位于古都北京的中心部位,是古都精华所在。回溯北京的历史,北海的团城是辽、金两朝皇宫别苑;明、清两朝皇宫御苑的组成部分。团城见证了北京都城演化的进程,它在金代叫小圆岛,和北面的琼岛同时用人工筑成,金世宗在此营造了大宁离宫,元初又在岛上建了仪天殿,明代重加修缮后更名承光殿,并改筑为砖城,这就是现在的团城。团城两面临水,北海、中海波光粼粼,它与北海诸建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文人学者曾赞美过,从阜成门到朝阳门是古都北京古文物建筑最集中、最美丽的一条线,北海团城就是这条线的中心点。1954年扩建北海大桥,有人建议拆除团城,另建新桥,把路面拉直;有人坚决反对,认为团城是金、元、明三代形成的重要古迹,很有历史价值。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团城将遭拆毁的消息经各种渠道传到了国家文物总局,梁思成、郑振铎等人万分焦急,他们迅速汇集有关北海团城的资料,以文物局的名义向各界呼吁保护团城。梁思成苦心筹谋,决心晋见周总理,恳请保护北海团城。周总理在听取梁思成的汇报后,在炎夏的一个下午,亲自考察了北海团城。他轻车简从,没有其他官员的跟随,意图是不想受他人干扰,以便做出科学地判断。足足两个钟头,他绕城走了一周,最后停留在团城上,时而遥望北海的琼岛,时而注视着北海大桥上来往的车辆行人。最后,他决定保留团城,将国务院所在的中南海西北角的围墙向南移数十米,将桥和马路向南拓宽扩建。这一移,使得周总理的住地西花厅离马路仅一墙之隔。马路从南边绕过团城,团城就这样完整地保住了。

  


  黄帝陵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揭开了五千年华夏文明史的帷幕。黄帝陵从汉代立庙,唐代扩建,宋代迁址,经元、明、清、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千百年来,黄帝陵先后重修、整修21次。现今保存的轩辕庙,是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68年)为避河水侵蚀,迁至现址的,此后历朝不断修葺。1955年陈嘉庚先生到西北访问,道经黄陵县时,顺谒黄帝陵及轩辕庙。他发现“庙宇材料多腐坏,势将倾塌,庭中森树下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多处私坟如鳞”,蒋介石在黄帝陵墓前立一高大石碑,“蒋中正”三字虽已为人琢磨,但字迹仍隐约可见。陈嘉庚致信******反映此事,认为此等民族历史遗迹,宜加保护、修饰,不能任其荒废,并建议将蒋碑卸毁,以免玷污。毛主席将此信转批给周总理,提出“此件阅后,请批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周总理对黄帝陵的修复工作相当重视,他在批示中写道:“黄陵应明令保护和修整”;“蒋碑应毁。”并要求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告文化部齐燕铭具体落实这件事情。1959年至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陕西省人民政府拨款15.5万元整修轩辕庙大殿、修建过亭。1963年新建厅房七间、碑室五间。1964年又重修碑亭和大门。改革开放以后,又多次修缮。黄帝陵已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共同景仰的圣地。

  


  圆明园遗址

  圆明园号称“万园之园”,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历史上最豪华的一座皇家离宫苑圃。它位于北京西郊,原是一处明代的贵族遗园。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正式建园,乾隆朝进而扩展,至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70年)基本形成了御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的格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抢掠毁坏后火烧了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西郊皇家园林再遭劫难。1911年辛亥革命后,军阀、官僚、洋人们对圆明园遗址巧取豪夺。北洋政府垮台,北平特别政府接管遗址后同意将园内残有砖石变价批卖。全国解放时,遗址可谓是满目疮痍。50年代初,许多单位要求在遗址上分得一块土地。周总理针对有人提出要瓜分和侵占圆明园的情况,对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和北京市规划部门的同志说:圆明园要保留,要保护好,土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了,以后有条件,我们可以修复么。北京市政府根据这一精神作出了“圆明园一草一木不准动”的决定。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圆明园遗址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文革期间,圆明园继续遭到破坏。十年动乱之后,圆明园遗址正式成立了专营机构——圆明园管理处。正如周总理当初设想的那样,随着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发展以及首都现代化建设进程,圆明园遗址也在进一步的整修和利用。圆明园遗址公园也在1988年对社会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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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耸立在****自治区****市红山之巅。三百余年来,********收藏和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物,其中有壁画、佛塔、塑像、唐卡(卷轴画);还有贝叶经、甘珠尔经等珍贵经文典籍;表示历史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明清两代皇帝封赐达赖****的金册、金印、玉印以及大量的金银品、瓷器、珐琅器、玉器、锦缎品及工艺珍玩,这些文物绚丽多彩、题材丰富。********不仅是藏族信教群众、僧侣向往和敬仰的宗教圣殿,作为****建筑艺术与民族文化光辉结晶的杰出代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也是有着极其崇高而神圣的地位。****实行民主改革之前,文物保护几乎是空白。1959年6月,中国成立了****文物古迹文件档案管理委员会,集中收集和保护了大量的文物和档案典籍,1961年********等九处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法律废弃、斯文扫地的年代,红卫兵到处“破四旧”,全国的文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周恩来总理还亲自指示对********采取特殊措施加以保护,使之免遭破坏。正是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这座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宝库得以保全。1994年2月,********由于其本身价值与保护状况,被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同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昆剧

  昆剧(又名昆曲)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瑰宝。昆剧对后来的京剧和众多的地方戏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被称之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解放前,昆剧已经枯萎,濒临绝种的边缘。仅存的国风昆剧团(即浙江昆苏剧团的前身)流落沪杭一带,已经奄奄一息,只能靠纸糊的戏装演戏。新中国成立后,昆剧这一古老的剧种步入改革、发展和创新的时期。1956年,浙江昆剧团排演的昆剧《十五贯》晋京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以致北京出现“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热潮。4月19日周总理看完演出后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赞扬《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仅隔一个月(5月17日),周总理又邀请首都文艺界著名人士二百余人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座谈会,并作了约一小时的长篇重要讲话,他再次赞扬《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并将昆剧称为百花丛中的一枝“幽兰”。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昆剧事业呈现出蓬勃生机。2001年5月,昆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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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日期:201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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