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文献集

1993年6月20日


  


  怀念令人崇敬的三位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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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楠

  蔡畅、邓颖超、康克清三位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大姐”,在近几年里相继去世了。但是,她们并没有离开我们,她们那熟悉的身影仍时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她们那朗朗笑语,常回响在我们的耳畔;她们的思想、智慧和卓越精神,继续闪耀着璀璨的光华,鼓舞着我们前进。

  1944年,我离开战火纷飞的冀南敌后游击区,行程两个月,通过两道封锁线,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组织上决定我到中央党校六部参加整风学习。第二年,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大”,毛主席作了《论联合政府》的工作报告。不久,在延安召开了全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会,以推动妇女工作在全国展开。因为我在鲁西和冀南根据地都是做妇救会工作的,组织上要我去参加这次会议。那天,我兴冲冲地赶到杨家岭,见到了彭总的爱人浦安修,1941年在太行山我就认识她了。她向我一一介绍了在那儿等待去参加会议的著名妇女运动领导人,当时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三位大姐。蔡大姐身材俊秀,两眼炯炯有神,穿着上黄下绿的女工服,在女同志中往来说笑,十分活跃;邓大姐比蔡大姐略年青些,面孔丰润,穿着上蓝下黑的女工服,显得和蔼可亲,蔡大姐亲切地叫她“小超”。我在敌后做妇女工作时,已经是农村妇女打扮了,进了陕甘宁边区就剪掉了梳在脑后的“发节”,到了延安也换穿了偏扣腰扎细带的“延安服”,二位大姐与众不同的装束,给了我一种特别新颖的印象。康克清大姐则穿着一套深灰色的延安服,她当时是解放区儿童保育工作领导人,结实的身材,红扑扑的面膛,显得那么年轻、纯朴。我早知道,这三位大姐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不屈女战士,蔡邓二位大姐又分别担任党的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崇敬和爱戴之情油然而生。从杨家岭到开会的地方,还有一段路,我们坐上了延安少有的汽车——大卡车。邓大姐先登上了车,站在中间招呼着后面的同志,我们随之也都爬上车,挤站在一起。开车前,周副主席突然来了,他笑着看我们都上了车,好像担心大家坐不稳的样子,最后他和蔡大姐也上了车。我在车上非常兴奋,一方面因为和周副主席及三位大姐同坐在一个车上,还因为我在犬牙交错的敌后游击区参加反扫荡时,都是远远地看到日寇的汽车和坦克在那里猖狂,这是抗战期间第一次坐上自己的汽车啊!开会时邓发同志代表党中央表示祝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三位大姐夜以继日地工作,与来自各解放区的妇女干部亲切交谈,调查研究,具体指导,并作了重要发言。会议赞同蔡畅同志的意见,确定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号召解放区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努力支援前线,迎接最后的胜利。这次会议,成了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选举蔡大姐任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大姐任副主任,从此,她们代表党中央领导了全国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会议开完后,我们在中央机关一个小食堂就餐,1983年我重返延安参观毛主席故居时,才知道这个小食堂就在毛主席居住的窑洞下面。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我随第一批调到东北的干部大队从延安出发,跋涉几千里挺进黑龙江,被分配到省委所在地北安县负责妇女工作。当时县委工作的中心是建立政权,发展党员,发动群众进行土改。1947年中央召开了“土地会议”,邓颖超同志在会议上提出了全党做妇女工作,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我在省委听了传达并参加了讨论。有一天,省委书记王鹤寿同志告诉我们,蔡大姐要到北安检查工作。那天,到车站欢迎她的女干部很多,蔡大姐走出车站时,我们都围了上去,喊着:“蔡大姐好!”蔡大姐也高喊着回答:“同志们好!”她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不知疲倦。我们先向她汇报了在土改中发动妇女的情况。因为六区群众发动得较好,她要亲自下去看看,我们非常高兴,又担心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她身体受不了。她到六区后,住在奉天屯一个雇农家里。看到妇女群众参加政治活动和生产的积极性那么高,她十分兴奋,坐在炕头上与一些妇女积极分子彻夜交谈,耐心讲述土地改革、妇女工作的指导方针和革命道理,并热情地参加群众活动。蔡大姐在北安虽只有短短几天,但她那特有的风采和那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深深赢得了群众的敬佩。六区干部群众纷纷送去自己用土枪打的野鸡和自己做的粘豆包,以表慰问。以后,奉天屯一带的干部群众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1948年底,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在东北解放区的沈阳召开。这时正是全国解放前夕,妇女革命运动已经在全国汇成巨流。李立三同志代表中央参加了这次大会,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李德全也赶来参加了。黑龙江省委派我去参加,我还准备了一份黑龙江妇女工作情况的书面报告。大会上,我又见到了蔡、邓、康三位大姐,并热情地互相问候。她们要主持会议,工作异常繁忙,仍时时关注着各地代表反映的情况。蔡大姐因刚去过北安,见到我很是亲切,详细询问了那里的妇女工作和土改情况,我把书面材料交给了她。大会上我与三位大姐接触较多,进一步领略了她们的风采:蔡大姐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富有鼓动力;邓大姐沉稳平易,细致周到;康大姐则朴实刚毅,处事果断。这次大会开得热烈隆重。在第二年春天于北京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华全国妇女民主联合会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妇女运动从此迈入了新阶段。会议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动广大妇女,彻底推翻三座大山,迎接全国解放。蔡大姐担任全国妇联首任主席,邓大姐任副主席,康大姐担任了常委。

  全国解放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国民经济进入了三年恢复时期。我调到本溪市任市委妇委书记、市妇联主任。当时本溪是东北局的直辖市,是重工业基地,有钢铁厂、煤矿、水泥厂,妇女工作的重点是职工家属。妇女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她们一方面搞好家务以支持男职工的生产,一方面负担了街道的各项工作,年青妇女还组织起来学文化,各区都办起了妇女识字班,在识字班还进行政治教育,开展文娱活动。我写了一篇妇女识字班的报道文章在《东北日报》上发表。1950年秋天,全国妇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妇女代表会议,规模宏大,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妇女代表会聚一堂,气氛极为活跃,热烈。我代表本溪市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仍由蔡、邓等几位大姐主持。在会上,我初次见到了杨之华(瞿秋白的爱人)、帅孟奇同志,还见到曾在解放区一起做妇女工作的几个战友,大家都特别激动。会上印发了一本各地做妇女工作经验的小册子,我写的妇女识字班的文章也在里面,大会还组织了经验交流。蔡、邓、康三位大姐在紧张操劳之余,常常到代表们住的地方探望。邓大姐见到我时,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看到了你写的本溪妇女识字班的文章!”我为自己的文章能为邓大姐关注而高兴,更为她如此好的记忆力而惊讶。蔡大姐怕代表们菜少不够吃,特地指示要增加一个菜。有一天休会,我们过去就认识蔡大姐的几个同志到她家去看她,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留我们吃了便饭。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党中央十分重视,周总理到会作了国际形势报告。会议向全中国几万万妇女发出伟大号召:组织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1953年我离开了东北,调到北京高等学校工作,从此也就离开了妇女工作岗位。虽然在参加一些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的大会时能看到三位大姐熟悉的身影,但直接聆听她们教诲的机会就很少了。

  今天,当中国妇女运动的最初目标已变为现实,广大妇女正向着新时代迈进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怀念着蔡畅、邓颖超、康克清三位大姐。我的片段回忆只是沧海一粟,而三位大姐领导新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风范和伟大功绩,将在历史的长河中万古留芳。

  




  周总理关心环保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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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顾明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到60年代初,已从恢复走向发展阶段。美国为首曾先后挑起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日等国的大资本家和军火商,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原料、劳动力,并加紧剥削本国人民,用落后的工艺和陈旧的设备强化生产军工以及紧缺产品,抢占市场,大发横财,造成严重公害,引起了本国人民和发展中国家严重不满。而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等国政治动荡,经济不振。我国又受“文革”动乱和反华势力包围干扰,处境十分困难。

  周总理面对如许世界大事、国家大事,毫无畏惧,肩挑重担,挺身而出,日理万机。进入70年代,他虽已年逾古稀,带病工作,平均每天只睡4个小时。但世界上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从未逃脱过他那锐利的视野,世界性的公害问题一经出现,就被他紧紧盯住,一刻也没有放松。从1970年初到1974年夏病重住院,他曾先后接见过国外政府首脑,重要外宾以及国内重要会议代表,各部委领导干部、群众代表,凡谈到过环境保护问题的,总计有30多次。

  周总理在1970年12月26日接见中联部、总参二部、外交部有关同志时说:过去伦敦的烟雾最多,现在比纽约少。在美国,汽油也滥用,煤也滥用;美国大少爷,没什么底子,是暴发户。日本也是这样,战后畸形发展,我们不要做超级大国,不能不顾一切,要为后代着想。对我们来说,工业公害是一个新的问题。工业化一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

  周总理在1971年2月15日接见全国计划会议部分代表时说:“现在公害已成为世界的大问题。废水、废气、废渣对美国危害很大;尼克松政府不仅在政治斗争上丢掉了主动权,对自然斗争,资本主义国家是解决不了的,美国、日本都根除不了。我们要除三害,非搞综合利用不可!我们要积极除害,变‘三害’为‘三利’。以后搞炼油厂要把废气统统利用起来,煤也一样,各种矿石都要搞综合利用。这就需要动脑筋,要请教工人,发动群众讨论,要一个工厂一个工厂落实解决,每个项目,每个问题,要先抓1/3,抓出样板,大家来学。”

  周总理在1972年4月5日会见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苏利克利·格林时说:“要消灭公害就必须提倡综合利用。因此在进行基本建设时,就要从项目方面设备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更加注意,那才能免去祸害。否则,你们已经造成祸害以后,再去消除,那已经走了弯路。我们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要少走,不走弯路。”

  有一次,日本已故的前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女婿,是日本一位著名的公害记者。周总理会见他时要我组织工交、卫生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为他们接一条专线扩音器,请他们旁听这位公害记者介绍日本工业污染的严重情况,特别是水俣病(水银中毒症)情况,以引起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重视。大家听后很受教育。后来发现我国水银中毒病也已存在,在水银电解厂和制镜等工业中已有发生,事后立即采取紧急消除污染的有效措施。

  周总理1972年9月8日,邀集国家计委和各省、市、区同志汇报情况时说:“资本主义国家解决不了工业污染的公害,是因为他们的私有制,生产无政府主义和追逐最大利润。我们一定能够解决工业污染,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作贻害子孙后代的事。”

  周总理呕心沥血,语重心长。他恳切地谆谆教诲,寄厚望于各级领导干部,千叮咛万嘱咐,要大家带动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从规划设计、施工和生产过程中,千方百计,钻研技术,消除公害,保护环境,决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只顾资本家私利,不顾人民死活的老路。我们一定要着眼于长远利益,不走、少走弯路。为子孙后代着想,造福人民。回想当年,聆听其言,重温其语,能不无动于衷,潸然泪下!?

  1972年联合国决定于当年6月5日至16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主管部门开始初步确定由卫生部组团出席会议,并提出了代表团成员名单。周总理觉得单独由卫生部组团出席会议不全面,不妥当,提出重新考虑,要工业部门参加,经国务院主管副总理交代,由燃化工业部为主组成代表团,报请周总理审定,周总理看后认为还要加计委同志参加,并在组团名单上加了我的名字,当时我是计委主管常务的副主任,代表团由燃化部唐克和我带团,成员由计委、燃化部和卫生部、外交部共同组成,代表团共计20多名代表,是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最大的一个中国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第一次世界环境会议上取得了成功,广交了朋友,受到周总理的表扬。这一切都来自周总理的明确的指导方针和身教言教。代表团回国以后,传达了国际环保工作方面许多有益的信息,中国环保工作乘胜前进。周总理决定国务院成立环保领导小组,由余秋里任组长,谷牧和我任副组长。由我们建议:

  1.成立环保研究所和环保监测机构;

  2.组织力量翻译世界著名环境专家的重要论著,如《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等13部专著,以普及环境知识。

  3.我根据周总理提出的对环境保护工作历次指示精神,建议制订国家环境保护方针如下:“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类。”上述建议报经周总理审定批准,作为我国第一个环保方针。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定于1973年秋天召开全国第一次环保大会,原定周总理亲自出席这次大会,在此期间,党中央正在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临大会开会前,中央有会议,周总理派秘书告诉我,他不能出席开幕式,要我转告余秋里、万里同志,由他们两位主持会议。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全国范围内交流了经验,部署了工作。从此,中国的环保工作一日千里,大踏步突飞猛进地开展起来。到如今,已经历20年的历程,我国的环保工作已经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抚今追昔,我国的环保事业成就来之不易,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艰苦的岁月里,中国环境事业的创始人、拓荒人、奠基人——周恩来总理对我们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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