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文献集

1993年5月19日


  


  全身铮铮骨 一心为人民——纪念钱瑛同志九十周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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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从吾/郭述申/吴学谦/李之琏

  今年5月14日是钱瑛同志90周年诞辰纪念日,7月26日是她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20周年忌日。我们谨对她一生感人的事迹,在此作些追忆,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历尽艰险 壮志不移

  大家对钱瑛同志习惯称呼为钱瑛大姐,她一生有不少传奇式的经历。她1903年出生于湖北省贤宁县钱家庄。在幼年时期由家庭包办许配了人家。当她读书懂事后,多次要求家庭解除婚约,未能实现。19岁时,用剪刀猛刺喉咙以表退婚决心,迫使母亲同意她到省城求学。1923年投考省立女师。在学习过程中,看到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和人民的悲惨、黑暗的生活,下决心追求光明,多方寻找国家民族的出路。

  1927年3月,在共产党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的指引下,她毅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旋被派往江西九江总工会工作。这时国民党叛变,疯狂反共,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叫她迅即撤离。她难于丢舍刚刚开始的工作,直到敌人从前门闯进,她才跳窗逃脱。组织拟派她参加南昌起义,未及起程,起义受挫,即转赴广州。找到叶剑英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与部队失去联系。孤身一人遇到一些散兵,以为她是湖南老乡,凑了些钱,劝她回家。但她决心找党,并辗转到了香港,找到党组织,暂在广东省委恽代英领导下工作,不久被派往上海。1928年7月分配在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在此结识了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并于12月与谭结婚。1929年春,钱瑛被派往苏联,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曾因同王明领导的支部局有不同意见,被处罚到工厂劳动。1931年春回国抵沪。组织派她和谭寿林一同到洪湖苏区工作。正待启程,总工会遭破坏,谭寿林决定留下来,处理总工会的善后事宜,让钱瑛先走。不料谭于4月22日被捕,5月20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钱瑛在洪湖地区(湘鄂西根据地)得知谭寿林被捕牺牲的噩耗,十分悲痛,但斗志更坚。她参加根据地的领导兼任潜江县委书记,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的斗争”,很快建立起几百人的游击队,保卫了胜利果实。1932年5月,我红三军向襄河北岸出动,川军范绍增部企图乘机向我洪湖中心地区进犯。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在这关键时刻,钱瑛率领几百游击队员,绕到敌人后方,给以突然袭击,大挫敌军。这时红三军主力趁势赶回,将敌人全部歼灭。这就是著名歌剧《洪湖赤卫队》对这一辉煌战绩的描绘。

  1933年初,钱瑛被派到中共江苏省委妇委工作。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

  红区白区 战斗无息

  在钱瑛被捕时,激于对叛徒的痛恨,当场打了他耳光,因此遭到毒打。在法庭上,她当面斥责伪法官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的谰言。并揭露国民党屠杀无辜群众和爱国抗日的共产党人。她拒不承认被指控的革命身份,终于被判处15年徒刑。她当时化名彭友姑,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她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团结难友,组织对敌斗争和自身的学习提高。在女监逐渐形成了以钱瑛、帅孟奇、夏之栩、熊天荆、薛迅等同志为核心的斗争队伍,争取政治犯的合理待遇。如:允许监外亲友送食物和日用品;支援国际友人牛兰·汪德利珍夫妇申诉无罪;抗议对政治犯的迫害以及组织理论、外文学习等活动。从1933年7月到1936年春共进行了四次绝食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当监狱当局知道这些斗争的为首者是钱瑛等人时,就先后把她们几人转押到南京“反省院”。反省院规定,在押人员要向国民党旗行三鞠躬礼、唱党歌等等活动。以钱瑛为首的政治犯不予理睬。教官宣讲三民主义好、攻击马列主义。钱瑛要教官把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拿出来当场比较比较,弄得教官难以下台。这期间爆发了绥远抗战,钱瑛等借此提出“释放政治犯,支援抗日”的要求。院方为此找钱瑛等训话,并把她们几人关进装有铁门的号子里,不准相互见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和国民党交涉,钱瑛等被释放,即派赴湖北。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后代理书记。武汉失守后,她先后任鄂中区党委、湘鄂西区党委书记。1940年后调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任驻川东特委代表、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以后任中共中央重庆局、上海局、南京局组织部长,协助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整个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武汉解放后,改任中原局、中南局组织部长、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妇委书记、中南妇联主任,1953年调中央纪委任常务副书记、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监察部长(她是建国后第一个党员女部长)、中央监委副书记等职,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她革命的一生中,有22年是在白区同敌人斗争,有24年是在同党内的腐败堕落和各种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左”倾的大潮中,她在工作上也有过失误。但她同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的坚决态度和“文革”中对林彪、江青等的抵制是值得学习和令人敬佩的。

  坚持真理 实事求是

  1943年,钱瑛从国统区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这时已开始审干,康生等发动了“抢救运动”。当时有一种错误观点,把在国统区活动的地下党说成是“红旗党”,即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干维护国民党的事。钱瑛由于多年在地下党工作,对各处地下党的活动情况是了解的。她不避嫌不顾个人安危,几次到中央社会部去报告地下党的建设和工作情况。用事实驳斥了“红旗党”的说法,使很多当时在审查中被怀疑的党员干部受到了保护。这是对党的建设的一大贡献。

  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她坚持对被定为有“三反问题”的人,一定要有证据,反对只根据运动中揭发检举的材料作结论。在“三反运动”结束后,立即把中南地区被定有“三反问题”的县以上的干部集中在中南局党校进行复查甄别,使很多人得到了公正处理。

  在1956年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上,钱瑛被选为中央委员。从她在大会上的发言可以看出,作为国家监察部长,她对各部门和自身的工作是非分明,既不夸大成绩,更不隐瞒错误,在据实反映情况方面作出了榜样(这个发言曾发表在1956年9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兴起的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共产风……造成生产破坏,人民疾苦严重;在那几年,中央监委曾几次派人到安徽、四川、河南、甘肃等受害最严重的地区去调查情况,及时向中央报告灾情。钱瑛1960年冬亲率工作组到甘肃,她带病深入灾区调查,当她了解到由于有关领导的浮夸虚报、骗取荣誉、强行征购过头粮,造成群众没饭吃,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后,十分愤慨。急电中央如实反映,并迅速调拨救命粮赈济灾民。1961年春,钱瑛又到山东调查,每到一处,都直接下到社队,访贫问苦,找干部、找社员了解情况。一次在一个重灾村,向群众多方访问后,她一定要和支部书记面谈。因支书卧病,不能起来,她到支书家拜访。支书一面谈一面痛哭。钱瑛也禁不住泪流不止。谈后即报中央和有关党委迅速调拨了粮食。

  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提出了很多批评。刘少奇曾让钱瑛同他一起参加安徽省组的会议。因为该省是瞎指挥和左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当时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就定为“反党”并株连一大批干部。中央监委从人民来信来访中了解到很多情况,也曾几次派人去调查并向中央作过报告。刘少奇和钱瑛一起参加省的会议是要帮助与会同志解除顾虑,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会后,钱瑛即带工作组协助省委去进行甄别工作。对错划为“右派”的省委书记李世农和错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的另一位书记张恺帆首先平反,还平反了一万多被错划为“右派”的干部。而在当时,这曾被认为是“铁案”和“禁区”的。因为为右派平反当时还未列入日程,从此也可看出她那敢于负责的胆识。以后在短短几个月内,“右倾错案”基本上得到了平反。

  但在这年9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右倾错案平反被指责为“右倾翻案风”;会后在全国的甄别工作再未进行。虽然中央监委根据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反映的情况,确有少数人闹翻案,而主要的还是该平反的未平反,并提出了善始善终做好甄别工作的意见,指出凡是处理错了的案件,就要平反,但直到1978年9月,中央才发出了对右派改正问题的通知。被错划为右派的几十万干部从此才陆续得到平反。这说明钱瑛的远见。但这时她被迫害致死已5年之久了。

  在“文革”期间,她坚持真理,不顾个人得失。坚决抵制江青、康生一伙的倒行逆施。为搜罗造反派出来“夺权”,江、康找到早被开除党籍、撤销工作的某些人出来夺四川省委的权。钱瑛坚持中监委对这些人的处分是正确的,不能翻案。这就直接同江青、康生对立起来。致使江青狂言:“什么检查、监察,竟搞到老子头上来了。”从1967年就对钱瑛实行“隔离审查”,次年升级为“监护审查”,给她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摧残折磨,直到癌症突发于1973年7月26日逝世时,始终由六条壮汉,日夜监守,不准任何亲友探视。许多同志对她关心、敬重,曾通过日坛医院副院长李冰转达对她的问候。李设法把病房的看守调开,走近她的身边,轻声地说:“钱阿姨,我是李克农的女儿,多少同志在关心你,盼望你把病治好……”钱瑛用微弱的声音只说了四个字:“我朝前看。”然后含泪不语。

  钱瑛同志一生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一贯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关心群众,严于律己,她的精神将永放光芒。

  




  反对拜金主义 坚持廉洁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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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风气,广大干部群众是很有意见的。他们强烈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身作则,采取得力措施,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廉洁奉公,制止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滋生蔓延。

  “题外话”何以受欢迎?

  杨保顺(新疆军区某部营房处):最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副主席王乐泉同志应邀参加某公司成立的新闻发布会,在致词时,他讲了一番题外话。他说,去年以来,各公司开新闻发布会很多,仅从我参加的几次当中发现,发布会上送礼不断升级。开始送纪念品,发展到现在送钱送物,甚至找领导题词还给题词费。是否请领导讲话也得付讲话费?这是怪事。据了解,每次参加发布会的人,大多是自治区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在这个范围内,更应该杜绝发钱发物。我们要一切厉行节俭,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新疆还是个贫穷的地方,各方面还困难得很。我们要多办事业,少点浪费。我建议从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开始,今后就不要再出现这种事情了。

  王乐泉同志一席话,激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大家对他带头刹歪风的气魄大加赞赏。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言行一致,率先垂范,礼金之类何愁禁止不了?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对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错误作法,明知不对,也不敢大胆去管。这种怕得罪人、听之任之的态度,是很难把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发扬光大的。

  乱开发票为哪般?

  李爱萍(河北宣化驻军某部政治部):最近我到某药店买药,看见一位顾客买了一个高压锅却开成购药发票。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服务员一笑:“药店增加收入,顾客公费报销,各得其所嘛!”

  类似现象还有不少。有一家银行分支机构成立了“综合服务部”,倒买倒卖。你要申请建筑贷款吗?对不起,建筑材料得从我这儿买,弄得客户叫苦不迭。

  像这样破坏原则、规定,为了弄钱恃权胡来的行为,干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助长了社会上拜金主义的风气,必须加以制止。

  轿车攀比不可取

  胡昌方(江苏泗洪县广播电视局):现在,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坐小轿车攀比得很厉害。有些人就像姑娘们换时装那样,今天坐桑塔纳,明天换尼桑,过些日子又惦记着奔驰了。这种摆阔气、讲派头的做法,有违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当年,周总理一直坐国产红旗轿车,县委书记焦裕禄经常骑自行车或步行下基层如今……,有些领导干部忘记了这种好传统。就说下基层吧,没专车觉得没气派,坐面包车觉得不光彩,骑自行车太寒碜,迈开两条腿更觉得划不来。不仅如此,就连走亲访友、游山玩水,也非得高级专车不可,甚至家离办公室近在咫尺,也得车接车送上下班。

  笔者并非笼而统之地反对购买和乘坐小轿车。确因工作需要,坐小轿车无可非议。问题是买车坐车要从本地经济实力出发,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像上面所说的家离办公室近在咫尺就没必要车接车送。我们不能忘记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忘了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在困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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