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文献集

1993年2月28日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子立将军生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

  其九位子女撰写文章回忆父亲自豪与遗憾相伴的一生——

  遥望归帆早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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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居安/湘湘/天竹/天圣/赵静/天祥/赵贞/素月/陶英

  光阴荏苒,父亲赵子立将军离开我们一年了,但父亲那宽阔的、充满智慧的前额,那深邃的、炯炯有神的目光,那朴实忠厚的面容,那慈祥的微笑,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那难改的河南乡音,那铿锵洪亮的话语,时刻在耳畔回响。

  父亲自幼受祖母熏陶,酷爱诗词并有志于圣贤之学,他亲眼看到在满目疮痍的中国,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深受辛弃疾、岳飞等名将影响的19岁的父亲,决定弃学从军,报效国家,于1927年冬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1935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军事最高学府的陆军大学。1938年父亲陆大毕业,正值抗日战争爆发,被军令部分配到当时全国的主战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所辖薛岳第一兵团司令部,任少将高参兼参谋处作战科科长,后升任中将参谋长。父亲当时抱定抗日到底、还我河山的决心,亲自制定七次对日重要会战的计划,从此开始了军中帷幄生涯。

  可惜的是,在抗日战争中迭著战绩的父亲,在解放战争中却走到了人民的反面。1946年6月26日,作为郑州绥靖公署(原第五战区)主任的刘峙与任参谋长的父亲,秉承蒋介石的密旨,在全国首先挑起了内战,包围解放军中原军区,迫使司令员李先念、王震等带领中原军区突围作战略转移,成为历史罪人。此举父亲终生都深感愧疚,每每提及,都万分悔恨,发自内心地谴责自己。

  父亲一贯生活朴素,不吸烟,不喝酒,唯一嗜好是作诗填词,阅读古典文学,研究兵法。他憎恶挥霍享乐,对嫖赌更是深恶痛绝,为人耿直廉洁,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刚正不阿。1945年父亲任第五战区参谋长时,所辖一军长乃陈诚得意的嫡系,因其高傲自大,贻误了战机,致使日军脱逃。父亲毫不留情,将其严厉处治而得罪了陈诚。陈诚多次讲过:“赵子立牛眼睛一瞪,对什么人都敢耍脾气,谁的话都不听。”1945年日本投降后,盘踞在商丘一带的伪军暨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被蒋介石委认第三路军司令官,曾携带众多贵重礼品以乡谊关系前往拜谒父亲,父亲不但分文不受还将其怒斥出去。1946年,许昌的资本家“王老虎”亲往馈赠高级小轿车,父亲洞察其意,拒不受贿并历数其不法行为,将其依法严办。

  连年内战,父亲非常厌恶,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曾赋诗抒发内心的痛苦:“同室操戈起内讧,鏖兵豫鲁决雌雄;战场白骨蔓萦绿,劫后梨花血溅红。少妇村头饮弹死,孤儿尸畔声隆隆;我思解甲桃源去,烟水茫茫路不通。”父亲1946年代表刘峙与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代表李达参谋长在新乡举行国共谈判时,亲身感受到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与博大胸怀,亲眼目睹解放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1949年12月,身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四兵团司令官兼127军军长的父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通电全国:“为了不再消耗国家元气,我愿意放下武器,停止战斗行为,听候解放军处理。”遂带领全军人马、数百辆军车、大炮及河南政府人员共两万多人,还有河南众多珍贵文物一并走向光明,为祖国西南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受到贺龙元帅的称赞。贺帅宴请父亲时风趣地说:“现在我们称你赵子立先生,希望以后我们成为同志。”

  令父亲悲痛的是再没能见到贺帅。1951年镇反,父亲受审查入狱,1975年释放时,贺帅已作古。叶帅亲自接见宴请父亲时说:“你的问题早已搞清楚……今后你仍是起义将领,国家将安排你适当的工作,希望你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多做贡献。”父亲很激动,最令父亲欣慰的是1975年国庆节,受到中国人民最爱戴的总理,也是父亲一生敬仰的伟人——周恩来的邀请,参加了其生前在大会堂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宴。父亲即作诗曰:“兵家巨擘世无俦,粪土当年万户侯。洞察戎机操左券,细分矛盾无全牛。觐颜实慰三生慕,赐训足为终身模。百里长程九十误,红潮十里争前游。”

  1978年,父亲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增选为常委。1984年以聂帅、徐帅为会长的全国黄埔同学会成立了,父亲被选为理事,1989年又被增选为副会长。父亲决心老骥伏枥,倾尽余生为祖国统一大业。

  每逢佳节倍思亲,父亲总是做诗词以表达对同窗、故旧的思念。1980年作《苏幕遮·怀台同学》:“月透窗,光射地,一片乡心,一片乡心碎;同学深情久愈炽,无限相思,无限相思瘁;祖国丹,故园翠,水秀山明,水秀山明媚;遥望归帆早日至,把酒中秋,把酒中秋会。”父亲还不辞劳苦,风尘仆仆两度赴美,并赴荷兰、香港探亲访友,为沟通两岸交流,为促进祖国早日统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父亲常告诫美国的三子女:“要记住自己是炎黄子孙。”嘱咐在高尖科学部门任高级工程师的五子:“要时刻想着馈报自己的祖国。”父亲还常说:“你们九人(指我们九子女)三个在美国,一个在荷兰,四个在台湾,一个在香港,每个人都要担负起祖国统一的光荣使命,利用自身的关系,为推进国家统一做工作。”父亲还呼吁全世界各地的黄埔生及后裔、亲属,再次携起手,发扬黄埔精神,踏着前期同学及其父兄的步伐,为新时期的国共合作、祖国统一再立新功!

  近年来,父亲接待了不少从台湾、海外来访的故旧袍泽,向他们解释中共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帮助他们消除余虑增进了解。1991年春节又作《中吕·山坡羊》:“峰回路转,花明柳暗,眼前就是康庄站。奔阳关,着先鞭,中华宜统不宜缓,民族振兴早打点,合,百姓盼,分,百姓怨。”呼吁台湾当局顺乎民意,早日完成全民族的统一大业。

  父亲为祖国统一倾尽心血,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直至临终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父亲含泪道:“我死而无憾,唯一遗憾是没能亲眼看到国家统一,借用古诗来表达我最后的愿望:死去方知万事空,但悲不见台湾归,他日祖国统一时,切记勿忘告乃翁。”

  亲爱的父亲,你虽死犹生,你对人民、对中华民族无限的炽爱与深情,永远激励着我们,我们永远怀念你,继承你的遗愿,为祖国统一作贡献。

  




  最感人处是精神——忆我党优秀民族工作领导人刘格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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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连芳

  格平同志逝世一年来,我每次思念起他,便心潮涌动,久久难以平静。含泪写下几行短短的文字,寄托我无限的哀思!

  (一)

  格平同志出生于津南闻名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厌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地主少爷生活,在苦闷和求索中接受了马列主义,愤然背叛封建家庭,于1923年,在天津共产党员张隐韬同志介绍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艰难的革命道路。从创立津南地区第一个团支部开始到创立津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直至创立津南特委,他把革命的火种洒遍津南大地,为津南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格平同志很早就领悟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因此,他先与张隐韬同志搞军运工作,想通过策反改造旧军阀的军队,掌握武装力量,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结果,他们失败了。但他没有灰心,继续与张隐韬一道,转而深入津南各县组织津南农民自卫军,自卫军队伍达1000余人,曾一度占领盐山、庆云县城和乐陵县城北部地区。但由于党的力量薄弱,加上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自卫军被反动军阀扼杀在摇篮之中,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张隐韬同志也壮烈牺牲。经过津南农民自卫军武装斗争的再次失败,使格平同志不仅感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建立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的极端必要性,于是他深入群众,扩大党的组织,注意发展工农党员,短短两三年时间,党便在津南建立了特委。接着,他于1934年再度发动庆云县马颊河民工暴动,攻破县城,痛打伪******长,吓得旧县长不得不答应民工们的合理要求。暴动胜利后在组织农民武装过程中,遭反动政府的突然袭击,格平同志和十几位党员同志被捕,革命再次受到严重挫折,但是,从那以后,广大回汉人民开始觉醒,革命斗争的烽火越烧越旺。

  (二)

  格平同志曾两次被凶恶的敌人逮捕。第一次是1928年6月,在组织群众进行反霸斗争时,因叛徒告密被捕;第二次是1934年4月领导马颊河民工暴动时被捕,从此,他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监狱生活。他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北平陆军监狱、北京军人反省院。敌人多次用残酷的刑罚折磨他,逼他放弃共产主义信念,供出“同党”,但他坚贞不屈,发出“宁把牢底坐穿”的誓言,以一个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战斗,多次领导狱中党员开展绝食斗争。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他被捕后押解北京路过盐山时,暂押在县城监狱,党组织考虑到我年纪小,不容易被敌人怀疑,特派我去探监。那是一个清晨,我赶到监狱时,那里已挤满了人,几辆马车停在监狱门口,格平同志和其他几位被捕的同志正被押上车,格平同志因被视为要犯,特别给他带上铁镣,其他几位同志则带着木镣(俗称木钩子)。格平同志一出狱门,便神态自若地向群众微笑致意,他的左手因被敌人打掉了一个指头,用白毛巾裹着。伪****边吆喝开群众,边扶格平上车,格平同志怒吼一声:“不用你们!”不顾伤痛,自己上了车。我因年纪小被人群隔开,无法接近他,只能站在一旁含泪送别。当我将目睹的一切情况向党组织汇报后,同志们无不感动,含泪宣誓,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4年4月,格平同志刑满出狱。在与上级党组织还未接上关系的时候,他利用在天津二哥家休养的时间,开展了学生运动,并积极在学生和工人中发展了五十多名青年团员、党员,为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培养了一批骨干队伍,他们中的一批人还被带到渤海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在那里经过锻炼学习,又被派回天津开展地下工作……

  格平同志就是这样,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战场,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

  (三)

  格平同志早在开展津南革命斗争时,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他却遵守着回族的生活习惯,同时也尊重汉族同志的生活习惯。他经常说,这是联系回族群众,引导回民革命的需要,因而给回汉人民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人们都很信任他,尊敬他,认为他既是革命英雄,又是回民英雄!当然,他不仅仅停留于此,他还时时刻刻利用回族干部这一身份,主动为党开展回民工作。在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监狱生活后,于1945年到了华东局担任民运部副部长,他立即着手组建了山东回民协会,并担任主任,用山东回协的名义即时向全国发出通告,号召回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争取和平,制止内战,同时不断发布山东回汉人民团结生产和支援前线的动人消息,对当时各根据地回民以极大的鼓舞!此外,在他领导下,还把山东各战区的回民抗日武装和回民支队组织在一起,进行整顿和训练。这些部队随着回民地区减租减息和参军运动的开展,不断得以壮大,成为当时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民族武装。

  新中国成立时,格平同志作为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后,立即与李****、乌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民族工作领导人一起,筹建和成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并担任副主任。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各少数民族从此正式结束了长期被奴役、被歧视的历史命运,开始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新时代。1950年五六月,正当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的繁忙时刻,却没有丝毫忽视民族工作,即时委派刘格平和费孝通、夏康农以及冯乐进、王连芳、杨辛等同志组成中央民族访问团,带着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各少数民族的无限关怀和慰问,分成三个分团,爬山涉水、日夜兼程,深入艰苦的云、贵、川等省的广大民族地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访问。其间,访问团向西南各族人民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亲切问候,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解决各族群众的一些生活困难,极大地鼓舞了饱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的西南各族人民,为当时的民族团结、对敌斗争、巩固边防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访问结束后,刘格平同志在担任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和中央民族学院院长期间,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58年,他又与同志们共同筹建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并担任自治区首任政府主席和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格平同志不论在********下,还是在斗争残酷、环境恶劣的战争年代,他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建国后,他努力工作,艰苦奋斗,虽在反地方民族主义中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仍顾全大局,勇于奉献,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力量。

  


  航空博物馆接待观众三百万 北京市已将这里定为青少年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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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白凤昆/谢国明

  本报讯 坐落在北京昌平的航空博物馆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北京市已经正式将这里定为“青少年教育基地”。

  航空博物馆是亚洲最大的航空珍品荟萃地,收藏并展出103种型号的飞机216架。其中有******、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的座机,有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飞机和一大批空战中的“功勋飞机”,还有中国人制造的第二架飞机“冯如二号”和宋庆龄参与试飞表演的“乐士文一号”等珍品。

  自1989年11月正式开放以来,航空博物馆已接待国内外观众300多万人次,北京市有80多所学校的大、中、小学生集体前往参观,并在航博举办团日、队日活动。航空博物馆已决定免费接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并为连续5次参观的中小学生颁发终生免费参观证章一枚。 (白凤昆 谢国明)

  


  新发现的雷锋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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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胜利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这30多年里,我一直珍藏着他给我的亲笔题词。

  那是1962年,我在沈阳军区“八一”中学读书。2月22日那天,军区在八一军人俱乐部开团代会,雷锋等一批模范人物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当时的“八一”中学就在俱乐部前面,老师让我为会议做接待工作,我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特地准备了一本笔记本揣在口袋里。当我提着水瓶走进会议休息室时,一个个子不高、长得挺墩实的解放军同志微笑着从我手中接过一个水瓶,帮助我为休息室的每位同志泡茶。

  “雷锋同志总是闲不住!”

  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话。我顿时惊喜万分:原来身边的战士就是雷锋?于是,等雷锋泡完茶还没坐稳,我就大胆迎上去递过了笔记本。雷锋爽快接过本子,抬起头笑着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一一作了回答,只见他把本子铺在右腿上,从上衣口袋掏出钢笔,写下了这段难忘的赠言:

  “刘胜利同志:请您记住:伟大的理想产生于伟大的毅力。祝您在学习战线上创造奇迹。”

  30多年过去了,记有雷锋亲笔赠言的笔记本已经发黄。在纪念******、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30周年的日子里,我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

  (2月20日《解放军报》刘胜利文)

  


  中国领导人与小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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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天平

  建国前,******同志一直没有专用轿车。延安时期,有位爱国华侨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送给中共中央两部轿车。在商量这两部车的使用权时,有人主张给******一部,他却坚决反对。后来,一部给了指挥作战的朱德,另一部给了年岁较大的谢觉哉、林伯渠等‘五老’。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由西柏坡向北平迁移时,******坐的是美式吉普车。在西苑机场,******要检阅进城部队,朱德想把轿车让给******,******却说‘用我们缴获的战利品检阅部队不是更好吗’此后,******坐美式吉普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了,斯大林便为中国领导人配置了‘吉斯110’、‘吉斯115’等苏制高级轿车。

  一九五八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专为******造了一部‘东风’牌小轿车。******兴奋地宣布‘坐上我们自己造的小汽车喽’

  一九六○年,中苏关系已恶化,周恩来总理要求‘一汽’尽快生产出三排座的‘红旗’牌轿车,以便及早替代苏联车。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坐的是中南海最高级的车子。为了让‘一汽’及早生产出三排座的‘红旗’车,陈老总把自己的车送给‘一汽’作样车。一九六五年九月,第一辆‘红旗’样车被送到北京,彭真同志在东西长安街上试坐了一下,对这部车的后座可移动表示很满意。他说‘总理迎送外宾太累,现在后座能躺倒,总理就可以在车上稍稍休息一下了。’但是,当他看到侧标上有三面红旗时,就提议改成一面。他解释说,这一面红旗就代表******思想。因此,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彭真被扣上‘砍倒三面红旗’的罪状挨了批判。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一年,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乘坐的都是‘红旗’轿车。

  一九八三年以后,为了节约能源,国务院下达节能通知,‘红旗’车被迫停止使用。

  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严格控制进口小轿车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一律使用国产车。’国产车只有“奥迪”牌档次高一些,因此现在奥迪车是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用车。

  (二月六日《周末》张天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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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日期:201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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