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文献集

1959年9月10日


  


  周恩来总理写信答复尼赫鲁总理

  阐明我国对中印边界问题和边境局势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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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 最近中印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 希望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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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9日讯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9月7日向印度议会提出了白皮书,其中公布了尼赫鲁总理在今年3月22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周恩来总理已在9月8日写信答复尼赫鲁总理。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全文如下:新德里印度共和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阁下亲爱的总理先生:

  我已经仔细地阅读了阁下1959年3月22日的来信。从来信中我发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两国政府的立场有着基本的分歧。这使我有点惊异,同时也使我不得不用较长的时间来考虑如何答复你的来信。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首先考虑到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时期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背景。从很早的时候起,英国就抱着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野心。英国曾经不断唆使西藏脱离中国,企图把一个名义上独立的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这个阴谋不能得逞以后,英国又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要求把西藏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让中国保留所谓对西藏的宗主权。与此同时,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的西藏地方甚至新疆地方进行领土扩张。这一切就是中印边界问题长期存在纠纷、悬而不决的基本原因。

  中印两国都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这种共同的遭遇,本来应该很自然地使中印两国对上述的历史背景抱有一致的看法,并且采取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和公平合理的态度,处理两国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原来以为,印度政府是会采取这种态度的。但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外,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更严重的是,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感到深切的遗憾。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这正是我在1959年1月23日给你的信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这是我们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从1959年3月22日阁下来信看来,似乎你并不完全反对这一原则。

  现在,我愿意就阁下来信中所提出的各项问题并且结合最近中印边境的形势,进一步说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一、我在1959年1月23日给阁下的信中曾经指出,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阁下在1959年3月22日的来信中对此表示不能同意,并且力图证明中印边界的绝大部分是由过去的印度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专门的国际协定所确认的。为了证明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我愿意提供以下的事实:

  (1)关于中国的新疆地方和西藏地方同拉达克接壤的一段边界。

  1842年,以中国的西藏地方当局为一方和克什米尔当局为另一方,的确订立过一个和约。但是,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并没有派人参加这个条约的签订,事后也没有批准这个条约。而且这个条约也只是泛泛地提到拉达克和西藏将恪守各自的疆界,没有具体规定和说明这段边界的位置。显然,不能用这个条约来证明双方正式划定了这段边界,更不能据此要求中国政府接受印度政府对这段边界的片面主张。至于1847年中国政府官员向英国代表表示这段边界是明确的,这也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这段边界有它自己的明确的看法,而并不能作为双方边界已经正式划定的证明。事实上,直到1899年英国政府还曾经建议同中国政府正式划定这段边界,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同意。今年8月28日,阁下在印度人民院也说过:“这是旧克什米尔邦同西藏和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疆界。没有谁划定过这条疆界。”由此可见,这段边界是始终没有划定的。但是,中国和拉达克之间,由于历史的传统,确实存在着一条习惯线,中国出版的地图历来都是按照这条线标明中国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的。英国人约翰·瓦克根据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命令所画的“旁遮普、喜马拉雅山西部以及同西藏接壤部分”图(这个地图附在1854年出版的英国人亚历山大·克宁汉少校所著的“拉达克”一书之内),对这段边界的标法,同中国出版的地图相当接近。后来英国和印度的地图把大片中国领土划入拉达克境内,这是既无法律根据、又不符合双方历来行政管辖的实际情况的。

  (2)关于中国西藏的阿里地区同印度接壤的一段边界。

  从你的来信看出,你也同意这段边界是未经两国正式划定的。不仅如此,事实上双方对于这一地区许多地点的归属,历史上就有争执。例如在西藏札布兰宗西南的桑、葱莎地区历来属于中国,三、四十年以前逐渐为英国人所侵占,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几度同英国交涉,均无结果,成为历史悬案。

  (3)关于不丹以东的中印边界。

  印度政府坚持这段边界是早已明确划定了的,所提出的根据是,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中国政府、西藏地方当局和英国政府三方面的代表共同划定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我曾经多次向阁下说明,西姆拉会议是英国阴谋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要步骤。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所谓内藏、外藏的界线和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同你在来信中所说的相反,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未在西姆拉会议上加以讨论,而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3月24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条约签订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这条界线,后来是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一部分,标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之上的。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至于西姆拉条约,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就没有正式签字,这是在条约上清楚地注明了的。在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英国既不敢公布有关的文件,也不敢改变地图上关于这段边界历来的画法。这条非法的界线曾经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就是西藏地方当局,后来也对这条界线表示不满,并且在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致电阁下,要求印度归还这条非法界线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领土。这块领土相当于中国的浙江省,有九万平方公里之大。总理先生,中国怎么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且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线呢?中国历来出版的地图对不丹以东中印边界的画法,真实地反映了所谓麦克马洪线划出以前的传统边界的实际情况。1917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西藏和邻国”图和1929年大英百科全书的附图,对这段边界的画法,都同中国出版的地图一致。印度军队也只是在1951年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后,才大规模地向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推进。因此,所谓这段边界早已明确划定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阁下在来信中还提到中国和锡金的边界。这个问题像中国和不丹的边界一样,并不属于我们目前讨论的范围。但是,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再一次说明,中国愿意同锡金和不丹友好相处、互不侵犯,而且一向尊重它们同印度的正当关系。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出版的地图历来对中印边界的画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地图对于中印边界的画法,最初也同中国出版的地图大体一致。事实上,不是中国出版的地图,而是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地图,后来对于中印边界的画法作了片面的修改。虽然如此,但是,由于中印两国还没有通过友好谈判和共同勘察划定边界,因此,中国并没有要求印度修改地图。1954年,我也曾根据同样的理由,向阁下说明,中国政府在目前修订旧的地图,是不适宜的。但是,印度国内却有一些人对中国出版的地图大肆喧嚷,企图制造舆论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关于中印边界的片面主张。用不着说,这种做法是既不明智、又不足取的。

  二、如上所述,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着十分明确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特别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绝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在中印边界的东段,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鉴于阁下在最近给我的两次来信中,对于我过去曾经向阁下说明的这一点,显然有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清楚地作以上的说明。

  在中印边界的西段,中国严格遵守传统的习惯线,对于印军一再侵入或者侵占中国领土的事件,中国政府始终以友好的态度,采取不同的方式,分别地加以处理。例如对于印度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侵入乌热的问题,中国政府力求同印度政府谈判解决,避免冲突。对于侵入中国新疆西南部地区和侵入中国西藏地方的班公湖地区的印军,中国边防部队在依照国际惯例解除他们的武装以后,采取了说理的态度,要求他们离境,并且发还他们的武器。对于印军先后侵占什普奇山口、巴里加斯、桑、葱莎、波林三多、巨哇、曲惹、香扎、拉不底等地区,中国政府在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总是进行彻底的详细的调查,而不是立即激动地向印度政府提出指责。这些措施证明,中国政府是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中印友谊的。

  尽管发生了上述的全部由于印军越境而引起的边界事件,但是,直到今年年初为止,中印边界的气氛总的说来还是良好的。在大约两千公里全部未定的中印边界上,始终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事件,这个事实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两国边界尚未划定以前,只要双方采取友好和合理的态度,在边境地区是可以保持和睦而不出现紧张局势的。

  三、但是,自从西藏叛乱发生以来,由于不能由中国方面负责的原因,边境局势日益紧张。大批西藏叛乱分子逃入印度以后,印度军队立即在中印边界的东段节节进逼,不仅片面地改变了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越过了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的附图上标明的所谓麦克马洪线,而且还越过了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这条线据说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实际上在许多地方比所谓麦克马洪线更加深入中国境内。印军侵占了朗久,侵入了雅斜儿,并且仍然侵占着沙则、兼则马尼、塔马顿等中国领土,包庇在这个地区的西藏武装叛匪。印度的飞机也一再在中印边境侵犯中国的领空。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以前,非法侵占朗久的印军,意对驻扎在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袭击,使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为了自卫而予以还击。这是在中印边境上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最近在中印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的责任。但是,印度政府却反而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叫嚷中国侵略了印度,把中国边防部队在马及墩地区的自卫行动说成是武装挑衅。印度的许多政界人士和宣传机关更乘机散布大量反华言论,甚至公开主张采取轰炸中国领土等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这样就掀起了半年来在印度的第二次反华运动。印度不承认中印边界未经划定的事实,变本加厉地从军事、外交和舆论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印度的企图是要把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方面。必须指出,这种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而且这样做,除了损伤两国的友谊,使边界问题更加复杂化、更加难于解决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

  四、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建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政府一贯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必须、也一定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应该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受到影响。中国把西南边界看作是和平友好的边界。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派出警戒部队驻扎在中国西藏地方的东南部,只是为了防止残余的西藏武装叛匪出入边境,进行骚扰。这样做,显然有利于保证边境的安宁,而不会在任何方面形成对印度的威胁。阁下是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之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印友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且经常强调中印友谊的重要性。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有深刻印象的。因此,我把中印边界的全部情况,系统地向阁下说明。我希望,阁下和印度政府将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这样,中印边境一时的紧张局势就会立刻和缓下来,笼罩着两国关系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使关心中印友好关系的朋友们感到宽怀,使挑拨中印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人受到打击。

  致亲切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59年9月8日于北京

  附:尼赫鲁总理1959年3月22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见第二版)

  


  陈毅副总理在保大使招待会上表示支持越南政府的声明

  联合国根本无权过问老挝问题

  周恩来总理到会祝贺中保两国的友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

  潘切夫斯基大使热烈祝贺中国人民在大跃进中获得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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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9日讯陈毅副总理今天说:“我们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9月9日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定成立所谓老挝局势调查委员会问题发表的声明。老挝问题是老挝当局应该正确履行日内瓦协议和万象协议的问题,联合国根本无权过问。”

  陈毅副总理今晚在保加利亚驻华大使庆祝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谈到了目前的老挝局势。他在讲话中还说:“任何以联合国来干涉老挝问题的企图,只会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不利于老挝问题的解决。我们认为,美国必须撤走它在老挝的军事人员,撤销它在老挝的军事基地。以印度为主席的老挝国际委员会也应该立即恢复活动,以维护老挝的和平。”

  陈毅副总理又说:“美国统治集团一小撮反对国际局势和缓的人们,正唆使老挝的反动派向联合国提出所谓越南民主共和国‘侵略’老挝和要求联合国派‘紧急部队’到老挝去的问题,以便扩大他们一手造成的老挝战争,毒化国际气氛。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为维护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任何诬蔑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一铁的事实。”

  陈毅副总理的讲话受到了出席招待会的中外人士的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9日讯 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潘切夫斯基今晚在北京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的伟大节日。

  周恩来总理出席了招待会,他在招待会上致词,祝贺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

  出席今晚招待会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彭真、程潜、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中保友好协会会长刘瑞龙,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以及各方面的人士和各国驻中国的使节。

  潘切夫斯基大使在招待会开始时首先讲话(全文见第三版)。大使在讲话中向他的中外客人介绍了保加利亚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并且热烈地祝贺中国人民在大跃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陈毅副总理接着讲话(全文见第三版)。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他们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潘切夫斯基大使和陈毅副总理讲话以后,会场上分别奏起了中国和保加利亚两国的国歌。他们的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

  盛大的招待会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半小时。

  


  附图

  周恩来总理和潘切夫斯基大使握手 刘庆瑞摄)

  印度掀起新的反华浪潮

  官方人士、议员、报刊和右翼政党对我进行无理攻击和诬蔑

  硬把印军侵占我领土攻击我边防军说成是中国的“侵略”,

  亲美的右翼政党竟聚众向我大使馆寻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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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9日讯新德里消息:最近印度的一些人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华浪潮。从印度总理尼赫鲁自8月上旬在议会中提出所谓中国“侵占”印度领土的指责的时候起,印度官方人士、议员、报刊和右翼政党就大肆叫嚣,对中国进行毫无道理的攻击和诬蔑。德里报纸仅在8月29日到31日的三天内就发表了约三十篇恶毒攻击中国的评论,各种各样捏造的关于所谓中国侵犯印度的消息充斥报纸版面。而亲美的右翼政党更加嚣张,它们聚众游行,向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寻衅,叫喊“打倒中国帝国主义者”、“打倒周恩来”等挑衅口号。

  自8月6日起,印度总理尼赫鲁曾接连在印度人民院和联邦院以及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关于中印关系的讲话。他在8月7日、13日、25日、28日、31日和9月4日的讲话中专门就中印边界问题指责中国。他指责“中国把别人的一大块领土划作自己的领土”。他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印度的完整”,并说印度“有责任在不丹和锡金受到任何攻击时保卫他们”。尼赫鲁在8月28日和31日猛烈地指责中国。他把印度侵占中印边界东段中国领土并攻击驻扎在马及墩的中国边防军队的事实,说成是中国侵入印度边境地区并向印度军队开火。他并硬说“这是一个‘明白的侵略’事件”。

  尼赫鲁在8月28日还在人民院发表声明,宣布印度政府把“东北边境特区”置于军事当局管辖之下,并且派军队到那里去。第二天(8月29日),从新德里发出的消息又说,印度陆军当局已经在阿萨姆邦乔哈特附近建立了一个“作战总部”,印度政府还下令派到那里的陆军部队在必要时向中国军队开枪。

  在尼赫鲁发表这一连串的讲话后,一些议员立即在议会上纷纷攻击和诬蔑中国,并提出什么“保卫边境”、“实行安全措施”之类的意见。有的议员还当场要政府轰炸“东北边境特区”所谓被中国人占领的地方,“以便把它从中国人手中解救出来”。还有的议员根据尼赫鲁提出的所谓中国的新藏公路穿过了印度领土的说法,要印度政府“用武力把中国人赶出去”,或者把公路炸毁。

  在那几天,德里报纸的第一版几乎都是用“中国侵犯印度领土”之类通栏标题。“中国军队在印度领土上升起中国国旗”,“中国军队侵入不丹、锡金,威胁尼泊尔”等彻头彻尾的谣言,连篇累牍地在印度报纸上出现。许多报刊对中国使用了最恶毒的词句:“中国侵略成性”,中国是“汉帝国主义”,“比西方帝国主义更糟”,“北京跃进到印度领土是有更深的野心的”。亲美的反动报纸乘机叫嚷“把中国当作朋友是错误的”,要求“结束同中国的友谊,改变印度的外交政策”。

  一些右翼政党和反动政客在这个破坏中印友好关系的运动中,更是推波助澜,大肆活动。这些仇视中国的人嚣张到了极点。从8月30日到9月6日,他们在加尔各答、德里和孟买,先后五次纠集追随他们的一些喽罗,在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门前示威。据报纸报道,右翼政党和执政党国大党的地方组织是这些反对中国的活动的组织者。示威者挑衅地叫嚷着所谓“打倒中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强盗们滚出印度”,“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在他们拿的旗帜上还写着“西藏的独立对印度的安全必不可缺”,“中国侵略者滚出西藏”,“中国帝国主义者滚出印度”等等。人民社会党的一些地方组织,还筹备举行所谓“抗议中国侵犯印度日”和“不许干涉印度周”等阴谋活动。

  


  尼赫鲁在议会一月十谈中印关系

  硬说麦克马洪线是印中国界诬我把印度领土划入自己版图

  把印度军队越境挑衅反说成是“不断发生中国侵略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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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9日讯新德里消息: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从8月6日到9月4日不到一个月的期间内,曾经先后十次在印度议会上发表有关中印两国关系问题的谈话。

  尼赫鲁在最近几次谈话中,着重谈到中印边界问题。8月28日在人民院,尼赫鲁在提到一些在中印边境上发生的事件时说,“在一两处地方,曾经发生过而且现在还不断发生中国侵略的事件。”8月31日在联邦院,他又提出了类似的说法,竟然指责中国进行“明白的侵略”。

  早在8月7日,尼赫鲁已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中印边界问题,他说,假定发生了关于边界的争端,这可能是小争端,但是,他认为中国的地图“根本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边界争端,中国地图的问题是,中国把别人一大块领土划作自己的领土。在那里,在共产党执政以前就一直有这种情况,这是他们的习惯。”

  尼赫鲁在谈话中分别谈到了关于中印东段边界和拉达克地区边界问题。关于中印东段边界——中国的西藏地方同印度东北部接界地区(印度称为“东北边境特区”),尼赫鲁一再强调“我们坚持麦克马洪线”。他8月13日在人民院说,就印度而言,麦克马洪线是国界线,“这根据条约规定是确定不移的,根据惯例和权利也是确定不移的,而从地理上来说,也是确定不移的”。他说:周恩来在几年以前给我们的印象是:考虑到一切的情况,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是两国之间的国际疆界。9月4日,他又在人民院说:“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继续出版一种地图,把东北边境特区的一半、阿萨姆的三分之一和不丹的三分之一画得好像是属于中国的地方,这是非常应当反对和非常不适当的。这的确是一种冒犯。”

  尼赫鲁接着说:“在大体上接受麦克马洪线之后,我准备讨论对麦克马洪线的任何修正;在这里或那里的次要修正——这是不同的问题——,不是这些大块领土,而是次要的修正,究竟这个小山是在这里,这块小地方是在那边或这边,都根据事实,根据地图和现有的证据来确定。这是我准备同中国政府讨论的。”

  尼赫鲁曾经在8月28日和31日向议会两院报告了最近在中印东段边界发生的一些事件。据他说,今年8月7日,有一支中国军队“侵犯”了东北边境特区坚则马尼的边界。8月25日,又有中国军队在马及墩以南的地方进入印度地区并且开了火,俘虏了印度的一支前哨队,还包围了一个叫作朗久的印度前哨站。他认为,“这个问题比起某种偶然或意外的边境纠纷来要严重得多。”他说,“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明白的侵略事件。”

  尼赫鲁在8月28日说:“虽然我不愿意对这种局势大惊小怪,而这些事件本身也都是小事件,但是促使这些小事件发生的因素是有点难于了解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警惕,必须尽力保护我们的边境。”他说,在分界线上这一英里那一英里的小争论可以在会议桌上讨论,但是问题涉及大片领土时就不是讨论的问题了。

  他在8月31日又说,“我几乎不可能告诉联邦院,我们在这种问题上已经采取了什么军事的或者这一类的步骤。要防止两千英里长的边界上的入侵活动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是采取某些步骤来击退这种入侵活动或者加强我们的防务是可能的。但是联邦院应该记住,虽然我们当然有责任保卫我们的边境并且加强它们,从而保护印度的完整,但是通常就大国来说,人们不会好像它们之间发生了战争一样,突然动手,全面地打起来。人们会考虑这些事情,人们会设法通过讨论等办法来解决问题。同时,人们在受到进攻的时候会进行自卫。对于中国或者印度说来,高山中的一两英里的地方究竟属于他们还是属于我们,实际上显然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如果条约遭到破坏,或者采取了侵略性的态度,那的确是有重大关系的。在发生这些问题的地方,我们必须采取双重的政策,一方面当然是要进行防御,另一方面始终要通过举行会议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有议员问他,这个地区的所有权是不是有疑问,或者说,印度是不是肯定它是属于印度的?尼赫鲁答复说,“有的,中国人不仅怀疑,而且还声称这一地带归他们所有。我不知道这话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至于拉达克地区,尼赫鲁8月31日在联邦院说,“由于在1842年代表古拉布辛大君一方和拉萨的古鲁萨希布喇嘛和中国皇帝的代表另一方签订的条约的结果,整个拉达克地区,包括阿克赛钦,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一部分。自从那时以来,这个地区就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一部分。后来,英国军官曾屡次企图划定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同西藏之间的边界。曾经要求中国政府派代表合作来做这个工作。他们没有参加。但是,中国专员在1847年1月13日曾发表声明如下:‘请容许我指出,这些地区的边界已经充分地、明确地划定了,因此最好是遵守这项古老的安排,事实将会证明不再另外采取任何划定边界的措施要方便得多。’”他在8月31日还说:“中国人没有接受那条线。”他说:“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需要考虑和讨论的问题。”他在9月4日又说,“拉达克同西藏的边界不是明确划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为前往那里的英国军官所划定,但是我怀疑他们是否仔细进行过勘察,他们把线划出来了,这条线一直标在我们的地图上。”在这以前,尼赫鲁8月28日在人民院说,“在整个这一地区,并没有实际的分界线。”“这是老的克什米尔邦同西藏和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疆界。没有谁划定过这条疆界。但是,经过某种概略的勘察以后,当时的政府规定了那条边界,我们一直接受并承认这条边界。”他又说,有消息说,中国的新藏公路“穿过了我们(印度)拉达克东北部的一角”。他认为,中国的地图“大笔一挥就很粗略地把拉达克的一部分地区包括进去了”。尼赫鲁也向议会谈到了在中印边界西段发生的一些事件。他说,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2月,中国军队“越过国际边界”,今年7月,印度派去的一支侦察队被中国军队俘虏,后来又放回。

  关于今后中印关系,尼赫鲁9月4日在人民院说,“现在,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同中国发展了某种长期的敌对状态,在将来,这不仅对印度和可能对中国来说会是一个悲剧,而且对亚洲和全世界来说也会是一个悲剧。如果你是软弱的,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就不会有自然的友谊。在弱者和强者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在企图欺负别人的国家和被欺负的国家之间也不可能存在友谊。不论个人或集体或国家,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在人们多少是平等的,人们互相尊敬的时候,他们才是朋友。国家也是一样。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确为印中友谊而努力。我是不是可以说,尽管有着已经发生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仍旧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将继续为此努力。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或者我们应该让出一部分印度领土给中国,来讨好它。这并不是同任何人交朋友或者保持我们的尊严和自尊的方法。可是从长远看来,重要的是,这两个大国应该成为朋友,不论它们内部的结构和政策如何。”

  尼赫鲁还多次谈到了报纸上的这类消息:所谓“共产党代理人在拉萨的群众大会上谈到中国要解放不丹和锡金”;中国要建立包括锡金、不丹和阿萨姆邦的“联邦”;“中国在锡金进行宣传说,不丹和锡金今后几年内会回到中国的怀抱。”他8月28日在人民院说,“我们无法查核这些消息是否真实。这种消息当然引起了锡金、不丹和印度边境地区的其它地方的人民的忧虑。我们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印度政府有责任保护锡金和不丹的边境以及这两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对不丹和锡金的任何侵略将被看作是对印度的侵略。”他在谈话中还提到中国军队对不丹人民“可能偶尔进行过一些威胁”。

  尼赫鲁在议会上还谈到关于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的贸易问题、在西藏的“印度血统的人”问题、印度香客前往西藏的问题等。尼赫鲁9月4日在人民院又谈到他对西藏叛乱事件的看法。他重复了过去多次说过的,“对西藏人民的苦难怀有深切的同情”、“中国对西藏的统治地位”、“西藏自治垮台了”、西藏叛乱的原因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等说法。尼赫鲁还表示不赞成把西藏事件提交联合国。

  


  印度反动分子在我使馆前示威 叫喊反华口号 辱骂我国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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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9日讯新德里消息:印度右翼政党以至执政的国大党的地方组织,最近公然接连纠集它们的暴徒到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门前举行反华示威。

  9月6日晚间,印度人民同盟纠集了一批暴徒在新德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他们姿意叫骂:“中国强盗们滚出印度”、“中国帝国主义者滚出印度”、“中国侵略者滚出西藏”、“侵犯边境事件是不可容忍的”、“中国帝国主义者不许干涉印度”、“重新假造的印中边境地图”、“撤出占领地区”、“对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的侵略就是对印度的侵略”。他们还辱骂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该死”、“周恩来可耻”、“打倒周恩来”。他们打的旗帜上还写着:“中国的潘查希拉是谎话”、“西藏的独立就是印度的安全”。

  人民同盟的首领巴志帕伊还煽动说,“印度必须像一个人一样觉醒起来。(中国)紧跟在地图上的侵略以后又来了实际的侵略。”

  在这以前,8月31日晚上,曾经有一批暴徒聚集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门前举行反华示威。他们叫喊:“打倒中国帝国主义者”。暴徒首领发表了演说,诬蔑中国是“侵略者”,说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吹牛。这批暴徒在大使馆门前叫嚷了半个小时。据“印度快报”报道,这批暴徒是所谓印度“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徒。这个党的主席杜贝公然说,中国应当按照麦克马洪线修正它的地图。同一天,一批人民社会党分子曾经在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前寻衅。他们高呼“打倒周恩来!”“打倒共产党中国!”等反动口号约达半小时之久。他们还举着写着要求中国撤出“印度领土”和边界国家的标语。他们的首领、人民社会党孟买党委书记丹德瓦塔还向集会的人宣读了一项“备忘录”,诬蔑中国政府“冷酷地扼杀了潘查希拉”。备忘录还说,“中国对印度的侵略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是对西藏起义的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9月3日,印度人民同盟一批党徒在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外面举行示威。他们拿着黑旗,高呼反对中国的口号,说什么中国“侵入”印度的领土。示威者竟然要中国政府“无条件道歉”,赔偿“侵犯边界”所造成的损失。

  甚至作为执政党的国大党的地方组织也参加了这种对中国极其不友好的活动。据“甘露市场报”消息,国大党加尔各答中区委员会8月30日纠集了一批人到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前面举行了反华示威。示威前,他们集会抗议所谓“中国的侵略”。国大党西孟加拉邦委员会副主席高希在会上煽动说,对于中国不断“侵入”印度北部边境的事件,任何一个爱国的印度人都不会是消极的旁观者。必须坚决要求“侵略者”离开印度领土。

  


  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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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亲爱的总理先生:

  一、谢谢你1月23日的来信,这封信我已经用它所应得的细心和注意读过了。

  二、贵国政府对我们访问中国去考察你们的水利方法和计划的小代表团给予了便利,为此我对你很感激。还有两个代表团——一个去考察农业增产的方法,另一个去考察你们的钢铁计划——不久也将抵达中国。我毫不怀疑,这次考察贵国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展的机会,将会给他们教益。

  三、我们很高兴地在印度接待了章汉夫先生,我希望他的短暂的访问很愉快,并且使他能够看到一些我们自己在开发我国资源方面的努力。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双方的这种相互访问能够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两国在努力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各自所面临的有些类似的问题。

  四、接到你的来信,我又查考了确定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疆界的基础。诚然这条疆界的所有各段并没有都在地面上加以标定,但是听到说这条疆界在任何时候都未曾为中国政府所接受,却使我有点惊异。你也许知道,传统的疆界是遵循以喜马拉雅山脉峰顶的分水岭为界的地理原则的,但是除此以外,它的大多数部分是由当时的印度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专门的国际协定确认的。如果我提请你注意这些协定中的几项,也许是有利的:

  (1)锡金——印度的保护国锡金同中国西藏地方的边界,是由1890年的英中专约所确定,1895年共同在地面上标定。

  (2)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区——1842年克什米尔为一方与中国皇帝和拉萨古鲁喇嘛为另一方之间的一项条约提到印中在拉达克区的边界。1847年中国政府承认这段边界是充分而明确地确定了的。现在中国主张属它的地区,在官方地图上一向被描述为印度的一部分,曾由印度官员测量过,而且连1893年的一种中国地图也标明它是印度的领土。

  (3)麦克马洪线——如你所知,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从不丹的东部边界东迤,划定了中国同印缅的边界。和你所听到报告的情况相反,事实上这条线是在1913—1914年中国政府、西藏和印度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举行的三边会议上划出的。在接受这段疆界的画法的时候,西藏全权代表伦兴夏托拉在换文中曾明白地说,他已经从拉萨奉到训令,同意专约附图上所标明的疆界。这条线是在充分讨论之后划出,其后为正式换文所肯定;并且没有任何东西说明西藏当局在任何方面不满于协议的边界。再者,虽然出席会议的中国全权代表对内、外藏之间和西藏、中国之间的界线表示反对,无论在讨论期间或者在他们在专约上画押时,都没有提到中国方面对印藏疆界有任何保留。这条线适巧有一个优点,它是沿着形成北边的西藏高原与南边的山麓地区之间的天然分界线喜马拉雅山脉的峰顶走的。以前我们讨论时,特别是1957年1月你访问印度时,我们很满意地注意到你准备接受这条线作为这个地区的中印疆界,而且我希望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达成谅解。

  五、这样,就占我国同中国的边界的大部分的这三段来说,我们出版的地图上所画的边界是具有基于地理、传统和条约的充分权威性的。剩下的从尼泊尔、印度、西藏三方交界处到拉达克的一段也是传统的,并且是沿着明显的地理特点的。在这里,边界也是沿着处于南面和西面的水系与北面和东面的水系之间的明显的分水岭走的。老的税收记录和地图,以及几十年来印度行使行政权力及到边界一事,肯定了这种画法。

  六、至于巴拉霍蒂(你们称乌热),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通过协商来解决它的合法归属问题。在去年进行的谈判中,我们提供了广泛的文件证据,说明这个地区一直在印度管辖之下,并且深处在我们的边疆之内。在能够提出相反的证据以前,实地调查很难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虽然如此,我们同意双方协议不派民政或军事官员到该区去。不幸,你们的代表团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我得悉,由于在我们的民政人员在去冬之初撤走之后,带有武器的中国民政和军事人员成批地派入该区扎营,从那时以来情况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所接到的关于冬天有一批武装的中国人员在霍蒂扎营和建立永久性建筑物的报告是正确的话,看来正在采取不合习惯的片面行动,来支持你们对争执中的地区所提出的要求。

  七、我很希望,研究了上面各段以后,你会信服,我们的地图所发表的我们疆界的画法不仅是根据天然的和地理的特点,而且也符合传统,并且一大部分是为国际协定所肯定的。我不需要赘言,独立的印度将是最后一个国家在它的确定的疆界以外进行任何侵占。正是基于相信我们两国共同疆界的总的问题业已得到令双方满意的解决,我才几次公开地和在议会里宣布,对于出版了的地图上所标明的我国疆界,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我们原以为我们的立场已经为贵国政府所明白了解和接受。然而,由于我们两国政府之间不幸对疆界的画法在几处地方存在一些看法的分歧,我同意双方应该尊重在最近的那些争执发生之前所存在的情况,双方都不应该试图采取片面行动去行使自认为属于它的权利。再则,如果有任何土地为最近所取得的话,这种情况应予纠正。

  八、你会理解,继续出版把大块印度和不丹的领土划入中国的中国地图,是不符合长期确立的习惯和条约的,这并且是引起我们极大关切的事。正如我在前次信中说过的,我们很珍视我们同中国的友谊。我们两国制定了潘查希拉原则,这些原则现在已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得到广泛的接受。要是这些边疆问题现在影响到我们两国间存在的友好关系的话,那会是极其不幸的。因此我希望在这件事上能早日达成谅解。

  致亲切的敬意。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签字)

  1959年3月22日于新德里

  


  纳伊姆副首相离开北京周总理和贺龙、陈毅副总理等到机场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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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9日讯阿富汗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亲王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和我国驻阿富汗大使郝汀陪同下,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贵宾们将在郑州等城市参观访问后离开中国。

  周恩来总理致词欢送贵宾。他说:“阿富汗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殿下和随行的阿富汗贵宾们,在我国首都访问以后,现在就要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各地参观访问了。副首相殿下在北京逗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通过这几天来的亲切友好的会谈,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这对于增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无疑地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深信,由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所培植的友谊花朵,将会开得更加鲜艳、更加茂盛。”

  周恩来总理说:“副首相殿下,现在当我们同你和其他阿富汗贵宾们握别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充满着惜别之情。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请你把我国人民对阿富汗人民的真挚情谊带给贵国人民,并且向尊敬的达乌德首相殿下和尊敬的穆罕默德·查希尔国王陛下转致我们的敬意。”

  纳伊姆副首相在告别讲话中说:“当我和我的同伴们就要向阁下和我们将永远怀念的其他尊贵的朋友们告别的时刻,我愿以我自己和我的同伴们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感激。因为,我们在你们伟大的国家的美丽的首都逗留期间,受到了盛情款待。”

  副首相说:“由于我们对这个邻邦的丰硕的文化、对它的悠久的历史以及对它最近几年取得的进展很感兴趣,我们一直以钦佩的心情注视着这个邻邦,注视着你们在建设自己的国家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亲自看到了我预料中的情景,看到了你们赖以取得成就的干劲,这使我感到很愉快。我知道,当我们阿富汗的同胞们听到你们为了给这片美好的国土带来更大的繁荣而取得的进展时,他们将会感到很高兴。”

  副首相说:“在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们内心中感到满意。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友好的首都的短期逗留将会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们悠久的友谊。”

  副首相最后说:“总理先生,在向您告别的时候,我们要向您说:别了,我们会再见的!我们祝您健康、快乐,我们祝中国人民幸福、繁荣!”

  周恩来总理和纳伊姆副首相讲话后,机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今天首都机场上飘扬着阿富汗和中国国旗。上午十时许,军乐队高奏阿富汗和中国国歌以后,纳伊姆副首相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了仪仗队。

  前往机场欢送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我国政府各部门、人民团体、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等。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各国驻华使节。

  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也陪同纳伊姆副首相到我国各地参观访问。

  纳伊姆副首相和其他阿富汗贵宾在上飞机以前,接受了首都少年先锋队员的献花。在飞机旁,周恩来总理等同贵宾们亲切握手告别,再一次请贵宾们把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带给阿富汗人民。

  新华社郑州9日电 阿富汗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亲王和他的随行人员,今天中午十二时乘专机由北京到达郑州。陪同贵宾们来郑州的有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我国驻阿富汗大使郝汀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马振武。阿富汗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萨马德也同机前来郑州。

  到机场欢迎的有河南省省长吴芝圃,副省长赵文甫,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杜孟模,郑州市市长王均智,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虎轩昌等。

  当天下午,贵宾们在河南省副省长赵文甫、郑州市市长王均智等陪同下,参观了郑州市容和现代化国营郑州第三棉纺织厂以及郑州重型机器厂,受到了职工们的热烈欢迎。贵宾们在国棉三厂还参观了职工们的公共食堂、家属宿舍。

  晚间,河南省省长吴芝圃设宴招待贵宾。

  


  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 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到北京

  廖承志、李德全等各方面人士到机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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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9日讯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和他的夫人与随行人员一行十二人,今天下午乘飞机由广州到达北京。

  石桥湛山在北京机场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这次我们根据周总理的邀请,来贵国访问。在三年前我组织内阁的时候,曾决定了将日中关系正常化作为外交方针之一。过一时期我病倒了,退辞了总理地位,结果未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就到今天的日子了。幸而病得到了小康,于是我很想贯彻素愿,下决心来贵国进行访问。

  “贵国的发展就是亚洲的发展。我现在能够亲眼看到贵国发展情况,不胜喜庆。我深切感觉:自古以来筑成了伟大文化的六亿中国人民和明治维新以来在亚洲首先建立了工业国家的一亿日本国民,密切合作来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为增进东方人民的幸福进行努力,这就是日中两国的责任,而且是对人类的义务。

  “日本过去两千年间,一向受过中国文化的帮助,对中国人民抱着感激和尊敬之意。到了最近发生了不幸的情形,对中国人民给了严重的损害,我感觉遗憾之至。日本国民也就此进行了深刻反省,我恳求不要责难得太苛刻。

  “我本人愿望两国人民今后真正以和兄弟姊妹一般的感情,继续温暖的交游关系。我这次访问贵国就是为了实现如上心愿。

  “我答应周总理的邀请来贵国访问,但很遗憾的是,能够逗留的时间很短。如果为了日中两国的幸福能够开辟一个端绪的话,我将感到十分幸福。”

  今天到机场欢迎的,有廖承志、李德全、蔡廷锴、许广平、王昆仑、阳翰笙、刘西元、赵朴初、吴茂荪、谢南光等各方面的代表人士。

  日本在北京的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夫妇也到机场欢迎。

  石桥湛山的主要随行人员有:宇都宫德马、加藤常太郎、高桥龟吉、钤木一雄。

  石桥湛山等在路过武汉时,曾作短时间的休息,受到武汉市副市长谢滋群等欢迎和欢送。

  新华社广州9日电 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和他的夫人以及随行人员一行十二人,今天上午八时乘飞机离开广州前往北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孙平化陪同前往。

  到机场送行的,有广东省副省长林锵云,广州市副市长焦林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杜国庠,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罗培元,以及广东省、广州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广州理事等多人。

  


  欢迎石桥湛山先生访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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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本报评论

  【作者】本报评论员

  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应我国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已于昨日到达北京。中国人民对于石桥先生及其随员的来华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石桥先生是对中国抱着友好的态度的。他担任日本首相的时期,从1956年末至1957年初,中日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交流,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由于岸信介追随美国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才使逐步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中日两国是近邻,两千年来,中日人民在文化上、经济上都有着深厚的联系。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是和日本人民的利益不相容的。它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严厉斥责,同时也受到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石桥先生这次访问中国,再一次表明日本人民要求中日友好的愿望。

  石桥先生今年8月27日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我访华的目的,一句话,就是要通过日中两国的合作,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的工作。”我们衷心欢迎这一句话。中国人民一向主张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早在1954年6月,中国人民就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各国之间关系和一般国际关系的准绳,以保卫和巩固世界和平。通过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上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发展成为和平共处十项原则,使和平共处的原则得到更广泛的国际承认。建国十年来,中国人民一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中国人民热诚地期望同日本建立和平共处的友好关系,以保障远东和世界和平。可是今天谁在阻碍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的实现呢?那就是美帝国主义以及它的追随者岸信介政府。

  美帝国主义是威胁世界和平的祸首,也是威胁远东和平的祸首。美帝国主义为了使日本成为它夺取亚洲霸权的帮凶,正迫不及待地阴谋借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之名,行缔结日美军事同盟之实,企图借此把日本拖进一场核武器战争中去,为美国火中取栗。美帝国主义企图缔结的日美军事同盟,显然是以反对中国和苏联为它的对象的。日本岸信介集团为了依靠美国实现其向外扩张的潜在的帝国主义的野心,就不惜加紧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这对日本来说是一条极为危险的道路,对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来说也是一条极为危险的道路。我们高兴地看到,石桥先生和自由民主党内的其他有识之士,是和岸信介集团有区别的,他们曾经多次表示不愿意日本再蒙受一次深重的灾难。

  中国人民欢迎石桥先生这次访问中国能对恢复中日友好和维护远东和平作出贡献,并且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中日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在保加利亚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 潘切夫斯基大使讲话

  ※

  新华社9日讯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潘切夫斯基在庆祝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最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同志:尊敬的同志们,朋友们,女士们和先生们:

  今天保加利亚人民在巨大的政治和劳动热潮中迎接自己的国庆节日——自由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

  1944年9月9日,我国人民在久经斗争考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在祖国阵线中,举行了武装起义,并在苏联军队决定性的帮助下推翻了保皇法西斯专政,在自己悠久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

  由于工人阶级、合作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进行的英勇忘我的劳动,我国在短短的时期内就克服了过去遗留下来的经济落后状态,并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已经变成了具有大型合作化和机械化农业的先进社会主义工业国了。

  我国人民进行了对我国说来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了本国的重工业、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动力工业,并以飞快的速度发展了轻工业。1958年年底,我国工业总产值就已经比战前的1939年增加了八倍。

  保加利亚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保加利亚共产党遵循着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注意到我国进步合作社事业的悠久传统,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保加利亚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合适的形式。现在我国共有九百七十五个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村居民都入了社。这样,社会主义便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取得了胜利。

  保加利亚也大规模进行了文化革命,使教育、文化、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有了宽广的天地,这些部门已经是最广泛的人民阶层的财富了。我国在短短的时期里,就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大军,他们现在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改善。我国从来没有进行过像现在这样大规模的住宅建设和公共生活福利建设。我国医院、门诊部、学校、幼儿园、电影院、公园等公共建筑物的分布网正在不断扩大。我国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我国以养老金保证所有职工和合作农民的晚年生活。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保加利亚劳动人民在物质和社会方面的重大成就,它足以引起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羡妒。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分不开的。党遵循着无往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我国发展的每个阶段里正确引导了我国人民的创造性力量。去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拟定了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大厦和学习着苏联的榜样,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开始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宏伟的新纲领。

  为了实现这些宏伟的任务,我国人民需要巴尔干和世界的和平。为此,我们的党和政府从人民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始终不渝地奉行着爱好和平的政策。

  保加利亚是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平等成员,它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和一致而奋斗。

  保加利亚人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他们能同伟大的中国人民一起,在兄弟的友谊和合作中并肩前进。十年来,中国人民在把自己的祖国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中,实现了发展中的巨大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忠实捍卫者,它勇敢地反击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企图破坏中国人民安全和团结的一切挑衅。

  在欢庆自己隆重的国庆节日的这一天,保加利亚人民谨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真诚的兄弟敬意并祝他们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大跃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请允许我举杯,

  为保加利亚和中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为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健康,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的健康,

  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友谊干杯!

  


  蒙古政府代表团离昆明赴印 泽登巴尔行前致电周总理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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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昆明9日电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和他率领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今天上午九时乘专机离开昆明前往印度访问。

  泽登巴尔主席临行前,由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和云南省省长于一川陪同检阅了仪仗队,并接受了昆明市各族女青年的献花。

  今天到机场欢送贵宾的,还有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周赤萍、副省长刘披云、中共昆明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副市长于馥庭、昆明驻军首长胡荣贵少将等多人。

  到机场上欢送的还有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陈叔亮。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昆明领事馆人员今天也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昆明9日电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今天上午离开昆明前致电周恩来总理,电文如下:亲爱的周恩来同志:

  当我们今天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我以个人的名义并代表我同行的同志们,向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感谢您在我们从中国过境期间所给予的巨大关怀和兄弟般的帮助。

  亲爱的总理同志,请接受我们最良好的祝愿,祝您身体健康,并祝您在为进一步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蒙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古常青。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

  1959年9月9日于昆明

  新华社昆明8日电 由泽登巴尔主席率领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今天游览了昆明的风景区,参观访问了云南印染厂和云南民族学院。

  今天上午,泽登巴尔主席和全体团员由云南省副省长刘披云、昆明市副市长于馥庭和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陈叔亮等陪同,游览了昆明的风景区西山。接着,贵宾们驱车前往云南印染厂进行参观访问,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泽登巴尔主席参观印花车间后,赞扬了这个厂专为各兄弟民族印染的花布。他还详细询问了工厂的生产管理情况。

  下午,部长会议副主席鲁布桑和其他贵宾们参观了有二十多种民族学生的云南民族学院,受到了各民族师生的夹道欢迎。

  昨天晚间,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曾设宴招待泽登巴尔主席和代表团全体团员。

  


  革命不是绣花

  ※

  【作者】杨焕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诬蔑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搞糟了”,“论据”之一,就是:“现在不是采用‘小洋群’来炼钢铁了吗?现在不是不把土钢的生产列入国家的计划之内了吗?既然如此,去年何必大搞‘小土群’?岂不是浪费?岂不是走弯路?”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还有点反浪费的味道哩!

  我不禁想起百喻经里有一段“三重楼喻”,同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味道倒有点相近。那故事说一个富翁大兴土木,要盖一幢三层楼的新房。当他看见工匠在地面上立柱砌砖的时候,就焦躁起来,连忙上前阻拦:“我只要造那最上一层,不要下面两层,你就给我盖那最上一层就行了,从平地造起,不是浪费吗?”

  这样的人,常常自以为为聪明绝顶,是“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别人都是傻瓜,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可是这种聪明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愈是危险。

  从“小土群”到“小洋群”,本来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不是全民大炼钢铁,不是几千万人上山,我们怎么可能在地质资源不明、技术力量不足、机械设备不够的情况下发展“小洋群”,去年的八百万吨好钢和三百多万吨土钢又从何而来?

  然而他们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有失有得”,或“得不偿失”,意思就是:发动群众当然也可以,但是这样搞法,就太乱了,太浪费了,太“划不来”了,等等。

  你瞧,他们多会打算盘。可惜他们打的是小本经营的算盘,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算盘。就拿全民大炼钢铁这件事来说,这其实是一场大革命。几千万人上山,几千万人站在小高炉前,要革经济落后之命。而革命,它不是姑娘们绣花,可以一针一线细细摆弄,它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一声起来,就如千帆竞发,万马奔腾。这中间当然会有参差,也会有缺点,但这是革命,是亿万人的大事业!正如列宁说过的:“革命不能像裁缝量衣服,量七次,裁一次。”革命,正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

  何况,即使按他们的算盘打,也不是“得不偿失”。周总理在“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里,已经把这笔帐算得清清楚楚。正像报告里说的:“如果我们只采取建设大高炉的办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由于受着各种条件的限制,即使花同样的乃至更多的投资,也决不可能在五年内生产出这样多的生铁。”

  可见得,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并不是真的要算帐,归根结蒂,他们是反对群众的革命运动。他们这些要把革命当作绣花,要想叫嚷着“有失有得”、“得不偿失”的人,实际上是想缚住群众的手足,要群众像小脚女人似地前进。这种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岂是气贯长虹的社会主义建设英雄们所能忍受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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