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多钟，小灰楼的火烧起来了，火舌从一楼的正门里舔出，烧着了门前的几根电线，还发出一闪一闪的蓝光，我当时站在小楼前，心里很痛快。回想今天一天的斗争，我感到这是“四人帮”反人民所得到的必然结果。

　　就在这时，一个穿劳动布工作服的青年人走到了我的身边，和我并排站在一起。突然他头也不回地对我说：“你已经被人盯上了，赶快离开这儿。”他的声音不大，但我却听得十分清楚，我转过头来，看他已经转身走了。

　　于是，我朝着他走的相反方向——历史博物馆走去。走到一个灯柱下，回头一看，有四个穿蓝裤子（其中两个穿蓝上衣，两个穿绿上衣）的人跟在我的后头，见我转过身来，他们也就停下，像没事的人一样四面张望。“怎么办？”我心里嘀咕着，就站在灯柱下不走了，这时，广播讲话开始了，声音大得震耳朵。

　　我想，现在是脱身的好机会，于是朝纪念碑的方向走去。这时，正值下班时间，来到纪念碑的群众越来越多，纪念碑上的人就更多了，我急忙挤到人群中去。把那四个人甩开。在纪念碑的西侧，我又碰上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他穿一件旧的军大衣。也许因为上午我拿着喇叭带头喊了一些口号，以及早上我领头唱《国际歌》，他认识了我。他对我说“你怎么还没走？上午我就认识你，这会你上纪念碑来干啥，快走吧！”我对他说：“我现在走不了，有人盯上我了。”我们心里都很明白，只要我一走到人少的地方，他们就会把我抓走。穿军大衣的人低头沉思了一会，然后十分坚定地对我说：“咱们换下大衣，然后你马上离开。”我听完后，心里十分感激，但情况又不允许我说更多的话：于是我们挤到台阶下交换了大衣，临走时我对他说：“我在军事博物馆一路车站等你。”

　　在军事博物馆车站，我只等了他二十多分钟，但这二十多分钟却让我感觉像两个小时一样长：“他怎么样了，会不会被捕？”我真替他担心，直到他从车上下来，我才出了一口气。我问他：“你是哪的？”他说：“二炮的。”此时，我们忘了互通姓名，只是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鼓励说，多加小心。相信咱们以后还能在天安门广场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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