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送花圈的热潮过去之后，纪念碑下的人群慢慢散开了。我绕着纪念碑转了两圈，看到碑身和下面栏杆上，又贴出了几份诗词。有些墨迹还没干透，显然是刚刚赶写出来的。

　　我考虑着：要不要把《告别》也贴出来呢？几个小时以来，我不停地跑来跑去，沉浸在反抗的浪潮和斗争的喜悦里，早把平时的谨慎和离家时母亲的叮嘱丢到脑后。在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气氛里，那些东张西望的“便衣”也显得并不可怕了。使我犹豫的是，局势发展到了这一步，我的诗还有用吗？我为人民而写，已经开始怒吼的人民还需要泪水和痛苦的激励吗？我为斗争而写，已经公开升级的斗争还需要这些含蓄的暗示吗？我犹豫着，忽然又觉察到，这犹豫中包含着作者的虚荣：为什么总担心“我的诗”如何如何呢？拿出来就是了，人民自会鉴别。有用没用，让斗争实践去回答吧。

　　我从书包里取出那两大张白报纸。刚一展开，人们立刻围拢来。两个中学生帮我把诗贴在朝北的浮雕旁，围观的人迅速增加。后面有人大叫：“念一念！前面的朗诵！”身边那几个青年，期待地望着我。我踏上了最高一级台阶，台阶太窄，立不稳。我只好一手撑在一个中学生的肩上，一手抓住浮雕上的一个人头，开始朗诵起来。纪念碑下的两层平台以至下面的广场上，都围聚着侧耳静听的群众。我顾不上什么抑扬顿挫，只放开喉咙大喊着，想让更多的人听清每一字、每一句。

　　最后一句念完了，听众中仍没有一点声音。我走下台阶，心在怦怦跳。猛地，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周总理万岁！”“誓死保卫周总理！”“打倒野心家！”……我跟着人们振臂高呼，心中充满了难言的喜悦和满足。几个外地口音的老工人和我使劲地握手，更多的同志投过致意的目光。忽然我的一个老同学从人群里钻出来，告诉我附近刚才还在抓人，劝我别再逗留下去。我听从了。在他的护送下，我取出车来，很快离开了广场。

　　后来知道，一直到晚上九点半钟，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广场上坚持着斗争。在他们朗诵着，抄录着的诗词中也有《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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